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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2日訊】據“文化先鋒网”報導﹐《中國文化風雨蒼黃五十年》作者﹑著名自由派學者李慎之先生﹐因老年性肺炎引發呼吸衰竭終告不治﹐于今天早晨（4月22日）10點零5分﹐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享年80歲。
李慎之先生4月上旬發病入院﹐其身體狀況受到知識界普遍關注。此次因肺炎入院﹐曾經引起“非典型肺炎”誤解。但後來已經排除這個嫌疑。儘管如此﹐由於年事已高﹐醫院仍然回天無力。昨日剛從北京協和醫院返回上海的著名學者朱學勤向本網記者透露﹐李慎之氣管被切開後﹐一直處於昏迷狀態。
1923年出生于江蘇無錫的李慎之﹐早年投奔延安﹐曾任新華社國際部的副主任等職﹐中共建政後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總理周恩來的外交秘書﹑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1985-1993）和美國研究所所長﹐為中國政壇中罕見的有獨立思想和人格的學者﹐晚年大聲疾呼“啟蒙主義”和抨擊專制主義﹐受到知識界人士的廣泛尊重﹐與毛澤東的前秘書李銳先生並稱為“二李”。此間的觀察家認為﹐他的去世是中國自由主義學界一項重大損失﹐亦是整個中國知識界的重大損失。
1999年﹐李慎之力作《中國文化風雨蒼黃五十年》震動北京高層﹐在北京文化界﹑政界反響很大。李曾因此一度受到江澤民政府的監控。
今天﹐SARS 被中共拋向大江南北﹐國人之性命又在風雨中飄搖。我們再一次回顧《中國文化風雨蒼黃五十年》﹐作為對李慎之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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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是雄壯威武的閱兵﹐一樣是歡呼萬歲的群眾﹐一樣是高歌酣舞的文工團員﹐一樣是聲震大地的禮炮﹐一樣是五彩繽紛的焰……。一切都那麼相似﹐唯一的差別是五十年前我是在觀禮臺上親眼目睹﹐而五十年後我已只能從電視機的屏幕上感受盛況。我已經是年近大耄的老人而且身有廢疾﹐雖說還能站能走﹐但是要走那麼長的路﹐站那麼長的時間去觀禮﹐已經是無能為力了。
最大的不同是心情﹐是腦子裡的思想﹐跟五十年前比﹐可以說是完全不一樣了。
一九四九年我是二十六歲﹐臨時受命去迎接據說是斯大林親自派來祝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典的﹑以法捷耶夫為首的蘇聯文化代表團（那是當時唯一的外國來的賀客）。在天津迎到了貴賓﹐住了一夜﹐十月一日上午才乘專車到北京﹐在前門車站迎接的居然有劉少奇﹑周恩來﹑宋慶齡這樣一些中國最高級的領導人。到貴賓下榻的北京飯店三加完歡迎的讌會以後﹐我本來應該回機關了﹐不料已經戒嚴﹐只得隨代表團到天安門觀禮。代表團的團長好像是上城樓了。其餘的人就由我們陪著在臨時搭的西觀禮臺就坐。這樣就從三點鐘一直呆到十點鐘。雖然幾乎長達一整天﹐卻是並無絲毫倦意﹐整整七個小時都是在極端興奮中度過的。我從來也沒有見過這樣的閱兵式﹐也沒有見過這樣的禮花﹐這樣幾十萬熱情的人群。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毛主席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聲音﹐甚至他宣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名單中若干委員的名字的聲音。