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30日訊】大紀元特約記者陳陽報導/1989年64事件中，《世界經濟導報》因為爭取新聞自由，拒絕充當「党的喉舌」，而被當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查封。一代報人欽本立郁郁以終。江澤民則靠整肅《世界經濟導報》起家爬上總書記的寶座。
被江澤民封殺的《世界經濟導報》，當時被認為是大陸思想最開放的報紙，甚受學術界和青年學生歡迎。89年學生運動在5月13日開始絕食之前，聲援《世界經濟導報》、要求新聞自由，是一個重要的中心議題，而且也史無前例地把新聞工作者和廣大知識分子卷入了這場民主運動。所以有評家認為，“導報事件”是八九民運從學生運動轉向全民社會運動的一個轉折點。
張偉國先生當年為世界經濟導報靈魂人物欽本立的得力助手﹐在接受本采訪時，披露了江澤民鎮壓經濟導報事件中一些鮮為人知的內幕。
張偉國1956年生于上海，1983年畢業于上海華東政法學院，曾在上海當律師，后為《世界經濟導報》編委、駐北京記者﹐1989年6月9日被上海公安局收容審查，同年12月被以“反革命煽動罪”逮捕，1991年2月以“尚未构成犯罪”為由“決定不起訴”被釋放。1993年來美國，在柏克萊加州大學任訪問學者。1996年開始主辦网絡刊物《新世紀》，并擔任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
以下是張偉國先生接受采訪的記要，標題為編者所加。
“快半拍”的民辦報紙
世界經濟導報是由欽本立先生創辦的。欽本立是一個老報人，49年以前曾經是香港文匯報在上海辦事處的負責人，為共產黨做地下工作。文革中欽本立受衝擊﹐以后平反，到上海社會科學院任世界經濟研究所的党委書記。在這個過程當中，他憑跟文匯報的老關系，去借了二万塊錢，把當時在文革當中打散的，在新疆，青海。。。那批右派，老報人右派找回來，大家一起，辦起來《世界經濟導報》。辦起來以后呢就涉及到一個挂靠，因為在中國你如果沒有一個挂靠的話，它就不允許你搞，那么欽本立由于自己是世界經濟研究所的党委書記，那么就挂靠在世界經濟學會﹐80年6月創刊。
《世界經濟導報》把這個民辦性質也體現在報紙的風格上，基本上跟官方的報紙有比較大的區別。這個區別無論從言論的風格，還是從選材，焦點的扑捉，都有它的獨到之處。經濟導報當時在改革開放當中相當活躍，不但在思想信息方面比較活躍，而且它本身的組織架构也很新穎。 導報希望在推動中國的開放方面起一個相當關鍵的作用，至少起別的媒體起不了的作用。正因為有這樣一個願望，那么它在很多安排上面，用新聞界同行的說法，就是導報比一般的報紙可能要快半拍。有的時候，這個中央有一個政策還沒出台，那我們這個報紙上已經在開始討論了。用現在的話講有一种輿論導向，但這個導向不是控制在中宣部手里，等于控制在欽本立和導報手里。正因為它有這樣一种領導風气﹑領導輿論的作用，它造成了一個很大的影響。
為其他媒體所不敢為
