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3日訊】編者按：本稿系根據作者在題為“中國維權運動與新聞自由現狀”的中國事務公眾研討會(由“保衛言論自由人權同盟”與“華府論壇”于2003年12月20日在首都華盛頓聯合主辦)上的發言整理補充後成文。作者是北美新唐人電視臺的“環球時空”專題節目主持人。

圖片説明：12月20日，保衛言論自由人權同盟和華府論壇在美國華府美利堅大學主辦了一场題為“中國維權運動與新聞自由現狀”的中國事務公眾研討會。攝影：大紀元記者麗莎。

以下為葉青博士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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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維權﹐是存在于不同社會和各個時期的一個普遍現像﹔生活在社會中的人﹐都需要維護自己或團體的正當權利和利益。但是在21世紀的中國﹐民間維權成為一個社會特征﹐在過去幾年中逐漸形成一個潮流和趨勢﹐反映出中國社會矛盾的突發加劇以及民權﹑人權得不到保障的社會事實。

民間維權成為一個運動﹐則是很最近的事。“民間維權運動”也有人叫“新民權運動”﹐這個名字是最近才受到重視和被人們接受的。在最近營救因文章言論被捕的網上作家杜導斌的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體現出日益覺醒的社會維權意識﹐體現出他們敢於為正義而出來說話的良知﹐以及人們在民間維權一事上的共識和默契。這標誌着民間維權已經在中國社會開始成為一個有整體意識的運動。在不長的時間裡﹐海內外有幾十家媒體和網站參與報導了營救杜導斌的活動﹐參加公開信簽名的人數很快就超過1000人﹐而且很多是來自缺乏自由空間的中國大陸(楊銀波在>中有詳實記錄)。作者認為這一事件﹐標誌着中國民間維權運動已經開始。

這個立足于民眾的“草根”運動﹐完全不同于過去執政者搞的那種以整人為目的的政治運動。民間維權運動代表着中國社會的需要﹐能夠促進社會的良性發展﹐值得我們大家的關注和參與。

1。 民間維權是客觀需要

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利益重新分配﹐社會階層重新劃分﹐出現了弱勢團體的權利和利益受到嚴重侵害的現像﹐社會矛盾加劇。例如約兩千萬的下崗工人﹐眼看着大量的公有資產被腐敗分子巧取豪奪﹑化公為私﹐他們從(名義上)“主人翁”的位置上被拋到失業貧困的境地。在農村﹐地方和鄉鎮政府的官員編製越來越大﹐脫產拿工資補助的幹部成倍增加﹐憑空加重了農民的負擔﹔現在農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甚至呈現走下坡路。民工進城遭受種種歧視和盤剝﹐甚至辛辛苦苦做工﹐過後卻拿不到報酬﹕据中國青年報引述的有關資料顯示，目前全國進城務工的農民工被拖欠的工資估計可能在1000億元左右。很多城市居民成為強行拆遷的受害者﹐貧困者被搞得無家可歸﹐以至不得不以死抗爭。這類的切身利益被侵害的弱勢團體還很多﹐他們的權益如何保障呢﹖維權是一種客觀需要。

作為理應是民眾權益保護者的政府﹐不僅沒有在人權﹑自由﹑民主﹑輿論和社會監督等方面實行應有的改革﹐相反地﹐中國政府為了權力﹐為了腐敗﹐為了權勢利益﹐打着“穩定”的幌子﹐對維護權利的行為動輒打壓﹐形成官官相護﹑金錢與權勢勾結﹐造成社會矛盾的加劇。更有甚者﹐個別統治者出于一己之私﹐對一個袪病健身﹑追求真善忍的修煉團體進行取締和迫害﹐造成中國人權現狀的嚴重惡化。在這樣一個社會中﹐誰都可能成為下一個權益被侵害者。即便是一些富裕起來的中產階級和新興富翁﹐也在不少案例中成為權勢欺壓的直接受害者﹐成為需要維全的“弱勢。”