我不斷回憶從延安走到北京一路的經歷﹐回憶自小從啟蒙到覺悟到三加革命的一切。我竭力想把當年的種種感受用詩的語言表達出來。我也想起不久前政協會議通過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的銘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來……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而熱淚盈眶。想到毛主席十一天以前在政協開幕辭裡講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句話﹐驚嘆他說話總是那麼簡潔﹐那麼有力﹐那麼響亮。但是﹐想來想去竟是“萬感填胸艱一字”﹐只能自己腦子裡不斷重覆“今天的感情決不是用文字所能表達的”這樣一句話。這種感情﹐到九點多鐘廣場上從匈牙利三加國際青年聯歡節回來的中國青年代表團帶領著北京各大學學生涌向金水橋﹐向天安門城樓上高呼“毛主席萬歲”的時候達到頂點。
我曾經長期感到不能理解“毛主席萬歲”這樣的號﹐但是這個時候我似乎理解﹐接受了﹐我自己也想跟著喊了。
我自以為決然無法用文字表達的感情結果還是有人表達出來了﹐他就是胡風。“十一”以後大約一個多月﹐《人民日報》就連續幾期整版的篇幅發表了他歌頌人民共和國的長詩﹐雖然我已完全記不得它的內容﹐但是卻清楚地記得它的題目﹕《時間開始了》﹐甚至記得這五個字的毛筆字的模樣。
時間開始了﹗我怎麼就想不出這樣的文字來呢﹖時間開始了﹗我完全了解胡風的思想和心理。決不止胡風和我兩個人﹐我肯定那天在天安門廣場的每一個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國從此徹底告別過去﹐告別半殖民地與半封建的舊社會﹐告別落後﹑貧窮愚昧……而走上了一條全新的路。–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路﹐新民主主義的路﹐而後面還有更神聖的事業呢﹐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以後還要建設毛主席說的“無比美妙的共產主義”。世界上只有蘇聯現在走在這條道路上﹐我們有蘇聯作樣板﹐我們有毛主席的領導﹐我們一定可以不久就趕上蘇聯﹐與它並駕齊驅﹐然後再把全世界﹐–甚麼美國﹑歐洲﹑印度﹑非洲……都帶上由社會主義而共產主義的光明大道上去。
時間開始了﹗我歷來是不怎麼讚賞胡風的才氣的﹐但是這一句話是神來之筆﹐怎麼偏偏是他能想得出這樣的絕妙好詞來﹗
我絕對想像不到﹐而且可以肯定胡風也絕對想像不到的是﹐不到六年以後﹐他竟被毛主席御筆欽點為“國民黨反革命小集團”的頭子﹐從此鋃鐺入獄﹐沉冤莫白者垂四分之一世紀。一直到一九八八年﹐也就是胡風去世三年之後﹐這個案子才得到最後的昭雪平反。
我當時絕對想像不到的還有﹐八年以後﹐從來沒有成份問題﹐也與歷史問題無緣﹐而且一貫被評為“模範”的我自己﹐竟被毛主席親自發動的反右派運動定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而“右派分子”﹐照毛主席的說法﹐“實際上就是反革命”﹐稱右派分子不過稍示客氣而已。
“革命吃掉自己的兒女”這條殘酷的真理居然應驗到了我身上﹗然而這還僅僅是開始。除了一九四九年的開國大典外﹐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八九年的國慶。十年大慶﹐二十年大慶﹐我都在勞改中。三十年大慶﹐我記得沒有舉行。一九八九年的“十一”是四十週年大慶﹐那時距“六四”不過四個月﹐五月十九日下的戒嚴令還沒有解除。北京的外國人幾乎走光了。旅館的空房率在百分?坐K九十以上。國慶那天白天是不敢有甚麼活動了﹐晚上則我以犯嚴重錯誤之身還有幸應邀三加在天安門舉行的聯歡晚會。凡出席的人都先要到機關集中﹐然後再坐小巴去會場﹐一路上要穿過許多大街小巷。我已久不出門﹐那天晚上才發現北京竟成了一座鬼城﹐不但燈火黯然﹐而且行人絕跡。每隔幾十米就有一小堆六七個人坐著打扑克。人家告訴我﹐這都是“公安”的便衣。只有進入勞動人民文化宮轉到天安門廣場﹐才可能看到耀眼的燈光和盛裝的男男女女。在觀禮臺上倒是見到了許多老同志﹑老戰友﹐大家也沒有多少話可說﹐只是默默地觀賞煙火﹐廣場上的歌舞實際上是看不清的。四十年來﹐真是風狂雨暴﹑蒼黃反覆﹐不知有幾個人曾經預見到。
