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革命與復辟的持續較量和民主革命的勝利發展

兼 論　孫後領導中國國民革命的新權威 —— 蔣介石

什麼是新權威？顧名思義，就是「老權威」不行了，才會、也才需要一個「新權威」。但是，如果這個新權威所要維護的又仍然是老權威所要維護的，比如舊的專制制度和專制統治，那麼，這個「新權威」就喪盡了「新」的意義，無非是「老權威」的再現、翻版和繼承而已。相反，如果這個新權威，要建設和維護的乃是進步的新制度、新秩序，要推倒和改變的，乃是老權威所一心要維護的舊制度和舊秩序，那麼，這個新權威，才在本質上成了真正的新權威。這才是「新權威」這個概念的應有本義。

那麼，孫中山先生逝世後，保衛和推進了中國國民革命進程的蔣介石先生，究竟是不是真正的「新權威」呢？

歷史的事實和我們對歷史的認識，都證明了蔣介石先生不僅是「新權威」，而且是本質意義上的、即真正的「新權威」。

第一、從中國國民革命事業的傳承關系上來看，是蔣介石繼承了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革命和中國國民黨中的領袖地位。並且，這個地位既不是由孫中山先生指定的，亦不是他專靠陰謀手段所攫取的，而是在中國國民革命的艱難進程中所自然形成的。蔣介石「救黨」這句老話，實在是道明了這個新權威的本相。孫後中國國民黨之群龍無首的局面，孫後中國國民黨在蘇俄和中共「挖心戰術」之下已潰不成黨的事實，孫後中國國民黨內各派政治力量、野心家、陰謀家、反共元勛和有功之臣之爭奪「領袖」地位所造成的混亂，和他們或而揭竿反蔣、或而集體倒蔣的種種行徑，以及蔣每被逼下野他人便「抵擋不住」，而必請蔣復職的種種「逼蔣請蔣」之為，無不說明這個新權威在其形成過程中的艱難性、自然性和難以動搖性。雖然從蘇俄顧問鮑羅廷開始，一切反蔣勢力都曾把「新軍閥」、「新獨裁者」、「新反革命」和「新反動派」的帽子，一頂又一頂地，甚至是一批又一批地「贈送」給了蔣介石先生，但是，歷史的事實卻告訴我們，是因為蔣介石要北伐，蘇俄顧問才率先送了他一頂「新軍閥」的帽子；更因為蔣介石領導北伐勝利進軍，轉瞬之間已解放南中國，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已經勝利在望，蘇俄顧問、中共以及國民黨中的親俄派，才又把一頂「軍事獨裁」的帽子，硬按到了蔣介石的頭上。此後，在反蔣獨裁的人當中，不僅有蘇俄，有中共，有失去了權力的黨中親俄派，還有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和張學良、楊虎城、陳濟棠、龍雲等這樣一些新舊軍閥和地方軍事勢力，即一些真正的地方封建獨裁者們。他們數次打著「護黨救國」的旗號來反蔣，其真正的用心，無非是要維護一己之私慾，膨脹一己之野心，反對國家的和平與統一，置國家和民族於不顧罷了。至於一些曾為國民黨、中華民國建立過功勛的「前賢」，他們作為「反共先覺」的功勞既不容否認，但他們種種「不讓後賢」的做法亦同樣不能肯定。因此，如果將蘇俄和中共這些曠世未有的專制獨裁者們，以及上述大大小小的真正獨裁者、即殘余封建勢力的代表者們，以及一些「前賢不讓後賢」者們反對蔣介石獨裁的言行，全部當作是正確的，甚至藉此而來判定蔣介石是一個獨裁者，否定蔣介石這個真正的新權威，或指蔣介石是一個「新獨裁者」，那就是大錯特錯了。然而，正是他們的誣蔑和指罵，才在一個相當長的，並且是極其復雜的歷史時期內，使蔣介石這個新權威長期蒙受了「新獨裁者」的不白之冤。

第二、蔣介石是否本質意義上的新權威，自然不能由那些否定者、尤其是那些真正的和大大小小的獨裁者們來評斷。而必須由歷史的事實來證明。這些歷史事實是：首先，從蔣介石的個人歷史來看，如本卷第四章所述，蔣介石自一九零七年參加由孫中山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就一直作為一個堅定的民主戰士，而效命在推倒滿清和反對復辟的國民革命戰場上。因此，他自然不是「維護舊政治、舊秩序和舊制度」的老權威，或是作為老權威之「翻版」的「新權威」。其次，從蔣介石的思想來看，他自始自終地認宗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反對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傾心孫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反對蘇俄的共產革命。當蘇俄與中共詆毀孫先生，拋棄甚至反對三民主義時，他便挺身而出，以捍衛孫先生的三民主義；當蘇俄與中共誘逼國民革命不成，便要暗中破壞甚至公然背叛國民革命時，他則勇敢地站出來反擊蘇俄與中共，保衛和推進中國的國民革命；而當部分黨人與民眾對蘇俄與中共的共產革命抱有同情、幻想，全然不能明白它的「洪水猛獸」本質時，他又率先予以說服和批評。他不僅遵照孫先生的軍政思想以建國，依照孫先生的訓政思想以治國，而且本著孫先生的憲政思想，於外患內懮交相煎迫的歷史時期積極籌備憲政，更於全面內戰狼煙四起之時勉力推行憲政。即便是在那一場殘酷的內戰之中慘遭失敗，卻仍然遵循著孫先生的遺志，在台灣堅守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致力民生發展，直至為台灣今日的民主與繁榮奠定了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基石。

第三、就現實與歷史對他的評價來看。首先，是底定廣東、勝利北伐和統一中華民國的歷史功績，才使得人民迅速認識並承認了蔣介石的新權威地位。其次，由他所領導的蕩平新舊軍閥叛亂和圍剿中共叛亂叛國的戰爭，由於它是在政治上繼續護法反覆辟、在軍事上繼續維護國家統一的戰爭，因此它才不僅具有正義性和正確性，而且也正是歷經「兩面作戰」的勝利，才使得整個國家逐步走上了和平、統一與建設的局面，更為嗣後的全面衛國戰爭打下了重要的基礎，從而使處於內懮外患下的人民，更加認識到蔣介石作為一個「新權威」的歷史重要性。三十年代的《社會主義月刊》就曾這樣說道：「多數的民眾和黨員都承認蔣介石完成北伐的功勛，信服蔣氏的偉大精神與毅力，信仰蔣氏必能拯救國家和民族，完成中國的革命……中國有了獨裁的中心領袖，然後所有的革命力量，可以環繞這個中心領袖而凝結起來。」53

這一段話，不僅道明了蔣介石先生在當時人民心中的地位，而且道明了即便蔣介石當時有所謂「獨裁」的傾向，人們亦將他認作是「善意的獨裁」，從而賦予他以「新權威」的本質意義。至於嗣後全國人民對張、楊發動陰謀武裝政變所表現出來的同仇敵愾情緒，和蔣先生平安返回南京時全國人民所表現出來的狂歡情狀，特別是蔣介石堅持領導偉大衛國戰爭直至勝利的偉大歷史功勛，就更使得這個「新權威」的形象，閃耀著歷史的光輝了。

誠然，這一光輝，也如同國民黨英勇抗戰的偉大史詩一樣，因為蔣在那一場內戰中的失敗，而被掩去了它炫目的光彩。但是，今天，中國大陸人民卻已在對歷史的深沉反思中，抖落著歷史的塵埃，開始重新認識著這個「新權威」的真正歷史形象了。這，大約也是蘇俄、中共以及一切為私慾而反蔣和叛蔣者所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