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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8日訊】三、堅持六點原則、化解台海危机、領導中華民族大家庭走向和平与繁榮

和平的台海兩岸關系需要熱愛和平的兩岸領導人、兩岸政治勢力、兩岸仁人志士、兩岸人民共同創建、共同确立、共同維護，尤其是應當寄希望于業已實現了民主制度的台灣、寄希望于具有民主和自由理念的台灣領導人陳水扁先生，寄希望于創建民主和自由制度的台灣人民。

首先，要客觀而理性地面對兩岸現狀及其可能的未來走向，要以民族大義為重消除各自的敵意，要以相互包容的胸襟化敵為友，要盡一切努力克服兩岸互信基礎之不足而增進相互信任，要在增進相互信任的基礎上加強雙邊的區域交流，例如經貿交流、科技交流、文化交流、親情交流等。只要相互信任，只要具備了充分的理解，劍拔弩張的囂張气焰必定會自動熄滅，而和平的美好圖景就一定會展現在我們的面前。

就台海兩岸目前的局勢而言，尚存在著許多不能确定的因素。其中一個主要之點，就是中國大陸的北京政府對于台灣民進党總統陳水扁的成功以及他在五二○宣誓就職后開始執行的政策脈絡几乎是毫無了解。用“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來形容中共政治局，委實恰如其分，所以才有了江澤民的“听其言、觀其行”之說。由此，也足見北京政府對台灣民主選舉出現的并非合其心意之結果而手足無措的窘境。

北京政府對台灣新政府“听其言、觀其行”，台灣新政府也要對北京政府“听其言、觀其行”。從密室政治的暗箱操作的禪讓制中走出來的江澤民先生卻對從競選的投票箱中、從普遍的民意認定中產生出來的台灣新領導人陳水扁先生“听其言、觀其行”，一個古老王朝的現代君主、一個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時代王朝的至高無上的法老王，即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先生，就象對任何一個臣下所做的那樣，居高臨下地并且以皇恩浩蕩的口吻對台灣民選領導人、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陳水扁說出了大意如此的話：听儂言、觀儂行，別負朕望呵！不要不听朕言呵！不要搞台獨呵！這就象毛澤東當初訓斥四人幫的口气那樣：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台獨幫呀！搞台獨是沒有好下場的，快點歸順毛澤東司令部吧！不歸順是不行的呢，不歸順就要整你個永世不得翻身。

陳水扁先生對此如何應對？五二○講話他已經表現出了足夠的智慧、勇气与能力。他不但沒有辜負他的選民，不但沒有讓當初不投他票的選民感到失望，而且給好戰的共產狂人也堵住了嘴巴，一時間竟然找不到任何對付這位“台獨”總統的借口。陳水扁絕對是好樣的，大陸的老百姓已經從“听其言、觀其行”中覺察到，民進党不要“台獨”，台灣不要戰爭，二千三百万寶島人民渴望和平；阿扁确實爭取到了廣大了解真相的大陸人民的廣泛同情、理解与支持，使大陸民意的天平傾向了民主台灣一邊。

陳水扁總統的當務之急是化解台海兩岸關系的种种不确定性，并使這种不确定因素逐漸呈現出确定性，亦即把危机轉變成時机，把風險降低到最小的程度，以便為台海兩岸人民帶來人人心之所向的穩定、和平与繁榮。基于此一考慮，我以為，陳水扁先生在執政期內處理兩岸關系時，應遵循下列六項原則：第一，以理性對待非理性；第二，以善意化解惡意乃至敵意；第三，要求大陸政府忏悔歷史沉冤，實行政治改革；第四，以台灣經驗作向導，要求大陸實現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富裕等；第五，在“中華民族大家庭”原則基礎上，以“自由祖國”、“祖國台灣”為口號，全力支援大陸民主運動；第六，肩負起振興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命，促進中華民族（包括大陸）的現代化。

上述六點，相互影響，相互包容，相得益彰，相映生輝。只要實現了上述六點，台海兩岸關系就能夠永遠保持生生不息的和平，就能遠离惡惡相生的戰爭，就能促進兩岸關系的協調發展，就能導致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而中華民國的台灣在同大陸極權政府打交道時也將永遠處于主動，并立于不敗之地。為此，下面對台灣方面應該奉行的大陸政策六點原則，謹作一較詳盡的說明：

