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7日訊】圣誕節休假，加州陽光明媚。几位好友滑雪的去滑雪，去南美度假的去度假了。自己也在休假之余赶緊給各位网友回信。回信花去了半天的時間，不過，我看了來信心中也是樂融融的。
有很多讀者來信問，你既然講了美國的新經濟思維，你能不能再講一些美國企業是如何投資，投資的原則是什么？中國未來應該怎么應對？
說起來，中國的官員和經濟學家并不愚蠢，相對而言是極有頭腦的階層。只是因為社會體制的原因讓他們無法正确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和看法。封閉的社會缺乏正确的消息來源，政治上的忌諱又讓他們無法真正涉及問題的本質。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中國的經濟學家大都是體制中人，屬于政府的一員，面對這樣體制下的經濟學家和官員你還能指望什么？獨立思考是經濟學家最重要的，而且經濟學家首先應該是社會學家，然后才能是經濟學家。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很多經濟學家重要的建議無法有效地轉達到決策高層，而中國又不是一個很穩定的社會，采用西方的數學模型就無法得到合理的解釋。結果，許多經濟學家成為純理論上的經濟學家，無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日本政府是由專業官僚維持的政府，專業技術人員在日本政府中的地位舉足輕重，這使日本政府的決策比較科學，能夠順應經濟發展規律。但中國的技術官僚在政府決策上并無如此地位，才導致了政府決策的不斷失誤。
中國融入國際社會是不可避免的，本來在一個世紀前就應該完成這個過程，但因為百年的動亂，中國錯失很多良机，看看上世紀二十年代中國學者討論的經濟問題和憲政問題，在討論的本質上几乎都超過了現在的深度和廣度。中國人民只不過是在時間的國度里原地里轉了一個圈，又重新回到了起點。可怕的是這個起點比原來更低，付出的代价更大。
中國加入WTO，實際上就是另一种方式的革命。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一場不流血的革命。數日前，中共某位高級官員終于第一次在對外談話承認了WTO所触動的將是中國的整個社會體制，不管這個講話是如何地羞羞答答，但對中共而言，這就是個歷史的進步。事實上，WTO的涉入，已經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中共本不想触動的本質問題。這就是政治體制和法律體制問題。
我不是政治家也沒有研究什么哲學，但有個基本的認識，就是制度的好坏要建立在一個最基本的人性基礎之上。共產主義是建立在人的本性是大公無私的基礎之上，而資本主義是建立在人是自私貪婪的基礎之上。從這個角度上理解，孰优孰劣就可以一目了然。人可以暫時、表面化的大公無私，一旦牽涉到了個人的切身利益，并期望他長期犧牲個人利益時，怎么能指望他大公無私呢？馬克思主義在一個世紀前有很多流派，其中一個重要的流派就是納粹德國采用的國家社會主義，只是到了后來，以俄國為首的共產主義對這個德國實行過的臭名昭著的制度不再提起罷了，其實他們的祖宗都是一個。
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從來都沒有掩飾過對共產主義的厭惡，奇怪的是在美國反對共產主義最堅決的不是資本家，反而是共產主義理論中的當家人──無產階級，美國的工人階層。各位看看反對給中國最惠國待遇最激烈的就是美國的產聯勞聯組織。為什么會這樣呢？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懼怕中國的勞工搶走他們的飯碗。在不久前，我見到一位來自大陸的官員，他就對我說：“目前的中國是無產階級最壯大的階段”。當時，我沒有明白他話里的意思，于是問他：“中國正在向資本主義轉型，怎么會是無產階級最壯大的時候呢？”這位官員說：“你看大量的下崗員工全都失業在家，生活沒有保證，怎么不是無產階級在日益壯大？”
美國數十年一個基本的戰略思想并沒有改變，這就是要遏制共產主義國家，只有使共產主義國家消亡，世界才會和平，才會安定，才會沒有獨裁。俄國的解體就是美國長期戰略的胜利。而用經濟上的手段來戰胜共產主義是上策中的上策。今日的中國也同樣面臨著這樣一個世界環境，而且比起當年的俄國，情況更加嚴重。
