【大紀元5月31日訊】在《文匯讀書周報》（5月23日）讀到關愚謙《德國追憶七十年前的焚書往事》一文，七十年前，1933年5月10日，德國法西斯下令將不合他們口味的書籍統統焚毀，掀起了一場全國性的焚書運動，國家圖書館遭受了空前的浩劫，從愛倫堡、杰克．倫敦到馬克思、愛因斯坦、弗洛伊德等的書都化為了灰燼。參与焚書的不只是納粹分子，還有大學生和教授們，他們一邊焚書，一邊還嚷著作者的名字和燒書的原因。

那么義正詞嚴，那么理直气壯。七十年后，在焚書的紀念日，德國出版了多本回憶焚書悲劇的書。在兩年前新修复的柏林中心國家圖書館廣場上，用厚厚的防彈玻璃開了一個地窗，下面是一個地下藏書室，四壁書架空空蕩蕩。旁邊文字說明，1933年5月10日，國家圖書館圖書被法西斯焚毀。這是一個民族對一幕不堪回首的往事的自我反省，揭開傷疤，正視歷史，才有可能避免重蹈覆轍。

中國是個有焚書傳統的國家，前不久，那個“國寶”級的“學術大師”季羡林睜眼說瞎話，宣稱中國是世界上最愛書的民族，高論一出即遭不少有識之士的駁斥。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慘痛歷史，忘不了歷朝歷代專制君王們對文化、知識以及他們賴以承載的書籍的仇視，更忘不了像德國法西斯那樣焚書的“文化大革命”。如果說兩千多年前秦始皇焚書离我們太遠，記憶模糊了，早已被學富五車的不肖子孫所淡忘。

那么“文革”距今不過二十多年，傷痛猶在，難道住過牛棚、下過“五七” 干校的“大師”如此健忘？當年焚書決策者的巨幅畫像依然懸挂在天安門城樓上，參与焚書的依然在招搖過市，滋潤地活著。沒有人為民族史上恥辱的一頁下跪，沒有一個參与焚書者公開為自己當年的罪過忏悔，永遠正确的党在否定了“文革”之后，就把那一頁輕輕翻了過去，仿佛什么也沒發生過。巴金老人呼吁多年的“文革博物館”都是一個禁區，1996年是“文革”發生三十周年，鐘沛璋主編的《東方》雜志欲做一期紀念專題都不得，文章都編好了，不得不臨時撤下，只留下了空空蕩蕩的“編者的話”，如同空空的眼窩，成為另一种傷痕的見證——

“15年前，巴金老先生首倡建立‘文革博物館”，在全國上下引起強烈而廣泛的呼應——不要忘記我們民族曾經經歷過那樣一場因千百万人真誠投入而更顯荒謬悲慘的浩劫。

……

也許，期待一座有形的博物館尚需時日，且未必能最終落成，但綿綿不絕的呼聲激勵著無數人用語言、用文字、用情感、用理性，用銘心刻骨的記憶和追源溯流的分析，在一磚一瓦地修筑著無形的博物館。……”

至于那些蠅營狗苟、以做工具和喉舌為榮的報刊，更是視“文革”為洪水猛獸，根本不會去碰。在強權不可告人的暗示、明示，乃至赤裸裸的禁止下，不用說有形的“文革博物館”，欲求一無形的“文革博物館”也不可得。表面上我們已遠离“文革”，遠离了那個焚書的年代，專制的實質卻是一致的，后“文革”的權力并非來自人民的同意和授權，而是直接繼承了前“文革”、“文革”的遺產。因此“文革”才成了中國不容触摸的傷疤，這真是一個荒唐又無奈的現實。

看看德國，想想中國，我們何時才能像德國那樣反思自己的焚書史？何時在我們的圖書館廣場上也設立永久的紀念，提醒后人勿忘那滅絕文化的一頁？何時我們才有自己的焚書史？一個民族的進步往往從恢复歷史記憶、從自我反省開始，只會遮掩、冷藏、封鎖歷史真相的民族將失去未來。

2003/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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