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雖舊邦，其命惟新 —— 中文版自序

序

周雖舊邦，其命惟新

辛灝年

一

我從未有過做史家的願望。

自一九八四年起，即便我對歷史研究的興趣已經越來越強烈，其願望仍在寫一部歷史小說而已。我一邊讀史籍，一邊進行小說構思；一邊收集史料，一邊揣摩歷史人物的性格形象。為了做好寫作長篇歷史小說「辛亥之後」的准備，我不得不付出太多的時間和精力。

然而，就在讀歷史已經越來越使我迷惘，甚至已經令我感到苦惱的日子裡，卻欣逢史學界掀起了一股研究「國民黨抗戰」的熱潮。這是因為，中共要借「紀念抗戰勝利四十周年」，對台灣施以新的統戰策略，便宣布八十五位戰死在抗日戰場上的國民黨將軍為抗日烈士，從而破天荒地為中華民國史和中國國民黨史研究的禁區，打開了一個「缺口」。由是，河南人民出版社領先出版了《國民黨抗戰殉國將領》一書，為一百一十五位戰死在抗日疆場的國民黨將軍樹碑立傳；廣西電影製片廠趁機拍攝、並短暫放映了歷史巨片《血戰台兒莊》，第一次表現了國民黨官兵血戰倭寇的英雄氣概。此後，一批於苦心「包裝」下的民國史和國民黨史研究著作的迅速出版，非但令人目不暇接；而且，成千上萬種紀實性歷史文學著作的大量出世，遂如長河潰決，一發而不可收。中國大陸民間由是而悄然推起了一場意義深遠的「歷史反思運動」，後來更因「默契」而將這一場民間歷史反思運動，推向了對三民主義和辛亥革命、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孫中山先生和蔣介石先生，予以再研究和再認識的歷史階段……

一九八九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一部長篇小說，就已經被迫利用「理論對話」的方式，提出必須重新肯定辛亥革命和必須重新認識辛亥之後歷史的曲折發展。不僅指出「民主革命初造成功之後，被推翻的專制勢力和專制制度的企圖復辟，甚至實現復辟，應該說是具有世界意義的歷史現象」，而且指出「既要毀滅過去又要重複過去的農民革命，乃是通過革命形式來實現專制復辟的一種特殊的歷史手段……」。01

一九九零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在大陸率先出版了孫中山先生的自述，題名《革命尚未成功》，以重溫中國國民革命的歷史，和孫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遺教，將孫中山先生「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遺書重新公之於眾。

一九九一年，北京團結出版社等出版的數種《蔣介石傳》，已經在必要的包裝之下，不僅肯定了蔣介石先生領導北伐戰爭和衛國戰爭直至勝利的歷史功績，而且把對蔣介石先生的再認識，深入到了「除反共以外」都應基本予以肯定的地步。

一九九二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在《中華民國史研究叢書》已經出版了數十部之後，又出版了《國民黨理論家戴季陶》一書，將三民主義對共產主義的抗爭，北伐戰爭的性質及其成功的思想原因，和中國國民黨清黨的歷史意義，進行了異乎往常的論述……

一九九三年，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國民黨 —— 一九三七》一書，已經明確提出：「五十年前那一場保衛了我們偉大民族血脈的戰爭究竟是誰打的，誰領導打的，我們有權力知道……」並對蔣介石先生領導偉大衛國戰爭和親自指揮抗戰直至勝利的不朽歷史功績，從未有過地予以了大膽歌頌。

一九九四年，由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歷史巨著《國民政府陪都重慶史》，已經對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如何積極准備抗戰，如何堅持領導抗戰，如何在殘酷的衛國戰爭中艱難推進民主政治建設的歷史真相，包括宋美齡女士對祖國抗戰的卓越貢獻，均作了詳細深入的介紹和論證。

一九九五年，中國大陸作家鄧賢已經在他的長篇巨製《日落》中明確指出：「如果我們這一代人曲解了歷史，現在糾正還來得及。」作者還在另一部歷史反思著作《大國之魂》裡明白地說道：「歷史可以忘卻，但不應篡改。」02

一九九六年，因中國大陸一批孫中山研究者的長期訴求和艱難努力，《孫中山全集》終於編成出版。編纂者們決心要讓中國大陸人民知道「什麼才是真正的孫中山思想」的現實要求，已經基本上得以實現。

同年十月，兩位民運人士在中國大陸冒著再度坐牢的危險，公開向海外發表《雙十宣言》，要求回到一九四五年國共《雙十協定》的民主建國原則上去，並大膽宣稱：「誰給了人民民主和自由，誰才是全中國人民唯一合法的政府。」03