88年底﹐在紀念11屆3中全會10周年的活動時，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插曲。我們都知道中共党內也不是鐵板一塊。你一起了這种作用，那反對派也把你看成眼中釘。在11屆3中全會10周年活動舉行的時候，王忍之是當時的宣傳部長。他看到記者名單里有<<世界經濟導報>>，他馬上就圈掉了，不讓我們參加。這次會議不但不讓導報參加，也不讓當年幫助胡耀邦一起進行思想解放，參加理論務虛會的許多改革理論家參加，象王若水﹑嚴家祺﹑于浩成﹑李洪林等等，都沒參加。沒參加以后呢，蘇紹智也是孤軍奮戰在會場上面。他雖然也發言了，但這個聲音很微弱，也沒有讓外界知道。等到會議最后一天的時候，蘇紹智先生請我到他的辦公室﹐一起看他的稿子。他跟我們導報商量，看有沒有這個可能性登在導報上。我馬上把這個稿子傳回到上海，請我們總編欽本立來定奪。蘇先生在這篇文章里主要是講在86年底﹑87年初的學潮之後﹐中央的一些老人﹐像薄一波﹑王震等等﹐利用所謂黨內組織生活會的形式﹐罷黜了當時名義上的國家最高領導人胡耀邦。這是一個明顯的違反黨的組織制度的行為。蘇先生在這篇講話稿裡對這件事情作了比較嚴肅的批評﹐而且作為政治改革的教訓應該怎樣伋取。這個問題是很触神經啦，當時高層里面已經醞釀了一些實際上煩躁的風潮，那么在這個气候上保守派是很緊張的。這也反映出導報作為一張報紙，它做了當時其他媒體所不能，不敢做的。
欽本立當然很愿意發。當時他說想听听我的意見。我當時表達了這樣的意見﹕
一。既然沒讓我們參加這個會，那所謂這個會議的紀律，我們就沒有遵守的義務﹔二。這個稿子是蘇先生在會上公開發表的，不是一個秘密文件，我們也應該可以﹔三。如果講有人對這個稿子有意見，我們完全歡迎，開放報紙讓大家一起來討論，批評。
我印象很深，這個活動正好是在年底，登出來以后，我正好回到上海度假，要過年了。据說這個報紙出來以后，中宣部馬上就發文件，把這期的世界經濟導報給扣了，然后通知其他各個報紙不能轉載這篇文章。而薄一波呢就拿了這篇文章到鄧小平那里去告狀。
被江澤民利用
薄一波到鄧小平那里告狀以后，中宣部就給了很多壓力。欽本立作為我們總編，日子也很不好過。
江澤民也是很善于偽裝的一個人。就在這一年上海的中國新年團拜會，江澤民看到欽本立的時候，還拍拍欽本立的肩膀，說這個事情你不要緊張，檢討市委幫助來寫。上海市委呢是做減壓器不會做加壓器，不會升溫，只會降溫，你放心好了。
欽本立當時吃了一點定心丸。這個事情我想跟后面的事情有很大的關系，就是欽本立在看江澤民的問題上面，導致了他的一個誤判﹕沒有料到江澤民在後來關鍵的時候會出賣他，會出爾反爾﹐翻臉不認人。
事後我們從其它消息來源的資料來分析﹐江在這上是做了相當的手腳。因為薄一波到鄧小平那里告狀以后﹐鄧小平要求處理﹐壓力就直接面對趙紫陽。報紙也是和趙紫陽關系比較近的。現在要趙紫陽來處理這個報紙﹐就等于有他的好戲要看了。江在這時候插進一杆子﹐等于有點分化瓦解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也想抓住這個機會施展一下。做這個動作的同時﹐江澤民也動員了一些上海的老同志，一些上海市委顧問委員會的領導﹐出面給鄧小平和政治局寫報告，批評趙紫陽只講一個基本點，沒有二個基本點，以改革開放來壓四項基本原則。
欽本立在這次風波過程中應該不知道這個內幕。現在看﹐江澤民安撫欽本立﹐幾乎同時背地裡運作這些老同志給趙紫陽放暗箭。導報在不知不覺中被他利用了。
導報事件的起因