現在是又十年過去了。國家似乎又繁榮了。就為準備這次國慶﹐據說就花掉了起碼是上千億的錢﹐一切的一切都是踵事增華。希特勒死了﹐斯大林死了﹐世界上追求這種壯觀的場面的國家應該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想也許只有金正日領導下的朝鮮才有這樣的勁頭。但是它國小民窮﹐因此這兩天報上登的外國反應大概是可信的﹐那就是“國慶盛典﹑世界第一”。
觀看慶典的群眾肯定是高興的﹐這樣的大場面﹐人生那得幾回逢﹖就是練隊練了幾個月﹐到正日子還要從凌晨站起一直站到中午的學生也一定是高興的。小孩子﹑青年人最可貴的就是永遠不敗的興頭﹐不管多苦﹑多累﹑等得多久﹐多單調﹐只要一踏上天安門﹐就是一輩子的幸福了。
慶典的標語和彩車所展示的﹐電視上與報紙上所宣揚的﹐這五十年是從勝利走向勝利﹐整個歷史是偉大﹑光榮﹑正確的歷史。
許多最重要的 情都被掩蓋了﹐埋藏了。五十年前﹐為了向天下宣告新中國建立後的大政方針。毛澤東寫了著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其中很重要的一段說﹕“‘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說對了﹐我們正是這樣。”最初讀到的時候﹐心頭不免一震。但是馬上就想﹐這不過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以其特有的宏大氣魄表達馬列主義的一條原理而已。一直到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以後﹐我才看到意大利社會黨總書記南尼提出的公式﹕“一個階級的專政必然導致一黨專政﹐而一黨專政必然導致個人專政（獨裁）。”後若干年﹐再回想在西柏坡的時候﹐聽到傳達毛主席的指示“要敢於勝利”﹐“要打到北平去﹐打掃龍庭坐天下”﹔又再過若干年﹐聽到毛主席說“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這才憬悟到﹐其中有一個貫通的東西﹐有一個規律﹐那就是阿克頓勛爵所說的“權力角H腐敗﹐而絕對的權力絕對地使 H腐敗”。而那是我在開國的時候不但理解不了﹐而且想像不到的。
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明確宣告不能“施仁政”以後﹐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土改﹑鎮反﹑三反﹑五反﹑肅反……幾乎沒有間歇過。這些﹐按馬列主義理論來講﹐還算是針對階級敵人的﹐但是一九五五年四月的潘漢年案和五月的胡風案（還未提至今沒見人說得清楚的同年二月的高饒案）就已經反到自己的營壘裡來了。偏偏就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發生了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揭發斯大林的事件﹐隨之發生了柏林事件﹑波茲南事件﹐衝激波擴大﹐在下半年又發生了波蘭﹑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毛澤東覺得大勢不好﹐又運籌帷幄﹐定計設局﹐“引蛇出洞”﹐在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公開宣佈“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今後必須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在下半年就發動反右派運動﹐無端端地打從人民內部“挖”出了五十五萬犯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的右派分子。