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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革命名義下的復辟

如前章所論，隨著民主革命在歐洲的勝利發展，不僅引發了種種不同性質的革命，而且導致了不同形式復辟的產生 —— 他們或假共和之名以行專制復辟之實；或「以革命的名義」來掩蓋專制復辟之心；或利用傳統農民革命以打擊民主革命；或號召一個新的「革命」，去顛覆民主革命的成果。由是，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的反覆較量，便呈現出更加復雜和艱難的狀態。因此，如何識別不同性質的革命及其本質，如何鑒別不同形式的復辟及其危害，如何從理論和實踐這兩個方面找出名義與事實的根本區別，便成為民主革命能否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復辟的一個重大前提。但要從傳統革命和現代革命中找出最具復辟本質、又危害最大的「革命」，則莫過於「傳統農民革命」和「現代共產主義革命」這兩家。本章即是對這「兩家革命」的由來、內容、本質和危害，所作出的探討、分析與論辯。

一　　傳統農民革命是「建立新王朝、復辟舊制度」的造反

在這個世界上，尤其是在一個以傳統農民為主體的國家裡，傳統農民革命無疑是最能引起同情，卻又最能夠與專制復辟要求一拍即合的革命，特別是它只能「建立新王朝、復辟舊制度」的歷史本質，和它在我們祖國的歷史上，能夠促成歷代專制統治屢死屢生、周而復始的歷史特徵，以及它與現代共產革命在思想基礎、暴力形式及革命主體力量上所擁有的歷史關系，就更加使之成了我們必須予以探討的重大課題。

第一、專制制度是傳統農業社會自身的政治形式

眾所周知，人類發展到原始社會的後期，由於生產的發展和男女在生產地位上的變化，而導致父系氏族逐漸代替了母系氏族，個體家庭亦隨之而逐漸成為社會的一個基本經濟單位。一方面，一夫一妻的家庭關系由此而被逐漸地鞏固下來；另一方面，對家庭小生產的管理，直至家庭權力的形成，包括對財產的管理、分配及繼承的方式，亦逐步地形成了以男子、即丈夫在家庭中的「家長式」地位。從此，這個由家長式地位所逐漸形成的家長式管理方式，便在以小生產為主要生產方式的傳統農業社會裡，成了政治與經濟管理架構的原始胚胎。此後，不僅傳統農業社會之基本管理形式，諸如宗法家長制等均由此衍變而來，並且，由家長制發展起來的，傳統農業社會之社會政治形式—— 專制制度，及其發展、沿革、完善和強化，也無不以它作為細胞與雛形。皇帝固為天下至尊的大家長，而「父母官」一語，更是形象地凸顯了家長式專制政治的本相。因而，不論是分封式的貴族政治、即封建專制，還是中央集權式的郡縣政治、即君主專制，只要他們家長制的形式和內容並未改變，則他們作為專制統治的本質便不會得以改變。而企圖反抗、反對甚至推翻專制統治的種種慾望和表現，亦只要他們不能最終地推動傳統農業社會自身的解體和消亡，並最終地改變以小生產與家長制「作底」的專制制度本身，就同樣只能造成專制統治的自我復歸，甚至強化。歷代農民革命只能推倒現存專制統治，卻絕不會改變整個專制制度，充其量只能實現「改朝換代」的共同歷史現象，早已在事實上證明了這一認知的正確。

然而，農民確曾反抗過專制統治。農民對於專制統治的造反，其作為一個普遍的歷史現象，更引起過無數人的同情、支持、甚至利用。但是，農民革命卻是農民在絕境下的被迫造反，而非要求變革社會制度的主動變革，是打倒了皇帝便要自己做皇帝，因而才與近現代民主革命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戌卒陳勝、吳廣之所以揭竿而起，蓋因為反秦是死，不反秦也是死。《水滸傳》對於種種「逼上梁山」的生動描寫，實在是對歷代農民革命起因的高度文學概括。歷代農民造反英雄個個都是「早稱王」，即便是「緩稱王」，也絕不是不稱王和不要做皇帝的事實，就更是證明了農民造反革命的基本性質。