在這種情況下﹐民間自發維權和一個由知識分子與社會精英參與的“草根式”的民間維權運動﹐是客觀需要的必然。

2。法輪功在民間維權中

法輪功在民間維權運動中﹐是一個客觀存在﹐也是一個中流砥柱。

法輪功是一個修煉團體﹐本來是以個人身心健康和道德昇華為目的﹐與政治相隔甚遠的。但是因為江澤民等人錯誤地執意要鎮壓法輪功﹐迫使這個團體中的修煉者不得不起來維護自己的信仰自由﹐給民間維權力量中﹐增加了原本意想不到的一個團體。所以我說在民間維權運動中﹐法輪功是一個客觀存在。

在民間維權的弱勢團體中﹐法輪功有其很獨特的方面。其它團體往往以經濟﹑政治﹑地域﹑利益﹑或年齡等來劃分和界定﹐而法輪功不是這樣﹐對真善忍的共同信仰把這個團體凝聚起來。法輪功的學員遍及全國各地﹐從中央的高官到販夫走卒﹐從大學﹑科研所的高級知識分子到目不識丁的鄉鎮農婦﹐每個階層都有煉法輪功的人士﹐所以這個團體在民間維權中﹐影響就特別大。

一個以身心昇華為訴求的團體﹐對社會對政府都是有益無害的﹐但是這樣一個團體卻在中國遭受了極為殘酷的迫害﹐數以千計的人被迫害﹑毆打致死﹐幾十萬的人被“勞教”﹑被刑囚﹐他們真的是在“承受無名苦難。”也正因為如此﹐法輪功在道義上立于不破之地﹐法輪功學員維護自己信仰權利﹐無人可以厚非。而且四年多來﹐法輪功一直也沒有改變訴求﹕還我信仰的自由﹐還我不受迫害的基本人權﹐還我一個寬松的修煉環境。這樣一個除了基本人權外並無它求的維權團體﹐容易得到其它弱勢團體和大眾的同情與信任。

法輪功一個最大的特點﹐是對真善忍的堅定信念。在遭受迫害而維權的四年多時間裡﹐法輪功學員表現出百分之百的和平非暴力﹐而且在中國那樣一個殘酷迫害中能走過來﹐做到了“不暴不倒 ﹑不屈不撓。”

“不暴”是說法輪功面對那麼殘酷的迫害﹐能夠做到不訴之暴力反抗﹐完全是理性的和平抗爭。

“不倒”是說法輪功能在如此嚴峻的迫害中走過來﹐始終堅持自己的信仰和原則﹐沒有被打趴下。幾年來﹐國內國外的法輪功學員始終沒有停止向世人揭露這場迫害﹐一直在尋求問題的解決。

“和平理性﹐不屈不撓”﹐法輪功真正在當代中國實踐了“非暴力﹑不服從”的和平抗爭原則﹐可以說為中國的民間維權運動﹐樹立了典範。

法輪功在反對迫害中﹐長期堅持一個策略措施﹐叫做“向世人講清真象。” 大量的傳單﹑光盤撒入大陸百姓家﹐加上來自海外的越洋電話以及成功突破大陸網警的網絡封鎖﹐讓全中國的老百姓都知道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事實真象。 法輪功“講清真象”這一實踐﹐一方面在事實上打破着大陸的新聞封鎖﹐另一方面幫助“啟蒙”了中國百姓的維權意識﹐宣傳了和平理性的維權精神﹐幫助中國的民間維權運動奠定着基礎。法輪功在2000年製作過一本“法輪大法和平之路”的講真象小冊子﹐今天看來﹐那本小冊子封面上的一句話﹐非常貼切地道出了法輪功在中國民間維權運動中的作用﹐那就是﹕“承受無名苦難﹐呼喚正義良知。”

3。新聞和言論自由及知識分子要敢出來說話

劉曉波在近期一篇文章中指出﹐“在進入新世紀的大陸中國，民間維權的草根運動，主要由兩大群體承擔：利益嚴重受損的工農大眾和受到嚴厲打壓的法輪。”

