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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革命与复辟的持續較量和民主革命的胜利發展

北伐打倒軍閥的成功，標志著中國國民革命十七年護國護法反复辟的胜利；東北易幟，標志著中華民國終于獲得了初步的和平与統一。當是之時，中華民國理應迎來一個民主建國的大好歷史時期，但是，一因她外有兩個惡鄰：一個自擬定“東方路線”為始，即決策了要移植共產專制制度于中國的陰謀，并且誘逼不成，便顛覆為繼；一個因阻撓中國北伐不成，破坏中國統一不果，乃決策“先吞滿蒙、再謀中原”的侵略政策。二因她內有兩個宿敵：一是在蘇俄直接指使下從叛亂走向叛國的中共；二是連續發動了大規模叛亂的新舊軍閥。由是，革命与复辟的較量并未因北京政府和吳、孫、張等大軍閥的垮台而輕落幃幕，相反，恰恰因為兩家惡鄰的欺我，害我，因為殘余軍閥勢力的迭呈反叛和中共的持恒叛亂叛國，而再現革命与复辟的持續較量狀態。這一持續較量，雖然本質与前者無二，但在表現上，則由顯性過渡為隱性。由于中華民國的再生，民主革命的再胜，袁、張的公然复辟帝制固已為歷史所不許，即便是北洋軍閥式的假共和真复辟，也早已為國人所看穿，因而軍閥殘余勢力才不僅要頂著中華民國的名號，更要頂著中國國民党的聲望，以行叛亂之實。中共則在蘇俄的直接指揮下，并在發動共產革命的旗號下，不僅以中國國民党為“敵党”，更以中華民國為“敵國”，務求顛覆中華民國直至作成俄國的附庸而后甘。因此，蕩平前者，便為“護法”的繼續；圍剿后者，則為繼續“護國”所必須。只是因為這一番繼續“護法和護國”的斗爭，特別是反對中共的叛亂和叛國，乃是一場革命与以“革命名義下的复辟”所進行的殘酷較量，從而才迷惑了不少“錯把复辟當革命”的善良民眾，少數激進的或有野心的民主派知識分子，一批失意和失路的知識青年，和土地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的農民，特別是農村中的“流氓無產者們”。然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党，卻正是在這一持續的較量中，并在外患內懮交相煎迫的歷史條件下，外抗惡鄰謀我，內除國賊叛我，堅定地遵循孫中山先生的建國方略：繼軍政而訓政，決心捍衛北伐成果；矢志推進民主化進程，于訓政期間籌備憲政；努力進行民生建設，積極從事全面抗戰的准備。委曲求全，忍辱含垢，竟在此一艱難時世之下，創造了民主建國的巨大成就，甚至博得了“十年黃金時代”的美稱。
一　　蕩平新舊軍閥叛亂是“護法”的繼續

第一、新舊軍閥叛亂的內在情由

首先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便是中國同盟會 —— 中國國民党發動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推倒了袁、張的公然复辟，擊敗了北洋軍閥的長期混戰与統治，已然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民主革命政党，我們同樣不能說，它的每一個組成者，每一個領導成員，都一定是一個民主革命家，都是一個堅定而又徹底的民主革命派。既然絕對的純洁本來就不存在，那么，隨著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和失敗，高潮与低潮的不等与不同，加之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又交相并作或交相一體，其革命隊伍、尤其是領導集團自身發生分化，分裂，甚至党爭，也就史所不鮮。同時，革命成功以后，為舊有的專制權力意識所影響的某些民主革命家們，有的自然會為爭名奪勢，而使自己喪盡一個民主革命家的風采；有的則為爭奪党和國家的最高權力，而不惜背叛民主革命本身。這既是世界民主革命歷史上屢見不鮮的現象，也是一九一二年以后，國民党 —— 這個在辛亥之后以統一戰線形式組成的政党，所難以避免的問題。辛亥前，因謀炸清攝政王而名享天下的革命英雄汪精衛，蓋因“夸夫死權”，不僅成為孫后國民党党爭的党內禍源，而且成為一期北伐胜利后分裂國民革命陣營的党中禍首，和中華民國統一之后參加并利用新舊軍閥大規模叛亂的罪魁之一。尤其是后來他為了做“第一把手”而墮落成為一個賣國漢奸的事實，更證明了這個認知的正确。01