然後﹐乘反右勝利的東風又在一九五八年發動了超英趕美的大躍進運動與提前進入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運動﹐三年之內餓死了幾千萬人﹐為大煉鋼鐵而剃光了不知多少個山頭﹐中間又為給大躍進鼓勁而在一九五九年發動了“反右傾運動”﹐反到了開國元勛﹑建軍元帥張聞天﹑彭德懷這樣的人頭上。以後又因為傷害的人實在太多﹐經濟實在太困難﹐劉少奇﹑周恩來等人不得不出來為毛打圓場﹐彌補一下錯誤﹐搞了一個三年調整時期﹐元氣才稍有恢復。偏偏毛又怕把柄被人抓住而反戈一擊﹐從一九六六年開始了大革一切文化之命的文化大革命﹐時間長達十年﹐當時八億人中受牽累而遭殃者竟上了億。鬥爭的矛頭越來越轉向內部﹐從劉少奇直到林彪﹐最後﹐刀鋒甚至直逼現在已被某些人譏為“愚忠”的周恩來的頭上﹐只是因為周毛先後謝世﹐鬥爭才沒有來得及展開。
因此到一九七六年為止﹐共和國幾近三十年的歷史都可以說是腥風血雨的歷史。毛主席一生的轉折點就是勝利﹑建國﹐而是作為新中國的建國大綱和建國方略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從一九四零年開始就宣傳了十年的“新民主主義”從來就沒有實行過﹐毛主席後來說社會主義從建國就開始了。當然物質建設總是有進步的﹐幾千年前埃及的法老還造了金字塔﹐秦始皇還筑了萬里長城呢﹐何況人類的技術發展已到了二十世紀﹐中國的現代化也已經搞了一百多年。
由一九七九年開始的鄧小平時代靠著前三十年在毛澤東的高壓統治下積聚起來的反彈力總算把這種高壓沖開了一個缺﹐冤假錯案平反了﹐經濟活躍了﹐生活提高了﹐私人言論也確實自由了許多……。但是每一個有公民權利覺悟的人﹐只能認為體制實質上並沒有變化﹐意識形態並沒有變化﹐還是毛的體制﹐還是毛的意識形態。中國人在被“解放”幾十年以後不但歷史上傳統的精神奴役的創傷遠未治癒﹐而且繼續處在被奴役的狀態中。
鄧小平沖破毛獨裁而確立開放改革的路線確實立下了歷史性的功勣﹐然而他在十年前調動部隊鎮壓學生卻是無可饒恕的罪行﹐我還清楚地記得“六四”剛過﹐四十年一直是中國的老朋友的（日本）井上靖發來電報說﹕“鎮壓自己的人民的政府是不能稱為人民政府的﹔開槍射殺赤手空拳的學生的軍隊是不能稱為人民軍隊的。”
遍及世界的譴責者還不能理解中國人民更深沉的痛苦﹕“六四”的坦克不但射殺了弄不清有多少老百姓的生命﹐同時還壓殺了剛剛開始破土而出的中國人民覺悟的嫩芽。歷來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從此幾乎銷聲匿跡了。
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曾表示過要改革政治體制的意圖﹐也提出過一些很好的意。但是“六四”以後﹐政治體制改革就完全停擺了。當局雖然有時也還說幾句政治改革的話﹐如要實行“法治”之類﹐但是既然領導一切的黨可以高踞在法律之上﹐司法又根本不能獨立﹐這樣的話也就無非是空話而已。這就是為甚麼鄧小平在一九九二年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以後﹐經濟改革雖然大大紅火了一陣又歸于蹭蹬不進的原因﹐更是民氣消沉﹑人心萎靡的原因。