造成這種局面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中國大陸沒有新聞和言論自由﹐所以只能靠受害者本身來承擔維權的重任﹐而社會中其他人﹐則往往處于不知情甚至是被蒙蔽和誤導的地位。法輪功的情況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許多中國人不僅不知道江澤民殘酷迫害法輪功的血腥事實﹐反而被“法輪功讓人自焚”等假新聞誤導﹐以致對受害者抱有敵視。

知識分子應當是最不易受騙的一個群體﹐因為知識者能夠獨立思考﹐也方便得到更多的信息和實情。所以知識分子就需要承擔起社會良知的作用﹐需要有勇氣站出來說話﹐說真話。而新聞媒體可以把真話和道理傳播給社會﹐讓民眾都知道﹐真正起到輿論監督的作用。言論和新聞的作用﹐十分重要。

言論和新聞自由是社會進步和民間維權的關鍵。缺少言論和新聞的自由﹐社會上的矛盾和問題就很難暴露出來﹐更難于得到合理解決。中國執政者死卡着新聞媒體﹐動輒因言興罪﹐造成社會矛盾被掩蓋﹐更為加劇﹐只能造成越來越難解決的問題。撒斯病因為真實疫情被蓄意掩蓋而造成社會大患﹐就是一個很說明問題的例子。事實上﹐救了中國人逃一大難的﹐不是那個不惜一切維持“穩定”的江澤民政權﹐而是一個出于責任感和正義良心能敢于講真話的軍醫知識分子蔣彥永。亞洲週刊把蔣彥永先生評為2003年風雲人物﹐的確有眼光。

大學畢業生孫志剛在收容所被毆致死一案﹐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新聞和言論的重要。孫志剛絕不是第一個慘死于收容所的大陸青年﹐但是由于他的朋友及時把消息從互聯網上(可以視為新型媒體)傳播出來﹐又因為許多人出于義憤和不平而聲援﹐也因為包括大學教授﹑法律專家在內的知識分子就這一冤案出來講真話﹑出來大聲激呼﹐形成一個社會呼聲﹐所以才導致了1982年>的迅速廢止。

新聞和言論確實有改造社會的力量。可惜的是﹐實事求是的新聞以及正義的言論在中國大陸遭到太多的鉗制和禁止。

在中國大陸這種沒有言論和新聞自由的國情下﹐知識分子要承擔起社會良知的作用﹐要站出來講真話就極為艱難﹐也因此而更為可貴。要解決這一難題﹐就需要更多的人站出來﹐大家都來講真話﹐你也講﹐我也講﹐他也講﹐大家都來講﹐以言興罪就再也搞不下去了。

任何一個社會﹐都幸虧有良知不泯的勇士﹐因為他們的努力和付出﹐我們的境地才沒有更糟。在營救杜導斌的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能表現出其日益覺醒的維權意識﹐其敢於為正義而出來說話的良知﹐以及其在具體運作中的默契和共識﹐這與杜導斌本人表現出的無私﹑勇氣﹑良知﹑理念是分不開的。

4。民間維權的先行者

參與民間維權運動是需要付出的。杜導斌因為敢於說真話﹐而被捕做牢。他在互聯網上為因言獲罪的北京師大女學生劉荻(網名“不鏽鋼老鼠”)大聲呼籲﹐還撰寫和發表公開信﹐並發起“愿陪劉荻坐牢”的倡議。他也是大陸知識分子中最早站出來譴責對法輪功迫害的。在大紀元網站刊出的曹靜寫的>一文﹐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北京人很幽默會調侃﹐北京人膽儿大啊，北京人沒什么不敢說的話，江澤民都敢罵。可是沒有人敢站到天安門廣場上說一句“我是煉法輪功的”。自鎮壓法輪功以來，什么話都說得，就是“法輪功好”說不得。但是杜導斌﹐一個小小的網絡作家﹐率先去碰了這個目前最不能碰的“禁區”。

