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6日訊】中共黨內不是鐵板一塊。我在98年出國以前，每逢進廠或者到宿舍和工廠附近的街道上，常常有許多認識不認識的人，包括許多共産黨員圍過來與我聊天。這些共產黨員們常常告訴我，絕大多數共産黨員已經反對共產黨了，反對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和腐敗。黨的上層，專制頑固勢力的力量雖然要比基層强得多，但基層情况不可能不反應到上層。雖然迄今爲止，黨的上層，還沒有産生民主派，但也會不時産生一些開明人物，這就形成了共產黨內守舊頑固勢力和開明勢力的較量。

朱學淵先生認爲中共目前面臨走向民主還是走向更加專制的抉擇。我也贊同這個說法。但是，如果中共要想繼續生存下去，胡、溫等中共領導人要對歷史有所交代，他們只有一個選擇，就是走向民主。

一段時間來，主要是從SARS即非典以後，中共不少人開始認識到“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基本路綫的錯誤，有人在SARS新聞發布會上公開批評經濟爲中心的思想，主張以人爲中心。連胡錦濤，溫家寶等中共領導人，也開始初步認同 “以人爲本，以人和人的自由發展爲中心，全面均衡協調發展”等思想，（這是我們已經宣傳了十六七年的思想），開始在一些報告和講話中主張這種思想。中共的少數開明媒體，開始主張高舉人本主義的旗幟。雖然，中共上層盡力調和這種先進思想與中共僵化思想的矛盾，甚至明知基本路綫的錯誤而不認，或者企圖把這些先進思想納入“三個代表”的陳舊口號、框框和套路之中。但是，只要中共一定時期內不收回，不倒退，那麽，新人本主義就將成爲勢不可擋的潮流，逐步席捲中國的理論界。只要胡錦濤溫家寶不願背叛這種人本主義選擇向後倒退，重走鄧小平江澤民從一定程度的開明走向頑固守舊的倒退道路，那麽，他們就將不得不一步一步抛弃僵化思想和極權專制制度，走向人權、自由、民主。

在抉擇道路的這個關鍵時刻，胡錦濤溫家寶先生和我們大家都應該認真總結和吸取鄧小平、江澤民及趙紫陽時期的有關教訓，以避免重蹈覆轍。

一、鄧小平江澤民的教訓

一般新的領導人，總是希望有所作爲，對歷史有所交代。因此，自文革後期异議人士發出要求民主的呼聲，幷且爲四五運動以後的老百姓所接受，之後，新的領導人的主觀願望，一般總是希望走向開明和民主。即使象鄧小平這樣的獨裁者，也是這樣。他重新上臺以後，支援民主墻大字報，講民主。但一當大權在握，出于專制制度本性及專制習慣，立刻就反過來，聽不得不同意見，僅僅三個月，支援民主墻大字報言猶在耳，就開始鎮壓民主墻取消大字報收緊言論自由，當然，當時個別异議人士盲目冒險抨擊鄧小平的行爲，加速了鄧小平的鎮壓。這種行爲引起全國民主墻朋友的普遍反感。因爲當時許多人都清楚鄧小平也是獨裁者，筆者76年到79年，就在私下一再對南京事件被捕朋友分析過這一點，要大家有所準備。但大家都遵守當時達成的共識或者會議决議，即在當時條件下不公開反對鄧小平，以儘量爭取發展時間，據北京朋友介紹，北京民刊聯席會議爲此還作了决議。沒有其他人違反决議以此去出風頭。但個別人違反會議决議，損害整體利益的行爲，事後却被海外捧爲英雄，被捧爲民運最著名的領袖，繼續給民主運動造成損害。這正是歷史的大諷刺！鄧小平後來越來越專制，先後以非法手段推倒兩個總書記，最後成爲六四大屠殺的劊子手，列于人類最大劊子手之一的行列。

目前作爲頑固勢力總代表的江澤民，當他擺脫鄧小平垂簾陰影之後，也曾經有過類似過程。江澤民曾慶紅等也曾經想在民主上有所作爲。記得1997年底，我針對异議人士中的僞改良主義三十年，五十年實現民主的說法，寫了《中國改革簡綱》，在海外雜志和電臺上發表，說如果中共想避免革命道路，走改良道路，應該以十年左右的時間，實現自由民主。那幾年，南京公安曾經幾次要求我能將我的文章交給他們，他們保證送到最高領導人手裏，我答應了他們的要求，但沒有接受不在海外發表的要求。所以我的文章往往也送給他們一份。我注意到不久以後，江澤民曾經大談2010年實現民主的“遠大目標”。當時，海內外不少知識份子寄希望于江澤民，海外媒體甚至稱爲小陽春。1998年出現的中國民主黨就是在這種條件下産生的。

