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30日訊】杜導斌先生被捕﹐我沒有力量替他做些什麼﹐悲憤之中只好用手頭積累的文字材料為中國文化人傳神寫照﹐好讓全世界的有心人看一看﹐中國社會是如何進行一輪又一輪優敗劣勝的逆淘汰的。從毛澤東用唯一正確的絕對專制壓倒替代蔣介石網開一面的准專制或半專制﹐到當下中國強制鼓吹的「幾個代表」﹐全都是優敗劣勝的「與時俱進」。

1934年3月﹐魯迅在日本左派刊物《改造》月刊上發表《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其中有這樣一段話﹕「牛蘭夫婦﹐作為赤化宣傳者而關在南京的監獄裡﹐也絕食了三四回了﹐可是什麼效力也沒有。這是因為他不知道中國的監獄的精神的緣故。有一位官員詫異的說過﹕他自己不吃﹐和別人有什麼關係呢﹖豈但和仁政並無關係而已呢﹐省些食料﹐倒是於監獄有益的。甘地的把戲﹐倘不挑選興行場﹐就毫無成效了。」

按照魯迅的說法﹐「中國的監獄的精神」其實就是「絕食了三四回了﹐可是什麼效力也沒有」﹐換言之就是不人道。而在事實上﹐這不過是紹興師爺魯迅又一次的「欲加其罪﹐何患無辭」。原因很簡單﹐牛蘭夫婦的絕食「把戲」不僅發生過很大效力﹐而且還迫使蔣介石做出過大義滅親的痛苦抉擇。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率先「清黨」。蘇俄顧問被禮送回國。1927年12月﹐因蘇俄駐廣州副領事哈西斯在幕後指揮中國共產黨的廣州起義﹐國民黨軍隊沖進領事館將其捕殺。南京國民政府隨即宣布斷絕與蘇聯的外交關係。正在蘇聯留學的蔣經國﹐從此變成了一名人質。和他同時在蘇聯留學的大多數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員﹐先後被蘇聯政府清洗和勞改。

1928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第6次代表大會期間﹐向斯大林提出由共產國際繼續向中國派出代表的建議。1929年2月﹐共產國際東方部在上海成立遠東局﹐負責指導和幫助中共中央的革命工作﹐同時負責聯絡東方各國共產黨。遠東局下設政治部和聯絡部。聯絡部主任為阿布拉莫夫。牛蘭夫婦就是他手下的工作人員。

牛蘭（Nuulen）原名雅科．然德尼科﹐又名保羅．魯埃格（Paul Ruegg）﹐原籍波蘭﹐曾在共產國際南洋局工作﹐1930年奉調來華﹐任共產國際遠東局秘書﹐負責管理秘密電台﹑交通及經費﹐公開身份是紅色工會國際分支機構泛太平洋產業同盟上海辦事處秘書。他的夫人汪得利（Gertrude Ruegg）是他的主要助手。1931年6月15日﹐牛蘭夫婦在上海公共租界被英國巡捕逮捕﹐隨後被移交給中國司法機關﹔8月9日在上海高等法院第二法院受審﹔8月14日由上海警備司令部移解南京。為了營救牛蘭夫婦﹐中共保衛部門和蘇聯紅軍總參謀部上海站迅速製定營救計劃﹐由潘漢年和該站工作人員哈爾德．左爾格共同負責。被推到前台直接與國民黨政府打交道的﹐是宋慶齡﹑楊銓﹑蔡元培等人。

據楊天石在《蔣介石拒絕交換蔣經國》一文中介紹﹐宋慶齡曾經於1931年12月到南京面見蔣介石﹐提出以遣返蔣經國作為釋放牛蘭夫婦的交換條件。「蔣介石曾擔心拒絕宋慶齡的建議﹐會導致蘇方加害於蔣經國﹐不過他還是堅決地拒絕了。但在蔣介石日記中有雲﹕‘今日者母亡家破﹐子散國危。若不奮勉﹐何以見後嗣﹐勉之﹗’足以見他盼望子歸的心情。……蔣介石從蘇方得到消息﹐蔣經國不願﹐蔣介石一面感嘆‘俄寇之詐偽未已’﹐一面則自覺‘泰然自若’」。

1931年12月的蔣介石﹐在各派政治勢力的挑戰和攻擊下﹐正面臨著宣告下野的政治命運。他能夠在國家利益和私人親情之間做出大義滅親的痛苦抉擇﹐無論如何也是難能可貴的。然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連同幫助蘇聯政府從事極其可恥的人質外交的宋慶齡﹑楊銓﹑蔡元培﹑魯迅等人﹐反倒以民權保障之類的神聖名義發起了一輪又一輪的宣傳攻勢﹐為直接顛覆並不十分專制的中華民國的蘇聯特務喊冤叫屈。這其中的是非曲直﹐有獨立見解的中國人是不難做出正確判斷的。

到了1937年的西安事變中﹐被蘇聯政府扣為人質的蔣經國﹐在周恩來﹑宋慶齡等人手中再次發揮作用。這件事到了楊天石筆下﹐卻變成了「蔣經國回來了﹐牛蘭夫婦卻仍然關在國民黨的監獄裡。」儼然是大義滅親的蔣介石﹐也像極不人道的蘇聯政府那樣把活人當成了可供交換的外交人質。正是這位楊先生﹐不久前在網上發佈一篇《關於拙著〈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的嚴正聲明》﹐把學術研究當成了獻媚邀寵的「嚴正聲明」。只要把由他主編的《百年潮》與他的前任主編的《百年潮》對比一下﹐就可以明白他所謂的「嚴正」﹐到底是個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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