其次，再生的中華民國南京政權，雖是國民革命和北伐戰爭的一個直接成果，但它的和平統一，卻是統一戰線的一個間接產物，即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圍內，又是以和平手段而獲得的統一。因為，在北伐軍中，原就有一些舊軍人和舊軍閥，他們有的是因為略知共和而參加了北伐，甚至成為北伐的功臣，如李宗仁、白崇禧等；有的則因北伐的節節胜利和即將告成，才投机國民革命而參加了北伐，如馮玉祥和閻錫山等。他們既深受辛亥之后十數年軍閥混戰的影響，甚至亦是參加者之一，又因積習難改，一旦野心膨脹，或私欲不能達到滿足，便動輒稱叛，從而成為中華民國爆發內亂和內戰的禍胎。由李宗仁所挑起的桂亂，和由閻、馮為主體，聯合李、白等其它新舊大小軍閥共同反叛的中原大戰，實為中華民國造成了極大的混亂与惡果。再就是北伐的成功和中華民國南京政府的再生，曾迫使一批地方封建軍事勢力附庸中華民國政權。因子承父業而成為東北王的張學良，固然因“易幟”而成為中華民國東三省最高軍、政長官，但是，政權既是張姓的政權，軍隊也是張姓的軍隊，為時為勢所迫，愿意歸附中華民國，他便是中央政府的封疆大吏；為時為勢所誘，一旦不愿意服從中華民國中央政府，他便是有錢、有槍、有人、有政權、有黎民百姓的封建王國。張學良如此，四川的劉湘、劉文輝，云南的龍云，廣東的陳濟棠，新疆的盛世才，陝西的楊虎城以及一切大大小小的地方封建軍事勢力莫不如是。因此和平統一与以“和平手段得來的統一”，便不能完全划上等號。其于前者雖是國家之喜，皆大歡喜；于后者，則可能埋伏著朝附夕叛的危机。李、馮、閻大規模叛亂失敗后，相繼而起的粵變，閩變，兩廣六一事變，直至西安事變，前三者雖然被及時蕩平，但由舊軍人、舊軍閥出身的張學良与楊虎城，于中共唆使下所發動的陰謀武裝政變，卻給整個國家和民族帶來了無窮盡的后患。至于在一九四五 —— 一九四九年的內戰中，國民党軍隊的叛將們基本上全是軍閥遺孽的事實，就更是證明了這個危机的嚴重性（參見上卷第七章注九）。

第二、新舊軍閥叛亂的外在原因

因新舊軍閥有如是的內在情由，因而，當統一后的中華民國，為了國家的和平与建設，而理應實行“軍隊國家化”，并實行“裁減軍員与削減軍費”之時，蓋因新舊軍閥“擁兵自重和擁兵割据”的私利受到損害，反叛便次第發生了。

中華民國意在軍隊國家化和削減軍隊及軍費的決策，無疑十分正确。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召開的“國軍編遣會議”也是相當及時的。這是因為，北伐完成之際，國民革命軍實際已擴充至八十四個軍，三百個師，兵員總數超過二百二十万人。東北、四川、云南等地方軍隊尚未包括在內。彼時國家年度收入總額為四憶五千万圓，但須逐年償還滿清和軍閥政府留下的外債一億圓，實際可資用者大約三億五千万圓，但其中八成以上需用于軍費。誠如蔣介石在國軍編遣會議上所言：“軍費占了全國收入的十分之八以上，那國家是一定要破產的。如果到了十分之九，這個國家就象滅亡了一樣了……現在我們軍費的總數已經占了十分之八了；我們國家就是不能建設，經濟亦沒有一點基礎，民生問題無法解決……我們把國家支出最多一部分解決下來，國家經濟才可以穩定；經濟穩定之后，政治和社會才可以上軌道。”02

由是，蔣介石才在“國軍編遣會議”上用六十年前日本軍人“倒幕還政、化藩歸統”而致國家強大的歷史事實，03 號召中國軍人學習日本軍人的“廢藩”之舉，裁撤冗軍，削減軍費，擁護軍隊國家化，并且剴切陳詞曰：“編遣會議是救中國的一個會議，也是救我們個人的一個會議。我們的使命是要共同救中國，共同建設新中國，共同地行使中華民國的一切權力，并不象從前的把戲，專集中權力在一個人手中……照現代國家的通則把軍隊集中到中央來，由中央統一管理，并不是誰集誰的權，也不是誰來統一誰，是我們大家在中央聯合起來……我們不想實現三民主義，把中國做成一個現代式的國家，那就罷了，如果要實行三民主義，要做成一個現代式的國家，就非首先造成一個健全穩固的中央政府不可。而要造成一個健全穩固的中央政府，就得把构成現代國家條件的軍隊，首先集中起來、統一起來才有辦法……十七年紛亂如絲的軍事現象，應該完全革新，即一切附兩于軍事惡制之舊觀念，舊習慣，亦必加以根本之掃除……”04

