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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7日訊】舉世矚目的伊拉克戰爭，以三個星期的速戰速決順利結束。薩達姆專制政權土崩瓦解，以美英爲首的盟軍取得決定性勝利。此時，伊拉克問題的焦點很快轉移到戰後重建上。
戰後重建伊拉克，商機無限，僅由美國擬定的半年重建內容，就包括：修復半數以上、總長2400公里的重要産經道路和橋梁，達完全暢通；修復5000戶房屋，改善城市貧民窟環境，修繕3000棟住宅；修復15％的高壓電網，在兩個月內緊急運抵550台備用發電機；修復和改善2000至3000間學校，提供12500間學校的書本和教材；讓半數、即約1300萬伊拉克人民享有基礎醫療服務。等等。
外界普遍認爲，這一龐大的重建計劃，展現了美國提高戰後伊拉克人民生活品質的決心。其重建規模，是二次大戰之後最大的一次。僅次於當年美國對日本、對德國的重建規模。由於商機巨大，商機誘人，國際上，不管是主戰的，還是反戰的國家，都迫不及待地要求加入戰後重建的行列。爭取從這塊重建大餅上分一杯羹。
主戰陣營堅持由參戰的盟國主導重建，反戰陣營則主張由聯合國主導重建。前者的理由是：爲了解放伊拉克，盟軍付出了血的代價，更不用說人力物力財力的巨大貢獻；後者的擔心在於，如果不是聯合國主導，他們恐怕被盟國排斥在重建行列之外。
美國國會通過的一項議案，具有指標意義。該議案將充當反戰急先鋒的法俄德敘四國排斥在伊拉克重建之外(該議案尚有待總統的批准)。但排除中國參與的修正案卻沒有獲得通過。這表明，中國將坐享重建機會。這一結果，歸因於北京當局對伊拉克戰爭的圓滑態度。
儘管，對內，北京當局始終堅持反美仇美宣傳，這一反美仇美的調子和編排，達到近乎偏執和瘋狂的程度，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將戰爭的起因、戰爭的過程、戰爭的結果、以及伊拉克人民的民心向背，幾乎都描繪得與客觀事實截然相反。北京的“輿論導向”，在相當程度上嚴重誤導和愚弄了國內老百姓。然而，對外，北京當局卻投機取巧，兩面討好。表面上看，也屬於“反戰陣營”，以討好阿拉伯世界；實際上，暗中與華盛頓達成交易，對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不予反對，而予以默認。雖然一直在口頭上“反戰”，卻拒不加入法俄德的“大國反戰俱樂部”。
薩達姆政權早就洞悉北京的“陽奉陰違”，故十多年裏，不願會見中方的任何官員，連中國駐伊拉克大使，也只是在一次宴會上，搶跟到廁所裏，才勉強見了薩達姆一面，不可不謂：死乞活賴。
北京與華盛頓的暗盤交易，呈現一系列結果：中美關係沒有因伊拉克戰事而受到絲毫損害；
今年，美國破例不在聯合國人權會議上譴責中國的人權狀況；美國沒有將中國排除在戰後重建之外。
至於北朝鮮核危機，北京的態度也十分微妙。初時，北朝鮮突然鼠竄，以核威脅連番挑釁美國，北京無動於衷；但美國以異乎尋常的速度擊敗伊拉克，令北京大驚，深知美國收拾“流氓國家”的態度是認真的，如果轉而攻打北朝鮮，完全可以說到做到。既然中方不可能再愚蠢到搞第二次“抗美援朝”，一旦美國攻打北朝鮮，必使北京陷入尷尬境地，並深受其害。於是，北京終於開始艱苦的私下勸說工作，促使北朝鮮改變態度，啓動多邊談判；北朝鮮方面，受伊拉克戰爭的震撼，心膽俱裂，也一改只與美國直接談判的頑固立場，同意接受美國多邊談判的條件，順著北京調解這個臺階，表示願意與美、中，甚至包括韓、俄、日進行多邊談判。
在對待聯合國的角色問題上，北京當局顯然持雙重標準。對伊拉克危機，北京強調“在聯合國的框架內，發揮安理會的作用”；對北朝鮮危機，北京則“反對提交聯合國，反對安理會介入。”由此可見，對聯合國這面大旗，即便是北京當局，也是需要時扛上，不需要時則抛棄。
所以，法俄德中等國主張“由聯合國主導伊拉克戰後重建”，只不過是掩耳盜鈴，企圖搶奪對伊拉克重建大餅的控制權。
參與伊拉克戰後重建，不可能沒有優先順序。支援解放伊拉克、並爲戰爭付出代價的盟國，理所當然要獲得重建先機。那些虛僞反戰的國家，則理所當然地應該受到冷落。如果不是將它們完全排除在外，至少也要讓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坐冷板凳”。實際上，如果不是法俄德等大國“堅決反戰”，薩達姆政權未必對抗到底，有可能自動下臺，避免戰爭。換言之，法俄德等國，對戰爭的爆發，負有相當責任。
聯合國連自身有關伊拉克問題的決議都無法堅守如一和貫徹始終，實際上縱容了薩達姆政權的爲所欲爲。聯合國此舉，實屬“自甘墮落”，試圖主持戰後重建，說不過去。
戰事一結束，法俄德就一改反戰立場，分別急於與美英謀求關係改善，尤其爭相與美國“套近”。法國總統甚至主動給美國總統打電話，表達“誠意”。這一驟然轉變，也表現出法俄德等國反戰的虛僞。難怪連薩達姆政權的官員在戰前都直言不諱：法俄德反戰，是基於他們自身利益的考慮，絕非爲著伊拉克。
北京倒是用不著象法俄德那般，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中國一定有參與伊拉克戰後重建的機會，不確定的只是，這一機會的大小和多少。
—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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