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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則徐:拿出你自己的思想來

【大紀元12月9日訊】幼時受盡磨難,養成了諸事問為甚麼的習慣。漸漸覺得長者的訓條,於理經常不能自圓其說,甚而本無甚麼道理,於是就有了些一己的念頭慾表達。中學時立志要做文學家,覺得文學是說話的好方式。但時行的文學總是膚淺,常如夏日在庭前納涼還呻吟著「熱死」的嬌婦,不知天底下此時正有無數的大眾在暴日下揮汗如雨,於是以為文學還是要到文學以外去學,要理解了整個世界和各種人心後才會有好的文學。但這樣一來,竟成了思想者,全心沉浸在了各種理論的考察中。

入了大學不幾日,想學習真學問的熱烈的心,在教師對政治領袖話語鸚鵡學舌的宣教中,頓然地寂滅。甚而厭惡。比如宣說一分為二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之一,又宣說唯文革不可以一分為二。為著政治,說說也就說說,卻偏要壓著我們學子用一分為二原理證明文革不可以一分為二,做了作業還要開討論會,折磨我們年青的腦筋。由此,便得出結論:課堂所學哲學是偽哲學,教師是偽教師,所謂社會科學是偽科學,大學是偽大學。既然這樣,我便決定走自己的路,按照自己的方式探求真學問、真思想。

1984年大學畢業,去了部隊學校講授經濟學。彼時利用暇余整理了四年大學的獨立思考,撰成10萬字文稿,名《論帝國主義的終結》,提出:社會主義運動改變了世界歷史進程,但社會主義國家不僅不能解放全人類,而且還必須依附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僅僅只是整個世界體系中的一個子系統;當社會主義運動改變了世界後,社會主義國家也將不得不改變自己,通過改革從集權主義時代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這個新的歷史階段還遠遠不是民主社會階段,而只是一個自主主義社會階段;自主主義是在集權主義歷史前提下的對社會自然人、法人地位的確立及其權利的整合、訴求,因此,不斷的改革是自主主義社會階段的一個基本特徵;而為了無法避免的改革,社會主義國家將全面收縮其國際關係勢態,比如雖然蘇聯仍然在向阿富汗增兵,但其自身的國內改革將很快逼使其從阿富汗撤軍。知道這一新的理論不可能得到出版,但抱著聽取建設性意見的念頭,便去了社會科學院,結果,竟然是研究員們的一片恥笑,「看不懂」、「這是你能研究的嗎」、「你怎麼能瞭解中央的意思」、「怎麼可以胡亂創造新概念」、「誰說過這樣的話,用過這樣的概念」、「胡說八道」、「荒唐」、「想做馬克思嗎」,等等,沒有一句屬於嚴肅學問的話。認真推敲了自己的邏輯系統後,覺得自己沒有犯大的錯誤,1985年便用比較通俗的語言專門就其中的自主主義思想寫了篇2萬字的文字,名《自主主義綱要》。不成想,這篇通俗文字竟然流傳起來,以至1990年代初的大學校園仍在傳讀。自主主義這一概念的傳播和使用,今天已經時常可見。

但這一經歷使我對中國的學院教授、研究員們放棄了希望,斷定他們在相當長的時期裡總體上不可能造就中國的理論和思想革命,他們的基本特徵只能是或者做政治領袖或者做國外學者的傳聲筒、演繹者,無論在其精神核心處還是在其話語形式上,都不會真正具備自覺自為的思想獨立性和原創性。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彼時我便立志賦予自己以使命,以一己蟻穴之力試著突破中國的精神頑固之堤。既如此,我便當避開腐朽圈子的消耗,去直接研究社會。在學院所能讀到的經史子集在學院外一樣能讀到,在學院內糾纏不休的揣摩政治領袖意願的所謂「學術資源」對我入地獄毫無意義,而天地日月、飛禽走獸、企業團隊、飲食男女才是真正鮮活的思想資源。從1985年底起,我便不再跟學院人士交道,不再參加和開辦關於我的自主主義思想的民間討論和講座。

2001年底,覺得到了全面整理自己思想的時候了。2002年,我把自己關在上海郊區一間民房裡,化了整整一年時間整理許多年來幾近投入了全部生命獨立研究和思考的主要成果,完成了體系完備、嚴格的原創思想體系,並暫名為《新思想》。年底,我把它放在了自己的網站上予以公佈。同時,連續寫了數篇短文在幾個思想網站推出,聲稱「我不是思想家,誰是?」,迅速引起了一些網絡思想者們的驚異和討論。

「我不是思想家,誰是?」從字面意思上講,當然甚過。但這其實並不僅僅只是我個人的聲音,而是向傳統的打著官控印記的統制學術吹起的號角,是代表著中國思想自由精神傲視思想匍匐群的視角,是鼓勵中國獨立思想者們倔強挺起腰桿、擺脫學術自卑的志言,是中國精神以「我」為基本的主體性覺醒後的吼叫,是以精神強者的姿態擺脫官方精神統治的搏鬥。因此,這過,乃是時代之過,是中國思想在這時代崛起時的冒頂之過。因此,我斷言,五四的啟蒙運動所造就的最重要成就是新文化建設運動,1980年代以來的啟蒙運動所造就的最重要成就將是新思想建設運動,中國新思想的成熟將標誌著中國百年啟蒙運動的頂峰和完成。