誠然，就歷史的教訓而言，將彼時在相當程度上分屬于個人的軍隊轉換成國家的軍隊，歸中央統一指揮和節制，不僅是現代，即便是在古代，也是建國立基的應有之為。唐代藩鎮割据的結果，便是安史之亂的爆發与唐王朝的衰亡。日本的明治維新之本，便是借“廢藩倒幕”而達成了“王政复古”的成功。辛亥之后，正因為袁世凱擁有兵權，才織就了他一心要做中華帝國皇帝的复辟之夢。袁死后，之所以能夠綿延十余年的混戰和混亂，說到底，還是因為大軍閥要以武力來复辟專制和統一中國，小軍閥要以槍杆子實現割据以自保。因此，退一万步說，即僅僅是為了看取前車之鑒，不再重蹈軍閥混戰的局面，也同樣必須“削藩”。

一九二九年元月二十五日“國軍編遣會議”閉幕并作出了決定：一、全國划分為六個編遣區。二、全國保留陸軍兵力為步兵六十五個師，騎兵八個旅，炮兵十六個團，工兵八個團，合計員額八十万。三、軍費不超過國家總收入百分之四十。同時撤銷原各集團軍。

一九二九年三月，中國國民党“三大”議決并通過“國軍最高統帥權完全屬于國民政府”，將軍隊國家化正式納入國家體制建設之中。

然而，如前所說，當時的軍隊雖然統稱為國民革命軍，但在各軍將領中，軍閥的派別仍多有承襲，而裁軍便是要削減各派和各地軍閥所掌握的兵力，也就是在削弱他們的軍事勢力。所以，在他們對于國家統一的理念尚未成熟之時，其積習和野心，便可能促使他們不會安安份份地接受“國軍編遣會議”的決定。歷史的事實正是如此。

第三、新舊軍閥叛亂的發起、經過、規模和失敗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一日，李宗仁公然違反國民党二屆五中全會“關于不得以政治分會名義任免該特定區域內之人員”的規定，和“國軍編遣會議期間，非編遣會議之命令不得擅自調動軍隊”的決定，竟以武漢政治分會主席的名義，免去湖南省政府主席魯滌平的職務，05 同時派第五十二師師長葉琪与第十五師師長夏威率軍進攻長沙，在“護党救國”的旗號下策成“湘案”，從而誘發了桂系軍閥反叛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的內戰，首倡亂國之禍。

一九二九年三月，因表示擁護國民政府“討桂”而重被任命為第四師師長的張發奎，突然拒赴隴海鐵路監防馮軍异動，通電“擁汪”，要求改組党務，并率軍南下湖南，計划進攻廣東，欲于廣州另立中央。國民政府遂免張職，同時命四川及湖南軍隊堵張回粵，張遂敗。06

一九二九年四月，馮玉祥于“討桂”未了之際已迫不及待地打出“護党救國”旗號，在開封召開師以上軍官會議，并將散布在山東、河南、陝西、甘肅、宁夏、青海六省數千公里戰線的軍隊集中西撤，沿途破坏信陽關等地的鐵橋与武胜關隧道，欲以重兵壓迫閻錫山一道反叛。決意“如閻不從則先打閻；如閻從便先打蔣，后打閻。”時因桂系反叛敗局已定，馮玉祥雖一邊通電“討伐”桂系，一邊命令韓复渠迅速向武漢推進。只因為沒有料到韓复渠和石友三竟于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二日通電維持和平、擁護中央，第二天又兩次通電擁蔣，方使馮玉祥第一次“反叛未成敗先成”。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廣西省主席俞作柏和師長李明瑞与張發奎串通一气背叛中央，宣告獨立。國民政府乃命陳濟棠討伐。因桂軍將領楊騰輝反戈服從中央，叛變遂敗。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宋哲元、石敬亭等二十七名西北軍部將，在馮授意下 聯名反抗中央，07 明申反對“編遣國軍”，公然反蔣以壓閻。但因閻錫山仍不表示公開反叛，加之馮部將孫良誠不服從代馮為總司令的宋哲元指揮，一气之下竟將部隊后撤，造成全線混亂，西北軍遂不戰而敗。馮的第二次叛亂，又為“出師未戰而先敗”。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張發奎再一次于廣西恭城通電，自稱“護党救國軍第八路軍”總司令，聲言要攻取廣東。廣西省主席呂煥炎及李宗仁殘部競相從之。國民政府乃命何應欽為廣西行營主任，于是年十二月將叛亂削平。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原駐安徽的石友三，自封“護党救國軍第五路軍”總司令，拒絕協防廣東，謀圖襲擊南京。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五日，重被起用并受命對馮叛軍作戰的唐生智，08 拒絕南下斷叛將張發奎后路，于鄭州通電稱叛，自稱“護党救國軍第四路軍”總司令，以響應石友三，同時標舉“擁汪聯張”口號，企圖沿平漢路南下奪取武漢，后兵敗于河南大雪之中。