第二、天命觀和大同思想是傳統農民造反的思想理論基礎

歷代農民革命之所以共有著上述這樣一些鮮明性質，其根本原因，無非是以家長制與小生產作底的專制制度，恰恰是傳統農業社會自身的社會政治形式，即傳統農民自己的政治制度罷了。由是，專制制度以及它所內涵和外涵的種種專制觀念，才獲得了統治和被統治兩個方面的「同一」。誠所謂統治者的思想就是統治的思想。加之，在整個傳統農業社會緩慢的發展與長期的自守維持之中，一方面固因維系專制統治的要求，一方面則因經濟發展水平的低下，又造成了文化發展的巨大限制。農民由於被迫長期處於無文化、無思想的境地，還因為觀念本身的「簡單明燎性」，而使他們世代相沿地接受、並傳承了一整套「專制思想和專制政治」的簡單觀念。諸如「天命、君臣、父子、三綱五常和三從四德」等等。這一套簡單的專制觀念，對於只能「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農民，因能起到「滅人欲」的作用，才會迫使他們甘守被統治和被壓迫的地位；相反，也正是這一整套的簡單專制觀念，又在農民身處絕境、決心鋌而走險之時，反而能夠成為他們揭竿而起的「思想動力」。其中最為重要者，或曰恰恰成了農民革命造反的第一杆思想旗幟者，便是「天命」觀。在中國，「天命」雖是歷代專制統治者實現統治的依據，卻同樣是改朝換代的根據。所謂「順天應人」，所謂「天命難違」，所謂「天人合一」等等，無非是將人間王朝的興廢指為上天的意志。因為只有「順天命者」才可以「治」；亦只有「順天命者」，才可以「反」。這又是一個「同一」。由是而把統治者和造反者推向了同等合理的境界。所以，天命的觀念不僅支配了專制的統治者們，也支配了農民的造反者們。是故，陳勝、吳廣揭竿而起，才需要從魚肚裡剝出一幅寫著「陳勝王」的黃綾，以彰示「天命」所歸；漢末黃巾起義，也才會喊出「蒼天當死、黃天當立」之變革天命的呼聲，以呼喊天道已改。俄國十八世紀農民革命領袖普加喬夫，於造反伊始便自稱「彼得三世」，亦無非要為自己掙得一個「真命天子」的身分，藉以標明他對於葉卡特琳娜王朝的反叛，乃為「天命」所使然。

傳統農民革命造反的第二杆大旗，乃是要求絕對平等的大同思想。它之所以產生的原因，一是由家長制與小生產而來的專制制度，在權力和財富的占有、分配及繼承上，產生了嚴酷的等級劃分。二是意在維護這一嚴酷等級制度和極端不平等社會生活的專制統治者們，常常又剝奪了被統治者 —— 廣大農民賴以生存和生活的起碼條件，尤其是在時難年荒之時。這就刺激了傳統農民及其代言人 —— 傳統型知識分子要求平等思想的產生。「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強烈訴求，既表達了詩人對不平等生活的憤怒和痛苦；「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無限期望，就更是表達了詩人對於人間平等的明確追求。由是，失意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才會在他們的「桃花源夢」裡產生對於大同思想的熱忱嚮往；由是，傳統農民每遇鋌而走險、揭竿造反之時，才會把要求平等的思想劇烈地演化成為要求絕對平等的大同理想。陳勝有「苟富貴、無相忘」的許諾。王小波、李順倡言「均貧賤、等富貴」。李自成宣稱「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洪秀全則將西方宗教的教義與傳統中國農民造反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鼓吹起義造反的目的，就是要實現「天堂裡的平等生活」。十七世紀英國民主革命歷程中，曾出現過的「掘地派」農民，便被稱為「真正的平等派」。十九世紀在俄國號召到農村去的民粹派們，尤倡言「俄國農民的身上有著天生的共產主義本能」。在東方，人人都能「大塊吃肉、大碗喝酒」，固已成為傳統農民革命的最高理想；在西方，人人都能「大塊吃牛排，大碗喝啤酒」，亦乾脆成了共產主義革命的「偉大理論來源和巨大革命動力」。 因此，要求絕對平等的大同思想，固然已經成為整個傳統農業社會嚴酷等級觀念的對立面，同時亦成了它整個意識形態的一個部分。所以，不論是在西方，還是在東方，它才既成為一種思想追求，又成了傳統農民及其代言人 —— 傳統型知識分子，對於等級社會和不平等現實進行批判和反叛的思想動力，更成為歐洲空想社會主義的一個主要來源，特別是馬克思要發動共產主義革命的重要思想依據。