1.以理性對待非理性

理性乃文明的標志，是涵養的證明。理性是不急、不驕、不躁，是克服狂熱的冷靜，是去除冷漠的熱情，是審時度勢的优選，是縱橫埤闔的适度。理性，是非理性的反面，是抑制非理性的相反之力。

陳水扁先生五二○講話，已經充分彰顯出了一位現代政治家所應具有的領袖風范。他自三月十八日胜選以來，所表現出來的理性態度和舉止：謹言慎行但又不向對岸示弱，廣納博收卻又擇优而從之，既不招惹麻煩又能笑納异見，實可慶可賀、可嘉可許。對于二千三百万台灣人民來說，沒有什么比一個理性的領導更使人感到欣慰与鼓舞的了，因為理性的領導能夠帶給人民以康樂的幸福和宁靜的和平。換言之，理性只能帶來和平而不是戰爭，只能帶來友誼而不是流血。

戰爭通常都是由非理性引起的，也是由非理性所主導的。非理性的結果是殘暴、血腥、殺戮或類似的邪惡。非理性是沒有任何好下場的，非理性是人類共同的恥辱，也是中華民族共同的恥辱，當然也是處理台海兩岸關系的恥辱。正義的人們，必須以理性對待非理性，以理性的和平對待非理性的戰爭，以和平的信念反對戰爭，以和平的實力制止戰爭。

陳水扁先生大選之后向大陸頻頻傳達的信息無疑是有益于台海兩岸關系正常發展的，橄欖枝要不斷地并且是永恒地搖曳，和平鴿要不斷地并且是永恒地飛翔。陳水扁先生作出的“不搞台灣獨立的全民公決”、“不搞台獨憲法”、“不宣布台灣獨立”的等等承諾，使大陸的北京政府攻打台灣的口矢不消自滅，這确實收到了預期的良好的效果。而且，作為中華民國總統，陳水扁希望到大陸訪問并希望与北京政府要員就台海兩岸局勢問題進行公開談判，确實爭取到了主動。盡管北京政府無理拒絕阿扁總統的善意，盡管共產党堅持不承認“一個中（共）國”原則作為議題就什么也不談，但江澤民之輩的無理与無恥，卻正好突顯了阿扁總統的和平友好誠意，并因此定格成台灣新政府處理台海兩岸關系的永遠的美好形象。

民主是講究理性的，民主制度是一种理性的制度，因為民主通常要經過廣泛而深入的協商，要經過充分而祥實的論證，要經過來自四面八方的批評与否定。它不迷信無原則的贊同和歡呼，它遵循一定程序的制衡、遵循一定權力机關在一定范圍內的制衡，因而其結果就極大程度地、乃至完全地避免了非理性的干擾、阻撓与破坏，并使非理性得以根除，從而能夠避免社會生活重大惡性事故的發生与蔓延。

這正是為什么“鎮壓反革命”運動和“反右”運動以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社會惡性事故不能在西方民主國家里發生与蔓延的根本原因，這正是為什么“六四”大屠殺等中國共產党的丰功偉績不能在西方民主國家里發生与蔓延的根本原因。因為，理性以及理性的民主制度使得任何社會惡性事故在發生之前就已經防患于未然地消除了，更不用說它能不能擴大成為影響整個社會、遍及全民族的歷史災難了。換言之，理性的民主制度是根除非理性的專制獨裁制度以及由其產生的一切非理性的重大罪惡的有效武器，是徹底埋葬非理性的獨裁專制制度及由其產生的一切非理性的重大罪惡的掘墓者。理性、只有理性，才能戰胜非理性的暴虐；也只有理性的民主制度才能戰胜非理性的專制獨裁極權制度。