導報事件的起因是第439期報紙(編注：1989年4月24日報紙)。這一期報紙的內容是我和<<新觀察>>的編輯戈揚，在文化部的會議室主持了一個座談會。當時外面的學生已經上廣場了。座談會參加的人都是胡耀邦原來的一些舊部和倡導改革開放的一些青年學子。在這個會上有比較尖銳的言論﹐其中兩個人的言論比較突出。一個是嚴家祺的，他認為共產党的權力更替都是非程序化的，講白了就是宮廷政變，沒有按照一個正常的程序在進行。另外一個講的比較激烈的是戴晴，認為這個共產党的總書記從陳獨秀到胡耀邦沒有一個有好下場的。你去算，每一個下場都不行，她就從另外一面印證了嚴家祺提出的中國沒有确實的權力更替程序，所以這樣一种悲劇不斷地在重演。胡耀邦的去世不單單是胡耀邦本人的一個悲劇，實際上是中共的一個悲劇，也是中國的一個悲劇。
會議結束以后，我向總編欽本立匯報。他听了以后就希望把整個會議能夠報導出來，所以我花了將近一天一夜的時間整理出來了。我們大概分了5個版面，就是把這個座談會的內容，這個發言的大部分內容全部登，用這期報紙登出來。 這也是導報有史以來沒有過的。
江澤民大罵欽本立
當時參加會議的人里面有一個跟江澤民關系很近的人叫劉吉，在海外被稱作是江澤民的智囊。他參加這個座談會以后就往上海給江澤民打報告。在報紙已經開印的情況下，欽本立接到了陳至立(上海宣傳部長)的電話，要求他到上海康平路市委去談話。導報從來也沒有送給他們審查的慣例﹐所以欽本立也沒有想到要談什麼。作為一個老報人﹐他有一個習慣﹐就是每一頁報紙他都要全部看完﹐簽了字才走。那天欽本立在印刷廠看完報紙校樣﹐開机印刷才走。馬路上那時已經出現遊行﹐交通還不太方便。
談話的要求，就是說文章里有几百個字要刪，就是戴晴﹑嚴家祺講的最激烈的，其他的都可以登。 欽本立說這個報紙都已經印了，怎么可以呢？陳至立講了很多理由，欽本立還是堅持他的原則，不能撤。從7點多鐘一直談到晚上12點多鐘，那個時候實在談不下去了，他們就搬救兵﹐把江澤民和曾慶紅一起搬出來。那個時候江澤民出來就把欽本立大罵一通，罵得狗血噴頭。因為從所謂參加中共革命的資歷來講﹐欽本立資格要比江澤民還老。中共党內的一個傳統，對老同志還是尊重的，所以那一次對欽本立的挫折感很大。欽本立盡管在這种情況下，他還是堅持，沒有松口，說回去等自己考慮考慮吧。
當時汪道涵(編注：海外媒體稱汪道涵為江澤民“國師”)也參与了。汪道涵作為世界經濟導報的名譽理事長，希望欽本立看在朋友的份上，在這樣一個大是大非歷史關頭要站穩立場。在汪道涵的作用下，欽本立一度表示可以把報紙收回來。但非常不湊巧，那天印刷厂印好以后，等到欽本立通知的時候，已經有一部分報紙流失出去了。因為這個導報的報紙和普通的報紙不一樣，它是分兩條系統在發行的。一個是公開的郵局，還有一條是上海的机要局，就是給這些高級干部的和有關部門的領導人的﹐都是通過机要局的系統送。因為一般報紙送不進去，他們都有自己的机要信箱。第二天早上，汪道涵拿到這張報紙了，大發雷霆，就批評欽本立不守信用，欽本立說我已經跟下面講了嗎！
那個時候就等于是導報跟江澤民的關系，跟汪道涵的關系都決裂了，一下子導報就站在了一個非常特別的位置上。
開始中央對這件事沒有表態﹐就是江澤民拼命打電話到北京，給主持工作的胡啟立施加壓力。胡啟立和芮杏文采取比較中立的態度，沒有太支持他。後來中央電視臺作了一個對導報批評的報導。江澤民好像以為拿到上方寶劍了﹐對導報的壓力就更大﹐對導報的動作也更多了﹐包括讓我回上海參加學習﹑提高思想。
