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4日訊】 在廣州火車站廣場東部，每每可以看到一輛裝有鐵窗的囚車停在那里。一個身穿灰色制服的男子在囚車附近踱步，用鷹一樣的眼神盯著路過的民工。

我曾經認真地辯析過那雙眼睛，它們里面沒有任何人性的色彩，只有無限的冷漠。不知要抓捕過多少無辜的弱者，才能練就這雙眼睛。

數十年的人生經驗告訴我，這雙鷹一樣的眼睛就是制度的眼睛。 且看這些“鷹眼”們輝煌的捕食記錄——

1999年7月11日,江蘇女青年蘇萍（化名）身上帶有珠海市暫住證，卻在廣州街頭被警察強行收容，并當作精神病人送進收容醫院，遭到几十人次的輪奸。

1999年10月4日夜，廣西青年張森，因沒帶暫住證在廣州大街上被警察收容；因親屬未及時帶200元到派出所贖領，張森被送到廣州市收容站；因未及時帶800元來贖領，張森被押往廣州市收容站從化分站，最后在從化分站“离奇死亡”。

2001年9月19日，從陝西運苹果到廣州出售的陝西果農景曉智在廣州突然失蹤，10月12日，景的家人突然接到一家收容醫院的電報，稱景已在該院病重身亡。后据中山醫科大學法醫鑒定作出結論：景是在廣州收容所被活活餓死的。
　　
2003年1月26日，5個外來工因無暫住證被廣州白云區慶丰居委會治保隊押進收容車。在押往廣州市收容所的高速路上，由于收容車的后門沒關好，導致5人從飛馳的車上摔下，其中2名女工被活活摔死。
　　
2003年3月17日晚，在廣州市區，已畢業的湖北大學生孫志剛出去上网，僅僅因為沒帶身份證就被警察收容，3天后死于廣州市收容人員救治醫院。廣州中山醫科大學法醫鑒定中心的檢驗報告表明：在孫志剛的尸體上發現了多處鈍性暴力作用所致的傷口。

對于孫的家人的申述，廣州公安系統按草菅人命的“慣例”不斷地磨蹭和推托。但這一次國人不答應了，抗議的風暴越鬧越大，終于惊動了中南海。中南海人士的治國經驗要丰富些：在1980年代，打死大學生是要鬧學潮的。于是中南海下令捉拿正凶，有13個犯罪嫌疑人被緝拿歸案。

多虧有義者披露，我們才能夠通過网絡了解到這樣的“小插曲”：大約是5月11日，廣東省委常委會上公安廳放了在救治醫院發現的錄相，据看過的人說，4月20號早晨，在孫志剛進收容人員救治醫院106病房前，有兩個護工進房間，對房里的8個“病人”說，等會來個人，往死里整，于是等孫進屋以后，不長時間先后打了兩次，用棉被包著打。人就不行了。

可以肯定，這次事件將得到解決。但是，如果被整死的不是大學生，而是象四個月前被摔死的女民工那樣，情況又將如何？

在抗議和處理的高峰期，有關方面肯定會搖著尾巴表示順從，但事件過后呢？看一看前面的先例就知道了。

廣州市收容所，這是一座吞噬了多少底層民眾生命、自由和尊嚴的巴士底獄。在合法的收容法規支持下，這座巴士底獄還將繼續運作下去，繼續整治和殘害無辜的底層民眾。

在北京，在東北，在不人道的中國大陸机器社會，還有多少座這樣的巴士底獄，在吞噬無辜民眾的生命，蹂躪無辜民眾的自由和尊嚴？

在巴士底獄背后，隱藏著真正的老板——政府机构。表面上看，由于机构設置上的條塊分割，廣州市委、市政府對公安机關沒有絕對的掌控權，但是，他們從來不去真正制衡、管束公安机關的胡作非為。与其為了几個外來人口的性命去揭開蓋子、打破公安內部的官官相護而增添“麻煩”，還不如“讓”他們三分，維持他們對自己表面上的听話，偶爾再借助他們干點“臟活儿”——這种“勢利”的取舍，對于公安机關來說，當然是極大地解放和縱容。

從更深的層次上看，政府官員和公安人員之間乃是一個利益聯盟。最近几年，廣州的行政官員們認為自己工作干得不錯，經濟節節上升，市容“一年一小變，三年一中變”，于是就立意加強收容工作，把一切“臟亂差”的外來人口給清除掉，從而增加廣州市容的整洁度。這种惡意的行徑最終通過堂而皇之的地方立法而獲得了合法性，從而極大地擴張了公安收容部門本來就不受監控的權力。同一切新增加的專橫權力一樣，公安部門當仁不讓地借用收容權來牟取經濟利益，或者充分享用由于增加對民眾人身自由的決定權而獲得的精神快感。在光榮的使命和合法的制度支持下，踐踏人權和草菅人命的事情就這樣屢屢發生了。

