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8日訊】【按】本文有些見解很不錯。但「政變」這個詞，在漢語中有確切的含義，就是指少數握有一定權力的人，通過密謀等手段，改變領導權的做法。格魯吉亞最近的事情，顯然完全不是政變，而是廣大人民參與的人民革命，和平的不流血的慶典式革命。這種慶典式革命，雖然看起來是偶然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實際上，在當代，東歐，蘇聯，菲律賓，印尼，都通過這種慶典式革命，改變了社會制度。有時也用這種方式改變不肯用民主方式交出領導權，或有復辟專制企圖的領導人，如這次的格魯吉亞。因此，這種慶典式革命，在當代，具有普遍意義和必然性。我在1974－75年《關於理論問題的問答》等文章中，總結浙江反對王洪文、翁松鶴的鬥爭經驗時指出，未來人民反對官僚專制時，將會普遍採取突發事件的形式，預見到這種發展，看來是正確的。但慶典式革命成為通例，馬列毛式革命被歷史所否定，這一方面是因為當代專制依靠現代科技、經濟和武器，大大增強了統治，使得過去習慣的反抗方式變得不可能；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人類理性和文明的進步，使得暴力手段為文明人類所反對，使不流血的慶典式革命成為可能。但這需要對抗雙方都變得文明，非暴力慶典式的變化才有可能。否則，突發事件產生後，雙方，尤其是舊的統治者一方，最後仍然可能祭出暴力武器，搞暴力對決。這是我們需要及早預見，努力避免的，如果不能避免時，則採取正確果斷的處理方式，把民族的損失減到最低。

－－徐水良2003－12－6

幾天的時間，這在人類歷史中只是一瞬，但就在這一瞬中，格魯吉亞完成了一次政變。整個政變過程沒有流血，這是個值得關注的政治現象。

政變是人類歷史中的偶然事件，這種事件在人類的歷史中很多很多。歷史中的政變都是攫取權力，格魯吉亞的政變是人民收回權力。歷史中的政變是統治者與統治者的事，格魯吉亞的政變是人民和統治者的事。當統治者的權力受到覬覦時，政變就會發生。有時候，對這些偶然事件的思索，抵得過一百種政治理論。尤其在人民已經不信任她的統治者的能力的時候，尤其在人民已經懷疑她的統治者的合法性的時候，與其猶猶豫豫、一籌莫展，並最終放棄良好的理性和願望時，更是如此。

格魯吉亞曾經有過蘇聯共產黨幾十年專制的歷史，且是世界級、歷史級專制主義頂級人物斯大林的故鄉。但蘇聯解體以後，格魯吉亞人民沒有在自己神聖的土地上繼續專制主義，沒有因這個鞋匠的兒子的專制、殘忍、暴戾達極權力頂峰而無端的自豪和炫耀，像兒子炫耀父親一樣。格魯吉亞人民沒有”格魯吉亞出了個斯大林”的狂然和忘乎所以，格魯吉亞人民就是人民自己，而不是專制者和獨裁者的附屬物和實驗工具。蘇聯解體以後，格魯吉亞成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有了人民參與制定的憲法。她選擇了謝瓦爾德納澤，斌予這個國家獨立的有功之臣的總統權力，並賦予了一次、二次、三次。在第三次的中途，他們懷疑了，需要收回自己的權力，於是，他們用抗議和示威的方式表達了他們的懷疑。他們成功了：謝瓦爾德納澤辭職了，賦出去的權力又回到主人這裡。

一場政變就這樣完成了。

政變的當事者是反對派及民眾、總統、軍隊三方，三方都在政變過程中保持了克制，設有讓事態向流血跨越哪怕微小的一步。這是一種文化，是一種厭惡和憎恨流血、鎮壓的政變文化。這種政變文化植根於更深一層的社會文化和民族文化之中：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秩序、尊重法律。還有一層就是”對超驗的敬畏和尊重，沒有這種敬畏和尊重就會導致對一切的不尊重”（捷克總統哈維爾語）。換一個視角，這是一種有別於鎮壓示威者的政變文化，是一種有別於”政治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的文化，是一種”使得政治成為不需要付出生命代價的職業”（劉軍寧）的自由民主文化。（當然，我這裡闡述的是自由民主，而不是其他種類民主。同樣，我關注的是不流血政變，政變以後的政府是否比政變前更好，不在此關注。）

在這次政變中，當事者三方的立場是這樣的：首先，反對派及其民眾進入議會大廳後，克制了製造暴力事端的狂熱。其次，是總統：”我沒有命令軍隊採取行動，因為我清楚鎮壓示威者將會導致流血。”最後，是軍隊，她的一位司令官的聲明稱：”如果謝瓦爾德納澤命令我鎮壓抗議群眾，我將公開’抗旨’，我不會把槍口對準格魯吉亞人民。”想一想，一個國家有了這樣的反對派及民眾，這樣的總統，這樣的軍隊，她還能再向上帝祈求得到什麼？

格魯吉亞是個信奉東正教和基督教新教的國家（不是官方意義）。該宗教對於社會政治的意義，在於有一個超驗的維度，這個維度融構了人的社會責任感和自尊自重。人類歷史也實證了這一超驗維度必不可少，實證了在同一時期不同國家裡，有超驗維度和沒有超驗維度的社會政治災難的性質和程度的差異，有無超驗維度融構的民族、社會精神是不同的，格魯吉亞能夠在歷經蘇共幾十年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專制後，又回 復其具有超驗維度精神文化，在這一次不流血政變中得到了當然的凸顯。

當然，格魯吉亞這次不流血政變有相當的制度因素。她有一部好的憲法：”1、對民眾的保護（它帶來了自由的人民）。2、民眾的權力（它帶來了堅持己見的人民）。”（薩托利）但即使是最好的制度和最好的憲法，也需政變行為者的行為支撐，況且，格魯吉亞還不是完整意義上的自由民主制度國家。這樣，這些政變的當事者對於流血政變的理解和拒絕就顯得特別重要。

該政變不僅僅是一個政治事件的事實，還有政變文化產品的意義。它可以被研究、被認識、被輸出、被享用、被倣傚。它對於一些國家和民族的民主化進程，喚起的是被迫害和流血的記憶和比較，並從記憶和比較中獲得希望和希望的能力。當今世界的民主化浪潮，衝擊著地球上的每一個角落和每一社會層面，從統治者到民眾，從思想到政治現實，是國家都不能幸免。但它最終衝擊的是個人，是支撐政治制度的個體的政治辨識、心理情感和行為方式。一當這個基礎層面改變，賴以建立其上的社會政治制度就得重新構建。

當然，當前的民主制度儘管是人類迄今最不太壞的一種社會政治制度，但她不是人類社會的終極歸宿，她只是人類繼續前行中較專制為好的制度，她只是一個過程，

儘管如此，民主對於尚處於專制（不管哪種形式的專制）下的國家和民族，依然是一個非經歷不可的歷史過程。歷史證明，經歷過民主與否的國家和人民，其尊重自己和愛好和平的能力是有霄壤之別的。

現在回過頭來看格魯吉亞不流血政變的意義。專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轉型，歷來只有造反、起義、戰爭等幾種形式，每一種形式都要以流血為代價。人類終將告別流血的 政治。如果專制向民主的轉型是歷史的必然，不流血政變就是這必然中的偶然。這就是格魯吉亞不流血政變的意義。

中國·貴陽·方家華

2003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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