如果說，理性制度以法治為特色，一切都有章可循，一切都有法可依，一切都有程序制約，一切都相互制約，那么非理性的制度就是以人治為特色，也有章程但不一定可循，也有法律但本身也違法，也有程序制約但程序無法制約，一切好象都相互制約但相互之間根本就不能制約。人治是不講究什么程序与不程序、法律与不法律、章程与不章程的，人治就是毛澤東所自稱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人治就是“朕即國家”、“朕即法”，言出法隨、最高指示、金口玉言、中央文件，人治就是個人服從組織、儿子服從老子、全党服從中央、中央服從政治局、政治局服從總書記，人治就是以皇帝為核心、以圣母皇太后為核心、以慈禧老佛爺為核心、以万歲爺為核心、以江總書記為核心，人治就是偉大領袖、英明圣主、小旗高高舉、先帝庇蔭后、一人迷糊、全國昏厥、一人流氓、全國流產、一党專政、万民歡呼，人治就是代表人民無商量、代表人民騙人民、代表人民殺人民、代表人民“促統一”、代表人民反“台獨”、代表人民打台灣。總之，人治不是法治，是非理性所由造成　漱@切罪孽的基本表現。換言之，非理性是由人治通過其制度予以充分表現的，人治乃是非理性罪孽的全部特征。

人治的特點決定了它可能以非理性的戰爭解決問題，以殘酷的流血方式解決用和平的方式也可以解決的問題。腦門一拍，大計已定。喊打，說打就打，不惜多少万人的傷亡，不惜多少母親痛失骨肉的傷痛。既然毫無權力的制衡，既然代表人民無商量，哥几個一商量，亦即政治局常委們一碰頭，或有點什么其他的事情不順心了，那就干脆三下五除二，開戰，進軍，大打出手！一場中華民族的混戰，就極有可能在台海兩岸之間不可避免地和令人遺憾地發生。所以，要制止戰爭，就要克服非理性；要克服非理性，就要去除人治，就要實行法治，就要根除獨裁專制極權，就要實行民主。

如果台灣的對岸是民主政體，恐怕也就不會生成個什么“台海危机”了；“台海危机”的關鍵之處就在于：大陸是個專制獨裁極權政體的所在地，是個不民主、反民主的社會主義霸權國家。在這种情況下，即在不民主的情況下，怎么能夠奢望和平呢？理性全都沒有了，非理性占了上風，又怎么會有理性的和平与安宁？

但也必須看到，作為非理性存在的共產党狂妄戰爭叫囂僅僅是一种外強中干的紙老虎似的自我表達，至少在宣傳方面應該作如是觀，這是它的一慣之所為，絲毫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共產党非理性的極權宣傳自有它那一套不可更改的欺騙本質，那就是它慣用的拉大旗、作虎皮、“謊言重复一千遍即為真理”的所謂“正确的輿論導向”。當中國共產党把這种所謂“正确的輿論”導向“正确的戰爭之路”時，正是它窮凶極惡的本質充分暴露之時，正是它試圖擺脫內外交困的局面而不得自拔之時，正是它病入膏肓而進行垂死掙扎之時，正是它行將就木而壽終正寢之時。戰爭，以及為發動戰爭而進行的民族主義動員，僅只是它維持腐朽沒落的反動統治的一根救命稻草而已。

所以，當台灣對岸，亦即大陸的北京政府以其高八度的分貝大肆鼓噪戰爭之時，台灣應該保持低調，台灣應該對此不予理會，亦即在政策的制訂上、在言辭的表達方面，不要形成“對手”或“敵人”所期望的狀態，不要形成吵架之狀態，不要形成“你來我往、唇槍舌劍”之狀態。要做到你吵你的，我不吱聲，我沉默應對；你八個度的高分貝，我二、三個度的低分貝；你高姿態，我低姿態；你蠻橫無理、胡攪蠻纏，我講道理并以理服人；你急風暴雨，我和風細雨。

台灣倘若能夠做到這一點，那就做到了“以理性對待非理性”的第一條提示，那就使大陸的北京政府武裝進攻台灣的口矢基本喪失或完全喪失，從而使台灣以其理性的低姿態高胜一籌，如此這般，豈不妙哉？豈不善哉？

2.以善意化解惡意乃至敵意

正确地對待并處理兩岸關系，非善意不能化解，非善意不能維持，非善意不能繼續。什么叫善意？善意就是希望別人過得好，就是希望和睦、團結、友誼，就是所謂的關愛之心、惻隱之心、怜憫之心。凡是怀抱善意的，都不能不以禮讓、敬重与祝愿對待他人，都不能不以謙虛、謹慎、犧牲對待自己。