然而，歷史的事實卻是，在東方，由天命觀和大同理想的交互作用，所帶來的中國傳統農民對於不平等社會的造反和革命，固無一家曾真正建立過「天下大同」的社會；在西方，由馬克思所發動的共產主義革命，其結果，更只能在東方的落後農業社會，製造出了一個個更加不平等和更加等級化的殘暴專制極權制度。由此可知，這個要求絕對平等的理想，不過是傳統農業社會的一個永恆空想而已。這個永恆空想的悲劇，雖在於它永無實現的可能；這個永恆空想的魅力，卻在於它太美好也太刺激；而這個永恆空想的巨大危險，則是在它一旦成為思想武器之後，所能誘發的原始沖動性和宗教式狂熱，恰恰能夠激起傳統農民的熾烈造反精神，及其可怕的破壞力量，甚至能夠開辟一條嶄新的專制復辟的死路，即專制制度和專制統治的全面復歸或再生。

第三、傳統農民革命的命運、特徵和危害

一、傳統農民革命的歷史命運

天命觀和大同理想雖然是傳統農民造反的雙重思想動力，然而，恰恰是這一雙重思想動力相互間的矛盾性和悖反性，才既決定了傳統農民革命理想的永恆空想性質，又決定了傳統農民革命歷史結局、歷史本質和歷史特徵的共同性。因為只要「天命觀」作為傳統農民最為重要的觀念而不能改變，則任何一場傳統的農民造反，都勢必會成為一場「變革真命天子的革命」。「中國傳統農民革命的結局無非有三：一是起事成功，由農民革命領袖當了皇帝做了江山；二是革命的力量或果實，為舊統治集團中人所利用、所篡奪，並出現改朝換代；三是農民造反革命的失敗。」01

上述三個結局中，以第三種為最，第二種次之，第一種為鳳毛麟角。

並且即便是第一和第二種結局，唯其仍然是改朝換代，並不改變君主專制制度，是打倒了皇帝，自己便去做皇帝，或有人做了新皇帝，因而，它才是一場君主專制制度的復辟。即農民革命成功之日，便是君主制度復辟之時。由是，農民革命要求均貧賤等富貴的理想，也就隨著新「天命」的確立，舊制度的恢復和新等級的劃分，而只能成為一句空話。在歐洲，十四世紀之後由封建領主所發動的農民戰爭，和以農民為主體的宗教戰爭，固因宗教意識和宗教權力的過分浸染，而在表面上模糊了農民戰爭的性質，從而使得單純由農民革命而導致的改朝換代難有事實可尋；在東方，尤其是在中國，純然由農民革命的成功而造成改朝換代的事實，亦唯有秦末劉邦和元末朱元璋所領導的農民革命，方可作為它的例證。然而，亭長劉邦所領導的農民革命之所以能夠獲得成功，一是以項羽為代表的六國舊貴族意在復辟封建制的反叛，為劉氏奪權的成功廓清了道路；二是由劉邦為代表的農民革命力量，在本質上又是對六國舊貴族企圖復辟分封式封建專制制度的反擊，和對秦始皇「罷分封、置郡縣、實行中央集權」的肯定及繼承，從而順應了歷史的發展。朱明王朝的建立，卻是有賴於異族統治這樣一個直接的前提，即它的革命對象，乃僅僅是代表著蒙族貴族利益的元王朝，並不涉及到漢族地主和士人的利益，或曰恰恰是與漢族地主及士人的逐漸合流和共同造反，才使它為漢以後兩千年間的農民革命，留下了唯一成功的佳話。然而，那個真正貧雇農出身的皇帝朱元璋一旦身登龍廷，當真做成了明王朝的開國皇帝，在他家鄉的民歌裡所歌唱出的，便非但不是他了不得的「革命功績」，卻是「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淒婉絕唱。朱明王朝，非但沒有絲毫改變與削弱已經在走下坡路的中國君主專制制度，反而為了挽救和強化這個專制制度，而將它推到了空前的專制水平之上。這對於農民革命即便成功，也只能是造成「建立新王朝、復辟舊制度」的悲劇結局，即追求大同理想的徹底破滅，不能不說是一個最為有力的歷史證明。