在《良心不許我再沉默》這篇文章里，杜導斌旗幟鮮明地說：“四年來，由于片面相信當局對打擊法輪功的宣傳，由于自己的麻木和事不關己，我沒有太多注意到那些信仰法輪功的公民所遭到的非人待遇，在他們橫遭迫害時選擇了沉默——間接選擇了与專制合謀，今天，彷佛一夢醒來，突然目睹他們的悲慘境況，突然發現一個巨大的邪惡已經成為事實并且還在繼續擴大，我感到震惊，心中升起俄底甫斯式的自責。

“我感到有必要打破沉默。我要大聲向大陸的知識界和网民們呼吁，中國善良的還緘默著的人們，你們醒醒吧，就在你們保持緘默時，納粹的幽靈回來了，占据了我們的國家政權，用最不人道的方式殘殺你們的同胞！該出手了！該救救他們了！用你們的聲音支持那些和我們擁有同等國民權利的不幸的人們吧！向那個巨大的怪獸勇敢地說出‘不’字吧，冤獄已經到了必須結束的時候。”

杜導斌的正義與勇氣贏得了人們的尊重。我今天還想說明﹐杜導斌他不孤獨。在中國大陸﹐有許多象他一樣為了正義和良心而勇敢地發出自己聲音的人。雖然最近在中國大陸又有一批這樣敢於在互聯網上講真話的人士被捕﹐但是從積極營救杜導斌的活動中和網上簽名的人數看﹐還是有許許多多敢於直言的中國人﹔這樣的人越多﹐杜導斌重獲自由的機會就越大﹐中國人可以享有言論自由的那一天到來的就會更早﹗

在法輪功修煉團體中﹐也有為數眾多的知識分子在反迫害中表現出令人欽佩的風范﹐他們的事跡同樣可歌可泣。讓我們來回顧幾個敢為講真話付出的先行者﹐可以幫助我們認識法輪功在中國民間維權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

河南新鄉醫學院副教授李福軍與北京協和醫科大學的助理研究員林澄濤﹐都是中國醫學界勤奮扎實的後起之秀。1998年時﹐他們同在北京協和醫科大學(北京協和醫院)工作﹐都是北京法輪功萬人健康調查的主要參與人之一。那個由中國醫學工作者進行的健康調查發現﹐修煉法輪功對人的身心健康極為有益﹐近六成的被調查者通過煉功而徹底擺脫了昔日的病患。在1999年7月20日江澤民正式鎮壓法輪功以後﹐李﹑林二人都不肯講違心的話﹐而是實事求是地堅持他們的調查結果和他們對真善忍的正信。為此﹐他們遭受了嚴酷的迫害。李福軍在1999年11月因上訪及在互聯網上堅持說真話被非法判刑四年。林澄濤在北京多次被關押﹐2001年9月被關押到北京團河勞教所﹐判1年半勞教。2001年底﹐遭受非人折磨的林澄濤被迫害至精神失常。

北京工商大學英語教師雷曉婷﹐是北京大學英語專業畢業的研究生。1999年10月，在對法輪功鎮壓迫害的高潮中﹐雷曉婷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法輪大法新聞發布會，為大會做翻譯。他們向与會的外國記者說明了大陸學員受到殘酷迫害和打壓的事實真相。這個由一個被迫害團體成功地在北京舉行的對外記者招待會﹐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這個記者招待會引起了全球主要媒體的注意，美聯社、路透社等西方媒體相繼做了重要報導﹐把中國殘酷迫害法輪功的事實真象揭示給了世界。几天后，雷曉婷在夜裡被北京公安七處從宿舍強行帶走﹔2000年4月雷曉婷被秘密判刑二年。

澳門居民張玉輝曾經是中文互聯網上小有名氣的“和事姥”(張的網上筆名)﹐其文章功底深厚﹐條理清晰﹐文風正直。在法輪功遭到打壓的初期﹐張玉輝就多次撰文為法輪功呼籲。後來張玉輝因商務回大陸時﹐被逮捕並判刑﹐至今仍身陷黑牢。