我斷言,中國新思想的建設首先將由民間人士而不是由學院人士作先鋒。在中國的將來,民間思想家們將會進入學院,而學院也將誕生出自覺自為的思想家,兩個方面都會達到成熟。我的關於民間與學院的議論很快引起了爭議。知原先生認為中國思想家在民間。朱魯子博士認為,中國新思想家將在學院中走向民間的人士和民間具有學院派學術底蘊的人士當中誕生。一些學院人士認為民間沒有資源優勢,不能產生思想家,鄧曉芒先生告誡:「那種天馬行空、師心任性、玄妙高蹈而不留痕跡的『原創性』思想,我總覺得不像是真正有學術價值的思想。真正站得住的思想總是在與前人和同時代人的艱苦辯難和反覆對話中建立起來的。哲學家就是那種善於站在每個人、尤其是每個其他哲學家的地位用他們的眼光看世界的人。」任不寐先生則用體制內、體制外的說法批判了體制內知識份子的缺乏獨立性。我認為,這一問題已經不是一個民間與學院、體制外與體制內問題,僅僅這一爭論和思考,就意味著中國思想界乃至知識界的一種精神覺醒。爭論本身形成不了結果,但它形成了一種動力,這種動力將極大地刺激和鼓勵中國精神的進步。

從2003年而言,民間論者更具有著實踐性。在士柏網站,連續進行了以中國民間思想者為核心的「擂台」討論。知原先生在他自己的網站論壇也選擇了具有代表性的民間思想進行討論。11月,將近歲末的時候,由民間思想者江上郎先生策劃和組織,「哲學中國」網站成立了以民間人士為基本隊伍的「中國網絡哲學協會」,迅速吸引了中國民間思想者,形成了中國民間思想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彙集,暗示了民間人士向學院人士話語權再分配的訴求。

中國網絡哲學協會,其拱日出之大洋乎!也許,這將是一個太陽由此升起的海洋。其中的原因,在於網絡幾乎是目前中國唯一可以比較自由發表思想和爭論的領域,我以為,無論是民間還是學院、體制外還是體制內人士,革命性的思想終將不得不通過網絡發表自己的話語。這是網絡時代中國思想的幸事,也是一個極大的悲哀。雖然我被邀請為了該協會會員資格審核處成員,但我希望著協會能早日失去存在的必要,中國能出現一個讓思想到報刊自由發表、讓出版商自由出版書籍的時代。

在一個自由發表思想的時代,民間與學院、體制外與體制內的區分將失去意義。一切思想的發表,將遵循兩個基本的原則,其一是胡適先生說的「拿出你的證據來」;其二,我以為是:拿出你自己的思想來。但在今天的中國,在思想還主要必須通過網絡發表的時代,我以為不必求全責備,當首先強調第二個原則。無論民間與學院、體制外與體制內人士,都當首先「拿出你自己的思想來」。

我曾說:關於學院與民間之分僅僅是繫於歷史現實的暫時劃分,不具有永久的意義,不是將來真正的劃分,而且,現在也在悄悄地發生著調整。從概念上講,學院對應的是院內、院外,院內是學院和研究院,院外則是學院、研究院以外。院外本不等於民間,除了民間,也包括著院外的官方。但這一問題在當代中國有了特殊。在中國當代,學院基本是被政府控制到最細處的。這與學院是否官辦無關。學院在總體上應該屬於民間的范圍。但是中國當代的學院並不如此,而是屬於著官方或至少半官方的範圍。繫於此,今天大倡民間就有著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特定意義。

大倡民間的難處,不在於拿出證據,而在於拿出思想。僅僅拿出證據,並不會受到過分的打壓,而拿出思想則會被視為洪水猛獸。在這一點上,鄧曉芒先生強調「艱苦辯難和反覆對話」是很有些迂腐的,殊不知,「艱苦辯難和反覆對話」是要在有這機會並不被打壓的條件下才得以實現的。1992年春,有關法律部門因我的自主主義觀念的流傳而對我進行政治、法律審查,一幫偽教授躲在陰謀的牆後給我下資產階級自由化政治結論,我是沒有「艱苦辯難和反覆對話」的機會的,我所能選擇的,是交待或不交待、坦白或不坦白。

然而,凡真正的思想家絕不會吝嗇自己的生命,吝嗇軀體的自由,更不會為保有安逸的生活而放棄思想、不說出思想。因其可能朝不保夕,他便總是選擇先拿出自己的思想,有餘力再拿出更多的證據,而無論思想還是證據的拿出,都是一個艱苦的過程。今日的中國有了封殺不盡的網絡,網絡前所未有地為國人提供了一個平等言論的園地,思想的說出就有了一定的方便。無論民間人士還是學院中具有民間意識的人士,都自然聚集到了網絡。在這裡,在網絡上的眾多思想者面前,任何人試圖擺出官方或半官方的威權架子,都將是可笑的。在這裡,除了拿出自己的思想,沒有更多的便利和特權。

2003/12/10@(//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