二、傳統農民革命的歷史特徵

既然作為農民革命思想動力之一的天命觀念，因農民革命的成功，而只能使得傳統農民革命的另一個思想動力，即要求「均貧賤、等富貴」的大同理想，歸於幻滅，所以，起事之初用以號召革命的「平等和大同」口號，便立即成了幾句空話。為重新分配權力、重新劃定名位和重新劃分等級所刺激起來的農民英雄們，對於權位、金錢和美女的追求與爭奪，便必然要引起內訌與內亂的發生，而首先從內部腐爛起來。陳勝、吳廣的「張楚」毀於斯，太平天國的洪、楊內訌起於斯。做成了皇帝的劉邦、朱元璋則「興內訌、殺功臣、滅冤黨」，以維護帝位、王權和「一姓天下」。由是可知，正是內訌，才極大地削弱了農民革命的力量；也正是內訌，才將追求人間平等和天下大同的理想，毀滅在起事英雄鮮血淋漓的互相仇殺之中。洪楊、洪韋的瘋狂內訌過去之後，每逢週末，當洪氏天朝的官員們仍要去天京郊外演講「天下多男人皆是我兄弟，天下多女人皆是我姐妹」的「天條」時，佇而聽之者，已經寥寥無幾了。應該說，正是農民革命內訌的必然性，才為農民造反的英雄們註定了失敗的命運；同樣，也正是成功後蓄意興獄和製造內訌，即採取「飛鳥盡、良弓藏和走狗烹」的手段以維護一姓江山，才保證了新王朝的確立和新真命天子的君主統治地位。

傳統農民天命觀和大同理想的對立和矛盾，還決定了傳統農民革命的另一個基本歷史特徵，就是鮮明的暴民運動性質。這是因為，是天命觀，才給了傳統農民革命造反以要求變革天命的根據，因為「帝王將相寧有種乎？」；是「均貧賤、等富貴」的大同理想，才給了傳統農民造反革命的思想旗幟，因為只有呼喊平等，才能煽動人心和號召造反。但是，一方面雖為追求平等而革命，一方面卻又因革命成功而要毀滅平等，從而必然造成革命結果和革命追求的大相徑庭，和永恆空想不能實現時的瘋狂破壞。加之長期專制統治之下，傳統農民因缺思想、少文化和徒有簡單的專制觀念，再就是對專制統治的一知半解所形成的，對于思想、文化、知識和知識分子的輕視及蔑視，也就於不知不覺之中強化了傳統農民革命造反的非理性因素。如若再加上翻身的快感，內訌的殘酷，流氓無產者的介入及放肆，和農村中失意的小知識分子、即不仕子們，對於時代、社會、官場和達官貴人的嫉恨之情，以及由此一嫉恨之情所形成的種種變態心理及其必然發作，尤其是當他們已經成為那一幫烏合之眾的當然領袖們時，一場場農民革命，也就完全可能演變成一場場「以無思想反思想，以非文化反文化，變貶知識為滅知識，從滅人欲而走向人欲之極度膨脹」的暴民運動。然而，這一切，在那些失意的小知識分子和廣大農民造反者的眼裡，不僅合情合理，甚至理直而氣壯。這無疑是中國歷代農民造反，無不以破壞為能事，殺戮為泄憤，蔑視知識為本色，迫害士人為天職，掃蕩天下為壯舉等種種暴民行為的根本由來。黃巢攻陷長安後，不僅「搏棰居人索財，號淘物」，而且「閱甲第以處。爭取人妻以亂之，捕首吏悉斬之。火廬舍不可資，宗室候王屠無類」。02 黃死，秦宗權更是「屠老儒，焚屋廬，城府窮為荊萊，唯亂是恃「。03 李自成事起時，「所破城邑子女玉帛唯均」，既入京，則「勛戚文武諸臣共八百餘人送牛宗敏營中拷掠，責賕賂，至灼肉折脛，備諸慘毒」。04 與李自成並起的張獻忠，克襄城時曾「擤刖諸生凡百九十人」；入川後竟以開科取士為名，「集殺士人於青陽宮，墾殺成都民於中園……遣四將軍分屠各縣。及至事敗之時，又將億萬數寶物，投入錦江，然後決水放流，使一物無存」。05 太平天國洪楊內訌時，韋昌輝竟能率眾於一夜之間便殺害楊秀清部三萬餘眾，致使江水變色。然而，毛澤東卻說：「農民起來了，好得很，他們沖進地主的家裡，連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要滾上一滾」。06 小地主出身的不仕子、農村失意青年毛澤東的這一段話，不僅精采地描寫出「農民起來了」的生動情景，而且把農民革命造反的暴民運動特徵，以及他自己作為一個失意的農村小知識分子的心態和變態，都表現得相當地形象和貼切。對於農民來說，主要是對於那些在鄉村中游手好閑的潑皮二流子們 —— 美其名曰「流氓無產者」們來說，07 革命是什麼？革命就是分人家浮財，吃人家浮財；革命就是「直走進人家家裡，將人家的洋紗裳拿將出來，拿到未莊上去賣」；08 革命就是要使一切有財產的人家破財散，將一切敢於反對他們的人批倒批臭，「還要將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顯然，正是這樣一些被毛澤東認為是「最堅決、最徹底和最勇敢者」所進行的「革命」（參見下卷第二章引文），才將傳統農民造反的暴民運動性質及特徵表現得淋漓盡致，並為毛澤東稱「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的「革命理論」，提供了最為有力的歷史證明和事實證明。