2002年3月5日發生在吉林省長春等地的電視插播事件﹐是一次主動爭奪言論自由的嘗試﹐在中國以至世界引起震動。劉成軍等掌握高科技知識的法輪功學員﹐成功地把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戳穿“自焚”騙局的方法極為簡單﹕把中央電視臺播放的“自焚”錄像鏡頭來個慢播放﹐人們自己就會看到劉春鈴是被便衣警察從背後擊打腦部謀殺而死的﹐根本不是“自焚”死亡﹔把“王進東”自焚的鏡頭定隔﹐人們就能注意到他兩腿間的那個所謂“裝汽油的”塑料雪碧瓶﹐竟然沒有被燒壞﹐如果不是演戲的道具還能是什麼﹖只需要讓人們看到中央電視臺假新聞的破綻﹐一下子就能把謊言戳穿﹐多麼簡單的一件事呀﹗但是在沒有言論和新聞自由的中國﹐要讓真象能被民眾看到﹐卻只有去插播那被當權者牢牢控制的電視新聞網絡。

從江澤民對電視插播事件的瘋狂報復中﹐我們不難看出﹐貌似堅不可摧的極權者﹐是多麼地害怕民眾看到真象。在長春電視插播後﹐據說江澤民親自下令﹕“殺無赦。”在長春市有4000多法輪功學員受牽連被捕﹐警察在抓人時不止一次向法輪功學員開槍﹐劉成軍在被捕後還被開槍擊傷腿部。劉成軍等18人被判處重刑﹐最近傳出的消息說﹐劉成軍在獄中多次被折磨的奄奄一息﹐而對他的迫害仍不肯停止。

身為美國公民的李祥春﹐為了想讓自己家鄉的父老百姓看到真象﹐曾回國計劃進行電視插播。中國政府在他2003年1月第二次入境時將他逮捕關押﹐判處3年監禁。通過美國領事館傳出的消息說﹐獄方不斷使用包括毆打在內的手段﹐強迫要給李祥春洗腦﹐試圖迫使他放棄對真善忍的信仰。

我們從這些可歌可泣的先行者身上﹐能夠看到維護民眾權益的鬥爭是多麼的艱難﹐我們也同樣能感受到﹐正義和真理的力量以及其終將戰勝極權的勢不可擋。

5。前景展望

我願意相信﹐中國的未來是光明的。作為節目主持人﹐我有機會採訪一些美國政要。我記得新澤西州的國會議員羅伯特﹒安德魯斯先生曾告訴我們﹐他相信﹐等參加天安門6‧4運動學生那一代人的孩子們長大成人的時候﹐他們一定會是生活在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

碼頭工人家庭出身的安德魯斯先生﹐是一個典型的美國民主黨議員。他積極幫助法輪功學員營救他們在中國因信仰而遭受迫害的親人。我問他﹐什麼時候這營救能夠成功﹐什麼時候那些親人能獲自由﹖安德魯斯先生對我說﹐“我不知道具體的時間。但是呢我知道﹐我們將不斷地為這些親人們去詢問﹑去要求﹐要求他們受到公正地對待﹐ 要求他們能享有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都享受的權力。我不知道是下個星期還是明年﹐甚至更長時間﹐但是我們會一直去要求﹐去詢問。 我相信﹐只要你不斷地要求﹐你最終會為人們贏回自由。”

中國的民間維權運動﹐是走向社會公正和自由的一步。知識分子和新聞媒體﹐需要給這個運動不斷增添良知和理性的力量﹐讓這個步履艱難的民間維權運動﹐在和平非暴力的道義原則下﹐以民眾的力量﹐把社會向良性改造。在這個過程中﹐有志為中國社會盡力的知識分子和新聞工作者﹐也可以用法輪功學員的那句話來自勉﹕“承受無名苦難﹐呼喚正義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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