中國民主黨産生以後，我作爲民主黨海外發言人，曾經告誡海內外朋友，要在政治上有必勝的把握，就必須比你的對手自己更瞭解和預見他的特點和未來不同情况下的必然作爲。我說江澤民是平庸的小聰明，想青史留名，但又缺乏眼光和魄力，葉公好龍，如果超出他的承受能力，他會反過來鎮壓。所以我這個持激進主義策略的人，在王有才獲釋以後，一再主張組黨過程要緩進，反對激進，避免急躁。當時我提出暫停發展，讓江澤民和共產黨內人士，有個適應過程。這個意見一度爲大家接受，成爲海外决策。但不久以後，正義党等一些可疑人士就違背這個决策，采取盲目冒進策略。不久，山東籌委會成立，歡呼“黨禁衝破了，自由萬歲！”我還發表了嚴厲的聲明，批評他們“被沒有到手的勝利沖昏了頭腦”的盲目樂觀情緒，指出“黨禁還遠遠沒有衝破”，世界日報和海外電臺發表了這個聲明的主要部分。但這種冒進行爲，已經無法制止。我决定辭去海外發言人職務。王有才先生也對這種混亂可疑情况感到無可奈何，也提出辭職，但他未能辭去。結果，果然如我預料，江澤民開始對民主黨大規模鎮壓，幷進一步加大力量，大力滲透和控制。從此以後，江澤民轉向保守，最後終于成爲頑固勢力的總代表。

二、趙紫陽的教訓

趙紫陽是另一種類型。他開頭以開明面目出現，而且確實比較開明。但在胡耀邦下臺以後，趙紫陽的形象却幷不完全是正面的。及到八九民運大潮的衝擊下，趙紫陽選擇同情學生，反對軍事鎮壓的立場，他的形象又轉爲正面。（不過，同情和支援還有一定距離，如果趙紫陽先生不下臺，王丹這些人還是要坐牢的。）

筆者在八九年以前，就是對趙紫陽既無反感，但又不覺得信任的一個。1988年，中共十三大剛剛結束，我曾經寫文章，以相當尖銳的語言，批評趙紫陽十三大政治報告闡述的“基本路綫”及“生産力標準”，批判以經濟爲中心和四個堅持。主張以人的自由發展爲中心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標準”。指出一場“規模空前的衝突正在日益迫近”，“時間已經不多了”。同年12月，我還寫了一份給中共領導的上書，提出“爲了防止大規模衝突”，建議恢復胡耀邦職務，趙紫陽辭職，鄧小平退休，釋放政治犯，平反自由化，開放黨禁、報禁，等等。文章和上書當時設法帶出寄給許良英，方勵之，劉賓雁，嚴家其等先生，浙大朋友及中共領導。不久以後，報上發表趙紫陽先生講話，說反革命敵對分子攻擊基本路綫中央領導等等。胡耀邦態度不得而知，但據浙大原黨委書記張黎群回憶胡耀邦文章，說胡耀邦聽到人們恢復他職務的要求，非常激動，說想不到人們對他這麽諒解。（借此機會，我非常感激浙大老書記、老校長，老前輩黃固，張黎群，許良英等等，他們在我逆境中强烈推薦和保護我，甚至在我身陷囹圄時多次派人營救我。）由于趙紫陽先生的保守態度，八九民運剛開始時，學生矛頭一度對向他，如打高爾夫球等質疑。因此學生開始不是要求他這個與胡耀邦相稱的總書記接見，而是要求不相稱李鵬接見。後來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趙紫陽站到較爲同情學生的一邊，李鵬却站到了對立面。李甚至還愚蠢到把學生要求他接見，對他表示信任的行爲，誤解爲與他過不去，反對他的行爲。

然而，由于趙紫陽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與老百姓建立起互信關係，同時，更由于趙紫陽膽怯保守的態度，不敢公開反對鄧小平，不敢乘機把領導權抓到自己手中，相反，在世行講話時，公開拱手把中國的領導權交給鄧小平。一方面推卸責任，一方面想以此討好鄧小平。結果，反而被鄧小平認爲是鼓動群衆反對他。這與後來的葉利欽形成鮮明的對照。而葉利欽的合法性和群衆基礎等條件，還遠不如趙紫陽。由于這兩個原因，最終導致八九民運和趙紫陽先生本人的悲劇。

如果胡錦濤溫家寶真想改革，他們必須吸取趙紫陽的教訓，儘快建立與老百姓的深度互信，這種互信必須由領導人自己的表現來建立，而不可能讓老百姓遷就理解來實現，因爲中共的秘密政治，老百姓不可能單靠自己瞭解來“理解”。當然，胡溫更需要有推到太上皇的魄力。必要的時候，條件成熟時，還可以逼迫太上皇不得不做荒唐事，或者攤牌，以加速其垮臺，幷藉以破除阻力，推進改革。當然，這裏也不排除胡錦濤溫家寶也可能選擇走向專制的路，但是，這是他們和共產黨的死路。

胡錦濤溫家寶從根本上解决中國問題的可能性不大，但他們只要能起到某種過渡作用，就可以名垂青史。

轉自網路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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