一九三零年一月，閻錫山因自慮“國軍編遣”即“削藩”，其必不能免，再加上各地叛亂已導致其野心勃發，乃決心聯合馮玉祥數十万人馬与李宗仁四万殘兵共同反叛。是年三月二日，閻通電逼蔣与其一道下野；四月一日，閻自任中華民國海陸空軍總司令，正式發動軍事叛亂。七月十三日，閻錫山聯合改組派、西山會議派和西北軍初成協議，于北京怀仁堂成立“中央党部擴大會議”，并發表聲明，以所謂“護党救國”名義聯合反蔣。八月四日，汪精衛因閻錫山邀請并許以總攬党務，遂于兩日內与閻會談六次，達成協議。一九三零年八月七日，“擴大會議”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舉行正式成立大會，任命中央常委和各部部長，圖以“擴大會議”取代南京國民党中央，另組國民政府。九月九日，于叛亂敗北的狼狽時刻，竟于北平成立“國民政府”，推要做“九五之尊”的閻錫山為“國民政府主席”，09 汪精衛等偽國府委員并宣誓就職。九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張學良發表“和平罷兵”通電后，10 閻錫山因敗局已定，乃發表“退避三舍”通電，然后，遣散汪精衛等中央擴大會議成員。是年十月八日，馮、閻見面，共決下野。叛亂歷經六個月而徹底敗亡。

第四、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決心蕩平新舊軍閥的大規模叛亂

中華民國政府、執政的中國國民党和蔣介石本人，對新舊軍閥的叛亂一有認識，二為力阻，三是蕩平。其實，中華民國始獲統一時即施以“國軍編遣”的重大決策，其中很大的原因，便是為了預防割据和混戰的可能重演。及至李宗仁為始作亂者，其后大小軍閥俱聞硝煙而動心之時，蔣雖痛感“軍閥習慣成性，除不胜除，余乃為內外夾攻之人”，但他仍堅定地認為：“如此投机反動軍隊不滅，國家何能統一？”11 在叛亂走向高潮之際，曾召開記者招待會發表談話稱：“以前，有謂唐生智反复成性，終必背叛，勸余勿加重用者；余絕不怀疑，始終欲引導其如革命之正軌。今竟如此，余實有愧！但此亦非絕對意外之事，或竟可認為革命進行中必須經過之程序；尤其是革命將近成功之時，假革命与反革命者常自取淘汰。故為革命者，對于此等叛變，不但不必悲觀，竟可認為樂觀也……”12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九日，蔣又在《告全國將士電》中極有信心地昭告曰：“當陳炯明叛變時（一九二二年），僅余中山艦……今日革命環境之順利，遠過于昔日；革命勢力之雄厚，遠甚于當年。……中正不僅具消滅叛逆之決心，且深信有消彌叛變之把握。望我將士明是非，別順逆，切勿蔽于謠言而墮奸計。”而當李、馮、閻三家大軍閥拾各家殘余，終于挑起大規模武裝叛亂時，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本人曾連續發表了《為討馮、閻告將士》、《告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文》等一批文告，極為深刻和明确地指出：“閻逆錫山，馮逆玉祥，存封建之心理，具軍閥之積習，深恐統一將不利于其割据之心，和平將消彌其作亂之机會，故處心積慮，必欲破坏統一而后已，必欲擾亂而后快。”同時極有信心地宣稱：“此役為封建軍閥最后之掙扎，亦即革命戰爭最后之一幕。”

出于上述正确而且深刻的認識，國民政府和蔣介石不僅對一九二九年三月至一九三零年十月間的一些小型叛變，采取及時勸阻和只在勸而難阻之時，才采取堅決扑滅的方針，而且，特別對以李、馮、閻三家大軍閥為代表的連續性和大規模叛亂，曾一再力勸力阻，并且同樣只在勸阻無效之時，才施以大規模的軍事征剿，以堅決蕩平之。