一九九七年，走出了大陸的著名畫家李斌先生和袁耀鍔教授，在各自傾心費時數年和十數年之後，終於在海外完成了巨型油畫《國父》與巨幅油畫《地獄河》（系列）的創作。前者對孫中山先生艱難的民主建國歷程和民主建國理想，進行了高度的歷史概括；後者則對毛澤東及中共五十年黑暗統治，作出了震撼人心的藝術表現。其價值，其意義，又何止於幾幅丹青而已。

一九九八年，親身參預了十年歷史反思的本書作者，終於在中國大陸民間歷史反思運動已經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赴海外實現了對於中國現代歷史的系統性澄清，艱難地完成了《誰是新中國》一書。

…………

顯然，當初僅僅為寫小說而著意研究歷史的初衷，早已在不知不覺地轉變著。我心裡漸漸地產生了一種責任感，一種痛苦的責任感。雖然深感危險，卻再也不能阻止我要真正走進歷史的慾望。盡管一位前輩早就告誡我說：「研究中國現代史，你會很痛苦。」是的，當你在兒時就已經讓一個勝利者的欺騙和謊言深入你的骨髓之後，等到你長大以後再來剝開謊言和欺騙，並追求事實和真理，這種裂膚和割肉的痛苦是完全可以想像的。

二

誠然，研究歷史的人必須有一個公正的立場。非如是，便不能有對歷史的公正判斷。但是「公正」從何而來？答曰，來自一個共同的標准。因為失去了共同的標准，就不可能再有所謂公正的立場。也就是說，當我們對任何社會力量、任何政黨和個人在歷史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進行研究和判斷時，我們必須使用一個同樣的標准，一個客觀的標准和一個大家都樂於接受的標准。具體的說，就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研究和判斷而言，這個共同的標准，就是進步和倒退的標准，愛國和賣國的標准。因為中國自近代開始的，從專制向民主的艱難過渡，無疑為辛亥之後中國現代歷史的發展，帶來了一個是推動民主進步還是造成專制倒退的大問題；因為中國自近代以來屢遭外患的痛苦歷史，又帶來了一個是愛國還是賣國的大是非。換言之，即辛亥之後，凡是在民主與專制之艱難、復雜和長期的較量中，推進了民主歷程和民生發展的，就是進步的；凡是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之際，能夠為祖國、為民族而勇於犧牲和委屈求全者，就都是愛國的。反之，則無疑是倒退的和賣國的。這顯然是一個公正的標准，一個客觀的標准，和一個大家都樂於接受的標准。找到了這個標准，才會找到檢驗中國現代歷史發展的試金石，才能對中國現代歷史上形形色色的黨派和個人、即一切社會力量，進行公正的研究、分析和判斷，才能撥開重重疊疊的歷史迷霧和形形色色的政治謊言，揭穿假象，辨別實情，回答種種的誣蔑和詰難……

我開始沉浸在陳舊的歷史資料裡，意在掃盡塵封和揭開偽裝，追尋真實和真跡；我更沉浸在新鮮的歷史反思著作之中，意在解開無奈的包裝，尋找真話和真情。

我用了整整兩年時間，編完了「中華民國編年史綱」和「中國近代史大事記」，為我的「現代史辨」奠定了歷史事實的基礎。

我用大量的精力重讀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不是要對那些「念歪了經的和尚們」，證明天上還有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天堂」，而是要在理論上證明，這個「天堂」從來就是子虛烏有。

我再次拿出時間，第三次學習西方哲學史，對自己在別人「造反」時代所寫下的數十萬字哲學筆記，進行清理，努力於弄懂西方思想發展和馬克思主義誕生的歷史關系；更從對西方近代史的再學習入手，尤其是在對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之本質的理解中，去探求馬克思主義的產生，乃是對於歐洲十九世紀歷史發展之反動的嶄新認識，以認清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家鼓吹專制復辟哲學的本質。

我所從事的最為艱苦的工作，也是最為基礎的工作，乃是對已經「約定俗成」之社會科學概念的清理，諸如「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等等。對於美學的多年愛好和研究，曾使我發現「澄清概念」的異常重要性。更何況馬克思的幽靈走遍世界，既以近代科學的名義包裝了大量的傳統造反思想；更以「科學」的共產主義理論改造了太多的社會科學概念。因而，每當我們批判起來的時候，蓋因「批判的武器」不曾受到「武器的批判」，才會使我們的批判總是落入敵手的「圈套」。