在這個情況下，導報當時商量討論怎么樣推動新聞自由。欽本立有一直說導報在關鍵的時刻要起關鍵的作用。我們自己當時也有一個認識﹐就是我們到了一個關鍵時刻﹐我們就要視死如歸了。在我們自己手裡死﹐總比將來全部把你的人馬換掉﹐仍然用你的牌子好。另外一個考慮就是現在如果堅持往前推進一步﹐中國的新聞改革﹑新聞自由就會嚮前邁進一大步﹔如果這一步退回來﹐那這一步退得也很大。當時我們提出了一個概念﹐就是“進一步進十年，退一步退十年”。所以導報非但沒有退讓，反而有進一步的攻勢，發表了一些公開的聲明，而且通過西方媒體也報導了被查封，被整的消息。江澤民一看這种架式，就來火了，馬上就在發表4．26社論的前后，開了上海市万人干部大會，就在會上宣布撤欽本立的職務。
江澤民擬讓陳至立背黑鍋
當時趙紫陽在朝鮮﹐回來以后開會，在政治局會議對江澤民處理導報事件有一面倒的批評，認為他把事情搞糟了，認為他等于去點火嗎。本來扑火都來不及，北京的學生這邊火還沒滅，再把記者這邊去捅個馬蜂窩﹗
那個時候江澤民有點慌了手腳，手足無措﹐听這些秘書講，會議廳出來臉色大變。他也商量了一些對策﹐一個呢就是讓陳至立來背這個黑鍋。如果這件事情中央怪罪下來，由陳至立來擔這個責任，因為她是宣傳部長。江澤民他自己呢也在党政軍的會上，內部變相地做了一些檢討，他甚至都講到自己是縮頭烏龜啦！唉，這個話很難听，不堪入耳。在這個過程當中，我自己也經歷過，他找到李銳﹑蘇紹智﹑季崇威等當時跟導報比較密切的一些干部、老學者，希望他們來做導報的一些工作，導報退一步，檢討也不要做了，就做一個說明吧，那么上海市委也就不再追究欽本立的責任啦，大家退一步，這個事情也就了了。在上海的那些局級干部會上，開始的時候江澤民是發火，“我一個政治局委員還不能撤一個局級干部”，既而那邊已經造了立場，他也不敢太放肆，所以就搖搖擺擺。當時導報是基于自由到了一個關鍵的時候，而且看到89年4月底5月初民气都已經風起云涌，所以也就堅持沒退讓。這個我想是中國新聞史很特別的一幕。
在朱杏清﹑範鈞﹑陳樂波等編委的努力下﹐又出了兩期報紙。每出一期都是和劉吉為首的上海工作組進行艱苦的斗爭。
因為導報是挂靠在世界經濟學會。大約是五月初﹐世界經濟學會發了一個函﹐認為上海市委在處理世界經濟導報這件事上沒有依據﹐而且是錯的。這等于是直接批評上海市委對導報的處理。我們就把這封信放在導報的頭版。劉吉那裡當然是通不過了﹐那麼通不過就不出﹐這樣就把報紙停下來了。後來因為形勢的變化﹐就越來越不可能出報了。
江澤民欺世盜名
欺世盜名啊﹗江澤民是一個很善于做表演的政客，表演往往會比較過頭。為什么說他是欺世盜名﹖實際上他是有步驟的、有系統的參与了中共的倒趙運動。我們都知道89年的這場運動，實際上跟中共的權力斗爭有密切關系。他在導報事件上對欽本立的態度出爾反爾，實際上完全都是根据倒趙的需要選擇和決定的。他處理導報實際上和倒趙的行動是一致的。當時在中國有某种變相的秘密，就是說趙紫陽跟導報的關系很密切，甚至于把趙紫陽看成是導報的后台老板，那么從某种角度講打導報跟打趙紫陽實際上是相呼應的。可以證明一點的是在89年的春季，胡耀邦去世之前，上海市委以上海老干部的名義，好几次寫情況報告給鄧小平和政治局委員，就是批評趙紫陽，說他只有一個基本點，沒有二個基本點，以改革開放來壓四項基本原則。實際上已經就開始發難了，89年他對導報的處理，對欽本立的態度，實際上跟他對學生的態度是一致的。所以他在美國記者華萊士采訪時說，他同情64學生，應該講是一种很虛偽的表演。(//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