善意作為人類所應具有的基本特征是可以、應該而且必須化解惡意。惡意是善意的反面，惡意是理性的人類必須堅決克服并堅決拋棄的不良做為。惡意是由人類的弱點所形成的并通過人類的弱點進一步發揚光大的缺德之舉。惡意就是希望別人過得不好，就是希望不和睦、不協和、不友愛，就是喪失了關愛之心、惻隱之心和怜憫之心。凡是怀有惡意的，都是要求他人為某种主義、某個領袖、某個虛無縹緲的目標作出貢獻与犧牲，都是以血腥的殘暴和無情的鎮壓迫使他人就范于某個人、某個組織与某個集團的領導，都是以無所顧忌的濫施淫威和肆無忌彈的破坏、打破人心的宁靜、環境的宁靜与生活的宁靜。因此，惡意是与文明相反的可恥的做為，惡意是善意必須下大气力予以克服的對象。

善意的結果是和平，惡意的結果是戰爭。所以，要用善意的和平化解惡意的戰爭，要用和平的善意化解戰爭的惡意和敵意。但如何做到這一點呢？這就需要兩岸領導人、兩岸政治勢力、兩岸仁人志士、兩岸人民拿出自己最大的誠意來，善意相向，堅決反對并破除惡意相向，竭盡全力設法結束兩岸之間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可恥的敵對狀態。

人与人之間的敵對，是人類共同的悲劇；中國人与中國人的敵對，是中華民族的悲劇。這樣的悲劇以及悲劇的歷史，實在是令人悲憤、令人痛苦、令人長嘆息！就在今天我們業已跨過二十一世紀門檻之際，難道還能容忍那些過時的“從肉體上消滅敵人”、“消滅敵人就是胜利”、“嚴厲打擊階級敵人”、“分清敵我”、“消滅蔣匪幫”等等二十世紀充滿血淚悲劇的口號和語言嗎？

中華民族的苦難不就是由于惡意想向、敵意相對、仇意滿腔等等狹隘、卑微的心理及其表現造成的嗎？以至形成了當今中國大陸面積廣大的赤貧、難以治愈的愚頑、積重難返的落后。陳水扁先生及其領導的台灣，難道對中國大陸的諸多苦難、諸多貧困、諸多落后沒有什么道義上的責任、沒有什么關愛之心、惻隱之心、怜憫之心嗎？倘若如此，那無疑是中華民族歷史悲劇的重演，那無疑是陳水扁先生匱乏或沒有善意的表示，而這是絲毫無利于台灣民主与自由的發展的，更無利于台灣民眾的福祉的。陳水扁先生及其領導的台灣民眾如果能以極大的善意承擔起同是中華民族的歷史責任，盡其所能地幫助中國大陸人民消除貧困、消除愚昧、消除落后，進而言之，竭盡全力地促使中國大陸走向現代化，那么存在于兩岸之間的惡意就會逐漸地煙消云散，最終變得無影無蹤，更不用說會有什么敵意了。

陳水扁先生應當對中國大陸人民之苦難予以深切的關注，只有關注大陸人民的苦難，才能夠生發出台灣人民應有的慈善之心、怜憫之心，才能夠研究如何盡其所能地解脫大陸人民的苦難，才能夠盡到中華民族賦予他和台灣人民的不可推諉的重大歷史責任。作為台灣總統，陳水扁先生理當首先考慮台灣的安全和台灣人民的福祉，但是陳水扁也肯定清楚這一點，即台灣的安全是与大陸的文明程度和民主化程度休戚相關，唇冷齒寒的。沒有大陸的理性，尤其是沒有大陸的民主化，大陸倘若仍是一片野蠻的荒蕪之地，仍然存在非理性的“人民政府”，那么台灣的安全就決然不會得到可靠而有效的保證；如果大陸人民的苦難還是那么深重，還仍然不能得到解脫，那么台灣人民的福祉也就不能不受到極不理想的乃至于受到極大程度的不良之影響。所以，考慮台灣的安全，就不能不考慮大陸的問題；考慮台灣人民的幸福，就不能不把它与大陸人民的問題相連系。只有以善意對大陸、對大陸人民、對大陸的各种政治勢力，包括暫時執政的極權的中國共產党內的改革派和尚被關押的中國民主党，以及廣大民眾對于中國大陸政治民主化的日益強烈的訴求，才能夠使台灣獲得其應有的和平与安全，才能夠使台灣人民免于戰爭的恐懼而安居樂業地創造出美好的和更加美好的生活。(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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