然而，對於我來說，最重要和最重大的收獲，還是革命與復辟理論體系的形成。在認真地考查了近現代世界由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歷史，並在詳細地研究了各國民主革命史基礎上，我發現，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國體初獲創建之後，將仍然存在著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的反覆較量、持續較量和殘酷較量這樣一個艱難歷史進程。在這個歷史進程中，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而創建的共和國體，完全有可能為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勢力所推倒，從而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甚至是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實現王位、王權、王朝和專制制度的公然復辟、變相復辟、或全面復辟。直至能夠因復辟的成功，而將整個專制統治推向歷史的瘋狂階段。因此，如何認識民主革命的反覆歷程，如何界定民主革命的歷史范疇，如何認清專制復辟只是專制制度的一種死亡形式，以將民主制度的最後確認和確立，當作民主革命終於成功的歷史標志，就不僅成為一個嶄新的重大歷史課題，而且成為一個極其重大的政治理論問題，而亟須加以研究和解決了。

上述思想的形成，不僅因它揭示了中國現代歷史艱難、反覆、曲折的進程，和由孫中山先生所締造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興衰敗成的歷史，乃與世界許多先進國家民主過渡的歷史並無二致，從而極大地增強了我自身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而且為我進一步思考當代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民主的萬難追求，與以孫中山先生為歷史領袖的中國民主革命 —— 即中國國民革命接軌的必要性和科學性，奠定了至為重要的思想理論基礎。

我徹底地陷入了，但也從此獲得了解脫。因為，由歷史的真情與假象交相反撲所颳起的風煙，和由歷史的沉冤與奇冤所迸發出來的血淚，不僅正在讓我的心為他沉思，為她憤怒，為她長嚎而當歌、扼腕而嘆息，而且已在一步一步地淨化著我的靈魂，更把我從專制文壇的名利場和正在腐化的現實中，徹底地解放了出來。我宛如一個正在受洗的痛苦靈魂，開始遨遊在現代中國是非交錯、真相不明的歷史煙雲之中，踟躕在傳統中國農民戰爭志在改朝換代的的歷史戰場上，甚至徘徊到了十九世紀的歐洲，去與那一個「幽靈」對話，一起探討它不可能在西方「借屍還魂」的原因，指斥它只能在東方扼殺生靈、造成血流成河的罪孽……

三

然而，我寫的卻是一本「不識時務」的書。

說它不識時務，一是中共向來自榜是新中國，並誹謗孫中山所締造的中華民國是舊中國。二是在今天的台灣，已經有人連中國的國民黨都不想做，連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都想拋棄，連中國都不想要了。三是近年來雖然中共在大陸正一天天地爛下去，但它於海外卻似乎在一天天地「好」起來……04 因為連一家著名的台灣背景報紙，都在用中共「識時務者為俊傑」這樣一句「語帶嘲諷」的話，勸說中華民國台北政權承認「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更以贊賞的口吻來報道中共的大言 ——「中共才是站在歷史潮流的一邊，才是正確的」。意即只有中共才代表了「歷史的趨勢」。05

但是，現在的事實卻是，中國大陸人民對於中國現代歷史反思的日漸廣泛和深入，對於孫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理論和民主建國思想的再認定和再繼承，對於蔣介石先生歷史功績的再認識和再肯定，對於中華民國國統與法統的再認宗和再推崇，都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在新中國 —— 中華民國重新獲得全民族「共識與認同」的前提之下，再「認三民主義之祖、歸中華民國之宗」，以最後地完成孫先生所交付的護國、護法的歷史重任，以盡快地推動中國大陸的民主進步，以盡可能地減少民主進程中的流血與混亂，以及早地將中國大陸重新推向正確的民主建國方向和正常的民主政治軌道之上，志在民主統一，而非專制一統。否則就不能理解，今天，在已經實現了民主和繁榮的台灣，當某些朋友連中國和中華民國都不想要的時候，在中國大陸，為何卻有許許多多的知識分子們，竟能夠冒著危險去澄清歷史和糾正歷史，並且在已經持續了十數年的歷史反思運動之後，開始推動起了一場歷史性的「認祖歸宗」運動。歷史的明鑒是，羅伯斯比爾和他在聖滓融R街修道院的共和主義英雄們，雖然被敵人送上了斷頭台，但由他們所創建的法蘭西共和國及其共和國統，卻在歷經了八十六年革命與復辟、即民主和專制的殘酷較量之後，獲得了永生。因二月民主革命而誕生的俄國臨時民主政府，雖僅僅存在了八個月，便為共產革命名義下的復辟所推翻，但是，遭遇了長期共產專制復辟統治的俄國人民，卻終於推倒復辟，重建起七十四年前所創建的民主政體，直至完全歸復了她的國歌、國旗、國體和議會形式。近現代世界許多前專制國家向民主的過渡，無不經歷了這一共同的艱難歷程。

