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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0日訊】陳奎德先生在《薩斯与國運》一文中談到北京時說：“昔日的歧視者，如今變為被歧視者。北京人成了人們避之不及的‘瘟神’。先有外國媒體標題赫然在目：‘世界隔离中國’。后有國人以實際行動昭示天下：‘中國隔离北京’。”正是在這樣

的被隔离處境中，5月11日下午，北京市在中華世紀壇舉行“感謝全國支持、奮力戰胜非典”的大會，北京市的主要党政官員全部出席。

按理，在如此气氛中召開如此主題的大會上，北京市委和市政府首先應該對其他省市做的，不是感謝而是道歉。因為，政治中心和精英薈萃之地的北京与開放櫥窗和富足之省的廣東一樣，作為目前中國疫情最嚴重的地區，對病毒向全國的急遽擴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當最初的SARS疫情從廣東經由山西進入北京之時，如果北京市政府采取果斷措施，北京的疫情決不會嚴重到今天的程度，也不會大規模地向外擴散。然而，在控制疫情的最佳時期，北京市政府也像廣東省政府一樣，采取了封鎖信息的消極態度，不僅是不作為，而且是反作為（隱瞞），致使民眾對病毒沒有任何警惕和防治措施，大規模的人員流動照樣進行，更有甚者，有些發現疫情的單位，采取的措施不是及時隔离，而是放人們四散而逃（如北京的財經大學和北方交大）。于是，疫情向外地的擴散便不可避免。

而且，從北京与各地的關系上看，在以往的歲月里，北京這座皇城的特權、优惠和傲慢，早已對外地构成諸多的有形歧視和無形冷眼，早就積累了太多的怨恨，比如北京的高考錄取分數線之低，顯然是對所有外地考生的歧視，曾受到過諸多抨擊，山東青島的考生還為此狀告教育部。再比如，外地人想要成為北京市的合法居民，戶籍遷移的門檻要比全國其他大城市高得多。而此次外省SARS疫情的蔓延，很多來自帶病毒的北京人的傳播。所以，外地人視北京來客為病毒，有的地方甚至獎勵舉報北京來客，就連京郊農村的村民，也用种种辦法阻塞道路，阻止北京城里的人。由于SARS，中國大市場的吸引力失效了，100多個國家對中國人施加不同程度的准入限制；北京的特權和傲慢也失效了，全國各地都在隔离北京。“新仇舊恨”的同時發酵，使許多外地人把此次危机理解為對北京傲慢的報應，非但不愿支持北京，反而幸災樂禍。雖說如此心理和作為，太不近人情，表現了某些國人一貫的冷漠，但發生在北京身上，一點也不令人吃惊。冷漠，与其說是外地人對北京人的報复，不如說是傲慢的自我報复。而冷漠本身，又是國人的自戕。

凡此种种，北京市委和市政府太應該借此時机公開向其他省市道歉了。

為曾經有過的失誤而向受害者道歉，無論是做人還是為政，皆是起碼的道德要求。道歉的謙卑，更是現代政治文明的題中應有之義，是為政者應有的誠實和責任。從效果上看，此刻的道歉，甚至比表示感謝更能贏得其他省市的信任和支持。因為，現在各地對北京的支持，主要來自集權體制下的行政動員，而非來自自發的“万眾一心”。同時，這也為北京人提供了自省的机會，檢討在天子腳下獲得的种种特權和优惠，反省皇城的霸道作風熏陶出的居高臨下和傲慢輕浮，更應該檢討优惠中心城市的發展策略所造成的地區差异、社會不公和道德不義——在給北京等大城市帶來繁華和富足的同時，也給邊緣地區帶來蕭條和貧困。

我以為，借抗SARS大會的場合來公開表示歉意，是調整北京与各地關系的絕佳時机。然而，恩人救災政治的傳統早就決定了會議的基調，決不會有“道歉”一詞出現，甚至不會凸出北京市對各地方的感謝，而必然是變協助救災為歌功頌德的大會：會議上的各類角色的發言，除了市委書記劉淇和代市長王岐山的講話，有几句抽象而空洞的感謝話之外，其他的官員、企業家代表、香港代表、各省市代表、大學生代表、醫務人員代表、民工代表的發言，完全可以寫成一篇“人民日報社論”：党和政府的決策的絕對英明正确、三個代表指導的重要意義、各界對党和政府的絕對信心、感謝党和政府的關怀、胡錦濤和溫家寶親臨第一線的感動和激勵，為党為國分懮的決心，一定打贏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作為對党和政府的報答，也作為歷經坎坷的中華民族是不可戰胜的有力證明，更作為偉大的民族复興的又一象征。外地代表的發言自然是相應党中央和國務院的號召，全力支持北京抗SARS運動，直到取得徹底的胜利。正如5月15日的《人民日報》第一版署名任仲平的評論文章所言：“一座抗擊非典的偉大長城，巍然矗立起來”。

在中國漫長的獨裁歷史上，權力來源的私家授受（家天下的家族授受和党天下的一党授受）所形成的政治文化，滋養出統治者的權力狂妄，相應地，政治制度本身也沒有產生能夠逼迫統治者必須道歉的硬約束。所以，對于百姓來說，統治者的謙卑情怀和有錯道歉的從政品質，從來都是過于奢侈的公共產品。傳統帝王的“罪己詔”，不過是天子“替天行道”和“為民作主”的另一种宣示。而1949年之后，隨著“党天下”代替了“家天下”，永遠的“偉大光榮正确”的新傳統的确立，連“罪己詔”的老傳統都給廢了。不論為政者的失誤導致多么嚴重的公共災難，追究官員失職瀆職之責和行政首腦的敷衍式道歉，也僅僅是極為罕見的偶爾為之，且大都是權宜之計——絕非基于官員對公眾利益（公益）的損害，而是基于失職瀆職造成了對一党利益的嚴重傷害。毛澤東為發動大躍進而餓死几千万人所作道歉，也僅僅是在党內的七千人大會上，而他最應該面對的絕大多數民眾，則不再他的道歉之列——甚至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直到今天也不知道他們的“大救星”是如何將其驅赶進地獄的。

換言之，在中共體制下，只有當為政者的失職瀆職對政權的穩定和權威造成直接傷害時，最高決策層才會拋出個把替罪羊，行政首腦才會大演“親民秀”。同時，追究責任還常常墮落為政權內部的爭權奪利的方便工具，所謂“借刀殺人”的陰謀，所謂“揮淚斬馬謖”的收買人心，古已有之，于今不絕。

享受不到諸項政治權利的國人，也就享受不到為政者的道歉；不受制度性約束的統治者，也不會養成尊重民意和向民眾道歉的權力謙卑。縱容權力狂妄的獨裁制度，只能養育出對權力滿怀卑微的國民。這樣狂妄的權力對于這樣卑微的國民，唯一的表情是蔑視，偶爾會加點救世主的俯身；而這樣卑微的國民對于這樣狂妄的權力，唯一的表達是“圣上英明”的頌歌和“謝主龍恩”的感謝，偶爾會在私下里嘟囔著詛咒几句。

2003年5月17日于北京家中

──原載《議報》(//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