三、傳統農民革命對民主革命的危害

由於傳統農民革命具有「建立新王朝、復辟舊制度」的歷史本質，因而，它才在世界專制歷史，尤其是在中國君主專制制度的發展史上，成為傳統農業社會實行自我調節的一種歷史方式。由是，傳統農民革命才不但不可能成為一場推翻舊專制制度和建立新民主制度的民主革命，卻在革命的結果上走向了民主革命的反面。更何況，自由主義的生產經營方式，如前所說，其作為傳統小生產和傳統型小生產者的「天敵」，既帶著工業革命與自由經濟所散發的新鮮歷史氣息，又帶著足以撼動人心的民主和自由信念，因而，它不僅在政治思想領域，是對專制意識形態的一場大進攻，而且，更是對傳統小生產方式，乃至傳統農民生活方式的一場徹底的大破壞，所以必然要遭到傳統農民的反對。因此，在一個以傳統農業社會為基礎，以傳統農民為主體的國家裡，當民主革命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和條件去及時地摧毀和改變這個基礎，甚至還期望著被壓迫和被剝削的農民也能成為民主革命的同盟軍時，民主革命或可因此而獲得力量的暫時強大，卻又因此而完全可能為自己埋下可怕的禍根。除掉民主力量能夠在革命初造成功之後及時地解決土地和農民問題。因為農民的革命家們，他們確有可能在民主革命剛剛爆發時即取代了民主革命，或在民主革命勝利伊始即背叛了民主革命，或在民主制度剛剛建立之初便立即反轉來進攻民主政權，並在革命的名義之下重建專制制度。從而在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反覆較量的艱難歷程上，又增加了一個以革命名義實現專制復辟的強大社會力量。如果這個國家裡的傳統型農民革命，又接受了為近代西方科學所包裝好了的「共產主義革命理論」，那麼，其所能煥發出來的更加瘋狂的「革命」激情，即在本質上要求復辟的慾望，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就不僅足以「破壞一個舊世界」，而且足以「打垮一個新世界」了。俄國長達七十餘年的悲劇歷史，中國自一九四九年以後禍延至今的專制復辟現狀，以及東歐和亞洲一些落後的農業國家，在二戰之後因「革命」而重蹈專制厄運的悲劇歷程，實已證明了這一歷史的真理性。(//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