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由偉大的辛亥革命所創立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 中華民國，八十餘年來，雖經幾起幾仆，但在歷盡國際國內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和顛覆之後，特別是在終結了中共於大陸曠日持久的專制復辟統治之後，必將迎來她國統和法統的再傳承與再發展。因為「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因為已經遭遇五十年中共全面專制復辟統治的中國大陸人民，今日確已、或正在認識到，中華民國，才真正是全中國人民的「新中國」。因為作者和他的許多大陸同胞在經歷了長達十數年的歷史反思之後，已經能夠明白：一個曾陰謀奪取了全國政權，並且對前蘇聯各族人民實行了七十四年專制復辟統治的蘇共，都非但不能代表「歷史的趨勢」，甚至竟能在一日之內分崩離析，那麼，由那個在中國大陸實行了五十年專制復辟統治，卻非但至今不能統一中國，並且早已造成天怒人怨、就要走向覆亡的的中共，所代表的「歷史趨勢」，說白了，也只是一股「逆流」罷了。中共的專制復辟統治，也只能像前蘇聯那座專制復辟統治的堡壘一樣，將隨著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民主和自由的不懈追求，而最終地土崩瓦解。

誠如黎安友教授在為本書寫的序言中所說的那樣，作者雖然不是一個社會活動家，雖然僅僅是一個學術工作者，但作者仍然要鄭重聲明的是：作者在本書上卷所為之辨析和辯護的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只能是那個曾作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並艱難推進了民主建國歷程的中華民國，和那個曾創造了、並曾艱辛捍衛過中華民國的中國國民黨。即由孫中山先生和蔣介石先生及其真正的繼承者們所開創、所捍衛、所建設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而不是頂著中華民國的國號，卻要拋棄中華民國的國統；承繼了中華民國國統，卻又要背離整個中國；掛著中國國民黨的招牌，卻要菲薄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理念、詆毀中國國民黨的基本民主性質、歪曲中華民國民主建國的艱辛歷程、否定曾在艱難時代為台灣的繁榮和進步奠定了歷史基礎的蔣介石先生 —— 即一方面企圖將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歷史傳承予以腰斬，一方面則企圖誘導整個台灣走上分裂祖國和割斷歷史之路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 —— 如果這樣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已在出現、或有可能出現的話。

因為，我們不是為了台灣。我們是為了大陸，是為了包括台灣在內的全部中國。因為一百年來，東方專制強國為其侵略的野心，一直致力於中國的分裂而不是統一；西方民主列強亦為了一己的利益，同樣希望中國不是統一而是分裂。因為，八十餘年來，中國在從專制走向民主的艱難過渡中，因革命和復辟反覆較量的歷程，又一再地造成了中國的分裂和分治。誠所謂「專制仆而統一成，民主敗而分裂生」。然而，隨著全中國的民主過渡必然要走向它最後的成功，中國的民主統一不僅一定要實現，而且一定能夠實現。一個由孫中山先生所親手締造的，由蔣介石先生所堅持捍衛過的，並必將為台海兩岸人民所共同建設起來的民主、統一、強大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將一定會治癒她少年的創傷和裂痕，帶著她古老的文明和文化，和來日的進取與進步，屹立在這個世界之上，為促進這個世界更新一輪的進步和繁榮，而盡心、盡智、盡力。

國中另一位前輩亦曾對我說過，「歷史是有情的」。那就讓有情的歷史來還報我們這些有情的人吧。因為我們理解了歷史，歷史想必也會理解我們。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改定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注 釋

注一：高爾品：《少夫人達琳》三二一頁，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七月。

注二：中共在察覺上述歷史反思著作所可能造成的統治危機之後，曾數次下令禁止上述著作的出版和發行。其理由便是「這些著作公開了不應公開的史料，過度地美化了蔣介石和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將「反面人物正面寫」。

注三：這兩位民運人士是王希哲先生和劉曉波先生。

注四：近年來，雖然中共政權日趨腐爛，人民反抗日趨激烈，但在海外，對中共的新聞、「學術」和輿論卻常常是「一片大好」，甚至是「越來越好」。

注五：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九日，北美《世界日報》發表社論「解讀辜江會和融冰之旅」，稱：聯繫到國府外交部指控北京搞兩手策略，打壓台灣國際空間，辜振甫隨即在北京呼應，錢其琛的回應更見坦率，即兩岸外交戰場的消長，乃是潮流所趨，「台灣國際空間愈來愈小是個趨勢，中國有句話，識時務者為俊傑，台灣外交部的講法，完全是主觀的想像。如果不能順應歷史，台灣就很難理解為什麼邦交國會越來越少」。如果說辜振甫在北京受到什麼挫折，錢其琛當著辜振甫講的這番話，應該是一記重擊。誰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面，錢其琛以外交戰場的消長證明中共才是站在歷史潮流的一邊，才是正確的。而「識時務者為俊傑」的評論「自有語帶嘲諷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