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7日訊】 在廣州打工的湖北籍青年大學生孫志剛被慘無人道的收容制度打死了！我沒有震惊感，因為3年前我在《我向總理說實話》中揭露過据稱是中國最文明的地方——上海，是怎樣的殘害千千万万被收容的農民工的；后來，我到了首都北京，我編發過國務院小城鎮辦公室關于農民工在北京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系列調查報告；再后來，找我來訴苦的被收容過的農民工越來越多了；再再后來，我無奈了、失望了，常常想到可怕的暴力革命和911恐怖主義。但當我得知孫志剛被打死的消息的時候，我還是失聲的痛哭起來，因為孫志剛是替我而死的。

我是2001年9月來到北京打工的，剛到北京的時候，口袋里總是帶著《中國改革》發給我的工作證，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總是小心翼翼的，當心自己被收容。2001年12月21日早晨7點多鐘，我當心的事情發生了，我從清華南門的水清木華園剛出來，就看見城府路上一大幫穿制服的人正在攔截過路行人檢查證件，我的第一反應就是退回水清木華園，因為我的包昨天在餐館里丟失了，身上什么證明都沒有了。但很快我又拿定主義：收容了正好，可以寫一篇“李昌平收容記”的長篇報道。我大步走向檢查站，只見三才堂（寫字樓）的牆邊已經站著47個舉著雙手面向牆壁的農民工了。我站到一個穿制服的領導模樣的人的身邊，注視著發生的一切，被檢查的絕大多數是農民工模樣的人，不到20分鐘，牆邊上站著的農民工超過了80個。我有些沉不住气了，和那個穿制服的領導聊了起來，他說快到元旦節了，為了保證北京節日期間的穩定，全市要集中一個星期收容遣送一批非法農民工。我問怎樣确定非法農民工，那位領導說看他們是否有身份證、暫住證、健康證、計划生育證等。8點12分，收容的人數超過了100人，領導叫來了一輛囚車模樣的車，命令舉著雙手了農民工“滾上車”。我有些激動了，對那個領導說，我也是一個農民工，你們也把我收容吧！那個領導盯了我好一會，緩慢的丟給我兩個字——“無聊”，凜然轉身指揮農民工“滾上車”去了。

后來，我有了記者證，在北京我是很少將記者證帶在身上的，我希望有一天被收容遣送，我的這個愿望很強烈，但一直沒有人收容遣送我，“李昌平收容記”也一直沒有寫成。我把這個遺憾說給我的同事听，他們都說我太胖，象個腐敗分子，誰敢收容腐敗分子呀！后來，我們單位來了几個瘦瘦的實習生，我要他們完成我的這個遺憾，但他們的模樣一看就不像農民工，所以被收容的愿望一直沒有如愿。 听到孫志剛收容致死的消息，我就覺得他就是替我而死的。因為孫志剛的死告訴我，假如我被收容了，也可能被打死，這突破了我“希望被收容”的底線；我們總以為收容的對象是農民工、小縣城的下崗失業者，但孫志剛是大學生，他被收容突破了收容對象的底線，明天被收容的可能是大學的教授；這樣下去除了帶警衛的、穿制服的和我這樣腐敗模樣的人有安全感外，其他人還有生命安全可言嗎?孫志剛的死，喚醒了我們其他活著的普通人的警惕；孫志剛用他的生命給那些“被賣了但還在替人數錢的知識分子”一記響亮的耳光；孫志剛用生命警示我們：這個社會存在另一种“非典”——無法無天的權力，時時刻刻威脅著我們。所以孫志剛替我而死了，也是替老百姓而死了。

孫志剛的死，讓我聯想到了很多事。我們有了2000多部法律，但民間到北京來上訪的人越來越多了，北京火車南站“上訪村”里高峰的時候達到10000余人，這是從來沒有過的；全國各省都有便衣警察常住北京，越來越多的上訪者被拘留、判刑，有的還被蒸發了，就因為他們越級上訪，這是從來沒有過的；過去收容遣送是一种救助的制度，對象是無助的農民工，現在的收容遣送是一种什么樣的制度了，而且對象擴大到了大學生，這是從來沒有過的；過去只有城鄉二元，現在，你是武漢的市民，你到北京、上海、廣州一樣被收容遣送；過去你在郵電系統工作，你的子女只能在其他系統工作，現在，壟斷行業和權力机构的“家天下化”成為普遍趨勢，這是從來沒有過的。我們這個社會正在破碎成無數個政治經濟權益體，少數人成為政治經濟利益的既得者后，就利用法律、條例、制度、職權、國家机器維護、擴大自己的既得私利，千千万万的農民工，千千万万的下崗工人，千千万万的大學生，他們在尋求生存和發展机會的過程中，還將有多少個孫志剛啊！孫志剛用生命告訴我們：人民和“非典”的斗爭沒有妥協！

“非典”奪去了少數人的生命，但戰胜“非典”要靠人類的共同奮斗，否則，“非典”將會奪去更多人的生命。

孫志剛今天替我們死了，如果我們漠視孫志剛之死，明天就是我們的死期。

孫志剛兄弟，帶我們的靈魂去憲法法院，起訴這狗日的收容制度！孫志剛兄弟，跟我們去人民大會堂，跪說你的冤枉！

孫志剛兄弟，我看見了你沒有瞑目的眼睛，我輩愧對你的冤魂啊！

──原載《新世紀》(//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