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9日訊】十二月五日至七日，中共中央在京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總書記胡錦濤發表講話。其講話分為三個部分：一、從党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戰略高度，進一步認識做好宣傳思想工作的極端重要性；二、堅持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統領宣傳思想工作，引導和激勵全党全國人民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而團結奮斗；三、切實加強和改善党對宣傳思想工作的領導，不斷開創宣傳思想工作的新局面。胡錦濤的講話不僅了無新意、枯燥無味，而且從思路到措辭都是一次向毛澤東時代的回歸。

在這篇冗長的講話中，胡錦濤特別強調“党對宣傳思想工作的領導”。胡錦濤指出：“党管宣傳、党管意識形態，是我們党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重要原則和制度，是堅持党的領導的一個重要方面，必須始終牢牢堅持，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各級党委要始終高度重視宣傳思想工作，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方針，切實加強和改善領導。要形成党委統一領導、党政各部門和各人民團體齊抓共管、各負其責的工作體制。要高度重視和切實加強宣傳思想工作隊伍建設，為做好工作提供堅強的組織保證。”

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報》同步發表社論說：“宣傳思想工作是党和國家大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從來都是為党和國家事業服務的。做好新形勢下的宣傳思想工作，是堅持和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需要。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党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旗幟和靈魂。堅持和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是党和人民團結一致、始終沿著正确方向前進的根本思想保證。”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引用這些讓人惡心的語言，這些宛如埃及金字塔中的木乃伊般僵硬而猥瑣的語言，是因為這些語言道出了胡溫“新政”的實質——胡溫根本就沒有“新政”，胡溫實施的依然是舊得不能再舊的“舊政”。所謂“新政”不過是少數“單相思”的知識分子一廂情愿的猜想而已。

任何一個專制國家，其改革的第一步必然是放松言論控制，開放報禁，走向新聞自由。蘇聯東歐的變革是如此，東南亞若干國家和地區如南韓、台灣也是如此。嚴格控制公民的言論自由以及新聞出版自由，將傳媒作為一党之宣傳工具，這樣的做法顯然是專制統治的延續，而非解凍、破冰的開端，這是一個最簡單不過的常識。然而，某些以屈原自居的文人學者卻忽視了這個常識。

過去的二十世紀留給我們的一大迷是：為什么有相當大數量的明智和理想主義的人們，當真被希特勒、列宁、斯大林和毛澤東個子宣傳的烏托邦思想所吸引，參与其邪惡的事業，最終身敗名裂或者自己也被填進了絞肉机？這些瘋狂而暴虐的思想，居然被數以億計的追隨者欣然接受。波蘭裔美國學者布熱津斯基寫道：“這就提出了一個惱人的問題，即：在多大程度上人性固有的帶破坏性和非理性的一面易于接受蠱惑人心的鼓動？几千万人被殺，因為出于种族或者社會的原因，他們被認為不配生活在塵世上的烏托邦里；另外更多的人則被強制生活在這种制度之下，這一切都證明超凡神話具有催眠性的吸引力；它設想在全面控制的強制性烏托邦里可以達到歷史的終結和臻于至善至美。”從某种意義上說，無論是鼓吹法西斯主義的希特勒、墨索里尼，還是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列宁、斯大林、毛澤東等，之所以能夠奪取政權、征服民心，一是靠赤裸裸的暴力和武力，此即“槍杆子”；二是靠鋪天蓋地的宣傳和教育，對全民進行一次徹底的洗腦，此即“筆杆子”。尤其是后者，在專制政權建立之后，官方會動用一切資源，不斷強化和拓展以愚民為目的的宣傳教育。歷史學者王向遠寫過一本名為《“筆部隊”和侵華戰爭》的著作，副題是“對日本侵華文學的研究和批判”。其實，中共內部也有一支龐大的“筆部隊”，在中共建党的八十余年里，這支“筆部隊”不惜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為中共奪取和鞏固政權立下了“汗馬功勞”。胡錦濤在講話中多次使用“宣傳戰線”這一充滿硝煙气味的詞語，也說明中共當局將其宣傳部門看作是一支“筆部隊”，一支愚弄和征服人心的“筆部隊”。

美國哲學家米克爾約翰在《表達自由的法律限度》一書中分析了冷戰的實質，他認為冷戰乃是一場“自由”与“不自由”的競爭。米克爾約翰指出：“在這場運動中，我們美國人對熱戰和冷戰中的敵人作了很多譴責。但是，我們最有力和最公正的譴責一直是，它們壓制和正在壓制信息和觀念的自由流動。我們宣稱，我們不能忍受壓制信息這种邪惡行為。我們在國內不會屈服于這种行為。如果我們能夠通過合法的手段加以阻止，也不會允許國外的這种行為。我們堅定認為，言論自由是人類社會的共同利益要求。”在今天的中國，在党的嚴密控制下，信息無法自由流通，民眾也喪失了獲得不同觀點和思想的渠道。傳媒成為維護党的統治的工具，而非增進理性和自由的領域。胡錦濤的此次講話毫不含糊地表明了新一代統治者在這一問題上的堅定立場，也冷冷地關上了政治改革的大門。實際上，胡溫上台以來一年多的時間里，對新聞媒體的控制不僅沒有任何的放松，反而逐步与毛澤東時代形成可怕的趨同。若干報刊受到嚴厲的整飭，數十名网絡作者受到綁架、逮捕和監禁。而那些望梅止渴的文人學者們還在眼巴巴地渴望著“胡溫新政”——于是，“胡溫新政”成了我們這個荒誕時代最典型的“皇帝的新衣”。

——兩千零三年十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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