在內地，地方如果遭到中央報系的批評，會假裝受到震動，對當事人作一番整肅。這一慣例在廣東似乎遇到了例外。自1980年代以來，在中央和地方的相互扯皮中，廣東方面已經養成了陽奉陰違或遇到紅燈繞著走的習慣，對于經濟建設來說，這當然是大好事一樁。但是它也滋養了地方各級各類官員無視來自中央和社會的制衡的習慣（這制衡本來就極其有限）。甚至在某些方面，經濟成就反而增加了南方的官僚特權階層以放肆地侵犯人權，或包庇少數原始積累式的資本家殘酷壓榨民工的特權。于是乎，在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南方，不僅沒有在政治文明方面先走一步，反而屢屢鬧出極端的和血腥的事件。一些通過濫用職權侵犯人權以牟取暴利的手法，往往由經濟最發達的南方社會最先發明，然后向北方社會推廣。

從更廣闊的角度來看，廣東的例外其實具有更大的普遍意義。中央政權不正是如此么——一旦它取得了經濟成就，腳跟站穩之后，就開始倒行逆施，全面專政了。它在經濟建設上的成就，正好給它增添了作惡的能量。全面專政必用鷹犬，而鷹犬在充當鎮壓工具的同時，必然地自為主體，借机擴張自己的權勢和利益。自1999年中央政權在一夫獨裁下開始重新拾起全面專政的法寶以來，中國大陸公安的權力和秘密警察的權力越來越大，行為越來越放肆，這是有其深刻的制度性的原因的。為什么在南方早已創造了借查暫住證而敲詐外來人口錢財的“先進經驗”多年后，北京地區的公安從1999年下半年才開始大規模地模仿？這絕不是偶然和巧合。

2002年底，即將卸任的朱總理曾經下令取消暫住證收費，其初衷不無為百姓人權考慮的美意。但一些地方的公安人員仍然繼續其借查暫住證敲詐錢財的事業，或者繼續其借查暫住證而顯示其對民眾人身自由具有決定權的職業風范。朱的意志和政策是得不到貫徹的，當事人對朱的善政根本不理不睬，他們更熱衷于保持作惡的權力，更擁護能夠幫助其擴張作惡的權力的領導人。可怜朱直到下台前都對這個千瘡百孔且吃人不眨眼的中央集權机器保持著迷信。

面對一座座黑暗的巴士底獄，難道人民，難道廣州和武漢的大學生們都是懦夫嗎？我認為不是。難道政界的林樹森和俞振聲們都完全喪失人性了嗎？我估計不是。就具體這件事來看，廣州的有關方面是沾了SARS病的便宜的，他們還以為，這個大學生和以前的几個女民工一樣，死了白死了。他們到底不如中南海懂政治。

并不是大學生的性命貴重，而民工的性命就不值錢。這是一個操作問題。大學是現代社會的政治中心，是新文明的策源地，大學生是中國社會組織性最強的社會群體，他們往往走在主持正義、爭取民主自由的前列。通過捍衛同伴們的人權，大學生和知識分子們往往能夠走出壕塹，進而去謀求捍衛所有人尤其是底層民眾的人權。孫志剛的弟弟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希望通過這件事的處理，“讓在廣州的外來打工者不再擔惊受怕”。這句話代表了所有人的心聲。

這次民間社會怒濤般的抗爭，僅僅是一個開始。它表明，在這個信息時代，面對著專政机關种种愈演愈烈的踐踏人權的行徑，面對著昏聵而傲慢的后極權體制，中國人民已經等得不耐煩了。他們庄嚴的沉默不是無止境的。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一切蹂躪人權、草菅人命的惡棍們，一切大大小小的暴君，中國人民的壓迫者們，你們以為你們可以一直這樣下去，而不受到人民的懲罰么？

人們希望即將到來的自由民主革命通過和平演變的方式實現，是理性的、也是人性的表現。對于統治集團內部的行政管理人才，眾多的開明派、溫和派、改革派，以及一切期望并推動中國复興的力量，一筆抹殺是不對的。他們如果能夠放下屠刀，翻然悔悟，主動迎接政改，和平長入民主社會，當然是較好的選擇。但是，如果他們一定要長期拒絕三權分立，肆意浪費一代人的生命，擺出一副大權在握無所顧忌的架式，不肯放棄使用專政机器鎮壓人民的樂趣，非到用盡最后一個砝碼而不停止作惡，那也沒有辦法。和平演變不是一廂情愿。如果和平不了，那就不和平唄。 

還記得狄更斯的小說《雙城記》上的情節吧：在庄嚴的沉默和等待中，巴黎圣安東尼區的婦女們正在把壓迫者、貴族和暴君的名字用毛線編織成特殊的記號。直到那么一天，地火突發，山呼海嘯，民眾用大炮把巴士底獄給徹底地轟開。

廣州收容所，以及中國所有的巴士底獄，如果用法律拆不掉，人民將用大炮將它轟塌。如果用法律可以解決，那又何需大炮。

轉自《新世紀》(//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