反思文化大革命﹐由此上溯再反思三十年的極權專制﹐本來是中國脫胎換骨﹐棄舊圖新的最重要的契機﹐也是權力者重建自己的統治的合法性（或曰正當性）的唯一基礎﹐可是在“六四”以後﹐竟然中斷了這一歷史進程。十年來當然也出版了不少有關反右﹑反右傾﹑文化大革命……的書﹐然而大多成了遺聞秩事﹐缺乏理解的深度﹐談不上全民的反省﹐更談不上全民的啟蒙。
難道是中國無人嗎﹖不見得。這主要是領導上禁止人們知道﹐禁止人們思考造成的。當局一不開放檔案﹐二不許進行研究。它的代價是全民失去記憶﹐全民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在我們這一代是昨天的事﹐在今天的青年已懵然不曉﹐視為天方夜譚。掩蓋歷史﹐偽造歷史﹐隨著這次五十週年的大慶的到來而登峰造極。五十年間民族的大恥辱﹐大災難統統不見了。這些大恥辱﹑大災難的罪魁禍首明明是毛澤東﹐但是一切罪過卻都輕輕地推到林彪和四人幫頭上﹐江青在法庭上明明直認不諱她自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幾十年間月月講﹐天天讀的都是毛主席的書﹑毛主席的指示﹐現在要把他一床錦被遮過﹐遮得了嗎﹖別忘了﹕“莫為無人輕一物﹐他時須慮石能言。”
積重難返﹐二十年前要糾正毛澤東的錯誤有何等困難﹖然而在這方面出過大力﹐立過大功﹐而且按照中國憲法曾擔任過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胡耀邦﹑趙紫陽﹐連名字都在五十年的歷史上不見了﹐甚至也當過兩年“英明領導”的華國鋒也不見了。歷史剩下的只有謊言﹐然而﹐據說我們一切的一切都要遵從的原則是“實事求是”。
我們的導師恩格斯說﹕“一個民族想要登上科學的高峰……是一天也不能離開理論的研究的。”而我們居然生活在謊言中。沒有理論的指導﹐我們又怎麼能進行改革呢﹖
日本對中國發動了那麼殘酷的戰爭﹐犯了那麼大的罪﹐然而拒不忤悔﹐還要賴帳﹐裝得沒事人一樣﹐它理所當然地受到了中國人的譴責。照說中國人對自己折騰自己的錯誤應該更加自知懺悔了﹐卻並不。難道東亞民族都沒有懺悔的傳統和品格嗎﹖
這次國慶還有一個極度誇飾之處﹐就是各種宣傳機器都開足馬力誇張中國的國力﹐甚至誇張中國的國際影響。《尚書》上說﹕“滿招損﹐謙受益。”在中國成為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以後﹐中國的民族主義本來已經得到滿足﹐在這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若不防止極端民族主義而放任它發展﹐實實在在是十分危險的。
今年不但是“十一”五十週年﹐也是“六四”十週年。為當局計﹐其實大可乘這個日子大赦天下﹐並且撫恤受難者﹐這樣不但可以收拾全國人心﹐給中國的進一步改革建立新的基礎﹐而且可以大大提高中國的國際聲望﹐使中國的改革有更好的外部條件。然而他們竟視若無睹﹐輕輕放過。另外﹐就在今年春夏之交發生的法輪功聚眾與打砸美國使館兩件事已足以證明黨和政府的控制力大幅度下降。照中國傳統的說法﹐“天之示警﹐亦已至矣”﹐然而我們的領導人卻置國計民生于不顧﹐是事與願違。
今年還是“五四”的八十週年﹐然而?坐郊””提出的科學和民主的號﹐還有“個性解放”的目標並沒有達到。今年上半年發生的“法輪功事件”既說明瞭科學精神在中國還遠未養成﹐也說明瞭民主也沒有在中國出現。處理法輪功的手段用的完全是毛主義的老一套。我完全不信法輪功的那一套﹐但是我堅決反對對法輪功的鎮壓。我知道同我想法一樣的人是很多的。然而在各種各樣的輿論工具中都聽不到他們的聲音﹐僅這一點﹐就可以說明民主和法治在中國是怎麼一回事了。
不論現實多麼令人沮喪﹐我還是抱著十年前由千家駒老人提出的“和平演變（或曰和平進化）”的願望。理由十分簡單﹐不是和平演變﹐那就只有暴力演變或者暴力革命了。我這樣的人已經三加過一次革命而且嘗到勝利的滋味了。但是五十年的經歷使我不得不認同三千年前伯夷﹑叔齊的話﹕“以暴易暴﹐未知其可”。全人類的史都證明瞭人類的進步大多是在和平的改良中取得的﹐暴烈的戰爭或革命很少能帶來真正的進步。