一九二九年二至三月，李宗仁策成湘案，是為公開叛變的先聲。三月九日，蔣曾親自致書李宗仁，勸其赴京“開誠相商”，以弭其事。因李拒絕，蔣再于三月二十一日發表《宣告湘事真相》，指責李于“編遣會議”之后，“未及數旬，即擅自調動軍隊，擾亂湘、贛，又复擅自任免湖南省政府主席及全部委員，是違背五中全會關于政治分會之規定，以破坏政治之統一”。三月二十五日方下令“討桂”。三月二十七日發表《討逆時告將士文》，痛斥桂系軍閥“盤据兩廣兩湖之地，把持兩廣兩湖之財政，劫持兩廣兩湖之軍隊以自私，其割据行為已非一日……”特別申明“討桂”的目的，乃在“討伐反抗中央之叛逆，以保障國家之統一”。中華民國政府及蔣介石本人“討桂”戰令既下，乃根据桂系軍隊据兩廣兩湖直至河南河北之一字長蛇陣的特點，首先一舉解決平、津兩地的桂系駐軍，然后合圍廣西。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蔣親赴九江督師，叛將何健立即向中央投誠。四月五日討逆軍收复武漢，桂系胡宗督、陶鈞、夏威三人即聯名通電下野，李、白乃逃廣西与黃紹悖打起“護党救國軍”旗號，由李親任總司令，進攻廣東。蔣乃急令廣東陳濟棠、陳銘樞迎敵。六月二日討逆軍克廣西梧州，李、白、黃通電下野，討桂戰爭胜利結束，廣西复為中華民國政府所統一。此其一。

其二、面對馮玉祥三次稱叛，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曾一再地苦心勸阻。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因馮一意孤行，自稱“護党救國軍西北總司令”，蔣乃最后致電馮稱：“護党救國軍西北總司令電已出，于公為作亂，于私為背信。兄不惜自隳革命之歷史与人格，至此已極……但追念往昔之友誼，自咎規之未周，惋疚交縈，覺尤有不能已于言者，爰作最后之忠告，尤异能得全始終也……”

一九三零年春，蔣因閻、馮叛亂之心已張，乃于二月九日，二月二十一日，二月二十二日，二月二十六日一再致電閻錫山，勸之曰：“今日中國危險已達極矣，救國之事与禍國之罪，皆由我兩人實負其責……”針對閻使用公開逼自己与他一同下野的“招數”，蔣則凜然駁曰：“權力自當犧牲，義務不容委御。此時國難正亟，非我輩自鳴高蹈之時。若因反動者謀叛不已，而輕棄党、國付与之重任，以張若輩之气焰，是乃獎亂助爭，与禮讓為國者，适得其反……”而當閻、馮、李等大舉叛亂信號已彰，勸無可勸、阻無可阻之時，一九三零年五月十一日，中華民國政府討伐閻、馮、李聯合叛亂的戰爭遂正式打響。蔣不畏生死，親赴歸德督戰，雖几陷于敵手，13 仍堅持親自指揮，并在七月中旬由津浦線開始反攻，于八月上旬擊退叛軍于隴海一線。八月十五日政府軍克濟南，叛軍乃潰不成軍。九月六日政府軍發動對叛軍馮玉祥部的總攻。九月十八日張學良眼見叛軍大勢已去，乃發表“和平罷兵”通電，閻、馮亦因最后絕望而通電下野。依叛促叛，于北平剛剛亂哄哄唱罷的汪氏“中央擴大會議”，和閻氏的“國民政府”，亦不過旬日便自崩自垮。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為保衛國家的統一与和平而蕩平新舊軍閥叛亂的戰爭，終于胜利告悖。但是，兵連禍結六個月的中原大戰，叛軍動員六十万，政府軍動員一百万，叛軍死傷二十万，政府軍死傷九万余，代价實在不可謂不大。

第五、蕩平新舊軍閥叛亂的意義

中華民國政府平定新舊軍閥叛亂的戰爭，一是避免了國家的再一次分裂、混亂与混戰，在相當程度上鞏固和保衛了中華民國及其統一，深具繼續“護國”成功的意義。二是有力地鞏固了國民革命和北伐戰爭的偉大成果，從而保衛了中華民國的共和國統，深具“護法”成功的歷史意義。三是于“日患共亂”的艱難時勢之下開始了民主建國的進程，從而為未來的那一場全面抗戰直至最后胜利，奠定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基礎。如果說，中國未亡于日本，是因為中華民國首先未亡于新舊軍閥的叛亂，反之，一個分裂、混戰和混亂的中國又焉能不亡？(//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