因此﹐世人稱讚的鄧小平的“漸進主義”﹐我是贊成的。甚至在他進行“六四”鎮壓﹐我在明確表示反對因而獲罪之後﹐也還常常在心裡為他辯解。他畢竟是老經驗﹐也許有他的理由﹐“以中國人之眾﹐素質之低﹐問題之多……萬一亂起來﹐怎麼辦呢﹖”
但是﹐漸進的要義是要進不要停。改革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船到中流﹐在水中打轉轉是可怕的。
鄧小平的遺訓是“穩定壓倒一切”。中國確確實實需要穩定﹐但是﹐套毛澤東的一句話﹕以堅持改革求穩定﹐則穩定存﹔以停滯倒退求穩定﹐則穩定亡。
從“六四”到現在已經十年過去了。江澤民入承大寶﹐正位核心也已經整整十年了。雖然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並無尺寸之功﹐但是僅僅因為“人會老”o條自然規律﹐他的龍庭已經坐穩了﹐中國已經沒有可以向他挑戰的力量了。如果他是一個“明白人”﹐現在是他可以以大手筆為中國﹐為歷史﹐也為他自己建功立業的時候了。
既然鄧小平能以三七開的評價對毛澤東明揚實批﹐給中國人大大出了一冤氣﹐理順了相當一部份政治經濟關係﹐為中國的改革事業開了一個好頭。為甚麼你不能學他的榜樣﹐在鄧小平因為歷史局限而不得不止步的地方重新起步呢﹖
既然鄧小平在一九九二年可以完全違反他自定的四項基本原則而說“資本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從而使中國經濟打開了一個新局面﹔為甚麼你不能說“資本主義可以搞議會民主﹐社會主義也可以搞議會民主”﹐給中國的政治改革打開一個新局面呢﹖
“六四”已經過去十年﹐鄧小平也已死了兩年。中國進一步改革的條件不但已經成熟﹐而且已經“爛熟”了。不實行民主﹐人民深惡痛絕的貪污腐化只能越反越多。
我注意到江澤民現在也喜歡引用孫中山的話﹕“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問題在於要看清甚麼是世界潮流﹔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場經濟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提高人權是世界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鄧小平已經走出了決定性的兩步﹐再走一兩步﹐改革的大業應該可以基本完成了。以後的路當然還長﹐但是那是又一代人的任務了﹐是全新的任務了。
不要害怕會失掉甚麼。人民從來不會固守殭死的教條而只珍視切身的大利。只有大膽地改下去﹐你才能保住自己﹐而且保住鄧小平﹑毛澤東和共產黨。
有一個中國人自己立下的榜樣﹐蔣經國就是在國民黨斷政權六十年之後開放報禁與黨禁的。十年過去了﹐國民黨垮了嗎﹖沒有。當然﹐國民黨要千秋萬代是不可能的﹐變化是辯証法的鐵則﹐對於一個革命政黨來說﹐能完成和平交班﹐向憲政政府交班﹐就是大功告成﹐功成身退的理想結局了。毛澤東早在《論人民民主專政》裡已經預告了共產黨的滅亡。在全世界現代化的浪潮衝激下﹐中國要開放報禁﹑黨禁是必然的﹐不可阻擋的。能夠吃准火候﹐抓住時機﹐順乎大勢﹐與時推移﹐就是中國傳統中所說的“聖之時者也”。
毛澤東的名言是“歷史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很快就要到二十一世紀了﹐在這世紀末的時候﹐在這月黑風高已有涼意的秋夜裡﹐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著孤燈﹐寫下自己一生的歡樂與痛苦﹐希望與失望……最後寫下一點對歷史的卑微的祈求﹐會不會像五十年前胡風的《時間開始了》那樣﹐最後歸于空幻的夢想呢﹖(//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