中國加入WTO，經濟上引進必然要帶來制度上的變革，同樣也會帶來人民思想上的變革。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進入中國將不可避免。但問題是美國資本將怎樣進入中國，又將如何影響中國的未來，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年，吸引大量的海外資本進入中國。然而，只要仔細分析一下就會發現，真正的美國資本并沒有進去多少，大量進入中國的資本主要是台港兩地及海外華人的資本。美國的五百大企業盡管大部分在中國設立了辦事机构，但真正投入的資本則几乎為零。也許有人會提到摩托羅拉，客觀地講，摩托羅拉正是在其面臨破產的時候才進入中國，而中國的市場令它起死回生。如果不了解摩托羅拉的這段歷史，就不能明白其投資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原因阻礙了海外資本進入中國呢？其實很簡單，中國的投資优惠政策可以說有著極大的誘惑力，但商人們，特別是大型跨國公司更看重的則是中國的法律制度和社會制度，這才是症結所在。
中國加入WTO后，情況就有了根本性的轉變。WTO的原則已經將中國圈進了一個世界體系，一個統一的法律體系。如果中國不遵守協議，就要面臨著全體簽約國的制裁。這樣一來，投資的風險性就降低了很多，正是WTO才將中國綁上了世界資本主義的戰車。
從經濟角度上看，中國的經濟是個奇怪的經濟混合體。一种充滿了管制下的原始資本主義。需求和短缺同時存在，競爭与壟斷一同并存，既無長期戰略，也無短期目標，一切都以救火和斂財為要點，毫無規則和法制，為發展不擇手段。在基層企業，沒有發展計划，也不屑于投資与科技。在上層金融領域，以募錢解困為目的，全然不顧未來。百姓則走一步看一步，緊緊按住口袋中微薄的儲蓄，以防止未來不測的命運。從表面上看，中國的經濟欣欣向榮，一片繁榮，巨大的出口創匯率給經濟注入希望。但從另一個角度上看則又是銀行坏帳高達1/4，內債累累成為巨大的財政負擔。
在网絡上，我認識了兩位大陸上市公司的朋友。一位是浙江的一家上市公司的少東，在QQ上我們談過一些問題，我看了這家以服裝生產為主業的上市公司网頁后對他說：“以美國投資人的眼光看，你的公司不值一文，沒有任何投資价值。”這說法引起他極度不滿。其實，我的理由很簡單，這家公司是以服裝為主業，但其服裝生產卻沒有自己的品牌，更不具備產品的市場占有率這一基本要求。而企業在服裝市場上還沒有占据一席之地卻又投資印刷業，就更顯得荒唐。更嚴重的是這兩個行業都不是未來看好的行業，也不是高技術含量的行業。即便如此，假如能在其中一個行業占据一席之地，那么，這個企業還會有自己的發展前途。而這位企業少東的目標竟然又瞄上了房地產業。海外曾經流行過一种理論，這就是分散投資，多角經營。但這個理論有一個前提，就是企業本身是個基礎雄厚的企業，在一個行業中已經占据一定的席位。如果連自己發家的行業還沒有專業化，精致化，如何談得上多元化？
另一位朋友也是在QQ上認識，是位于大陸新疆號稱中國第九富翁的一家企業的一位主管官員。在談話中，我的一個感覺是這家企業具有經濟實力，但卻沒有自己的企業戰略，不知道自己未來發展的目標，因為資本充足而到處尋找企業投資項目。我很難理解中國這种令人詫异的企業行為。在美國，上市公司都有一個發展計划，然后才能募集資本，在資本募集完成后按照計划完成自己的企業目標。但在中國好象企業募集資本并不需要什么計划，或者說是即使有計划，也可以在募集資本后不去實施，或者是這個計划根本就是欺騙股東的一張廢紙。先將錢騙到手，然后再考慮企業怎么發展。這樣的企業發展邏輯我是第一次遇到，也算是企業發展史上的一個獨特現象。
很多人對大陸目前的失業狀況痛心疾首，但我個人認為很正常，這是大陸几十年錯誤經濟政策的必然結局，是經濟規律在社會上的一种滯后反映和結果。大陸在中共建立政權后采用蘇聯的經濟模式，大量的工業企業建立起來，但卻放棄了技術革命及競爭這一法寶。海外西方社會是自由競爭，每天都有大量的企業因為落后于社會的發展而倒閉，同時又有大量的新企業誕生，不斷地進行自我調節和代謝。但大陸几十年沒有优胜劣汰机制，積壓的几十年垢弊怎能不讓企業倒閉？中共剛開始進行經濟改革的時候，由于眼界和思想的束縛，并沒有進行根本性的經濟革命，放棄了蘇聯的休克療法，而是采取緩慢的經濟改革。當時的中國由于是短缺經濟，大量的商品短缺促使更多鄉鎮企業誕生，但這些鄉鎮企業并不是以技術革命和新的管理為主體，而是采用了更落后的技術和手段，大陸短缺經濟的特點和體制上的漏洞曾使其快速發展，也就必然導致目前的迅速衰落。同時，政府對國有企業沒有在體制上進行根本性的改革，企圖以外界的經濟競爭壓力來促進企業的發展。但眾所周知，體制問題已經嚴重地阻礙了大陸經濟的發展，私人經濟和鄉鎮經濟的發展怎么能在根本上對國企產生推動？其結果，中共一方面要發展經濟，另一方面又要維護國有經濟的原有規模，在經濟政策上面左右搖擺不定。體制上的舊觀念又促使政府繼續對國企進行經濟上的輸血。到最后，穩定便成為唯一的理由。新的經濟得不到資本和政策的支持，相反落后的經濟反而成為扶持的對象。朱總理的國營企業三年解困政策正是這一思想的具體反映。而這個政策的失敗，在其制定之初就已經注定，國有企業三年解困只能成為阻礙新經濟發展的阻力，靠注射強心劑延緩生存無法解決國有企業的根本問題。其實大家只要看看大陸的現狀就會明白，帶動大陸經濟發展的并不是國有企業，也不是原來經過改造的國有企業，而是新興產業。在西方企業是隨時隨地倒閉，但在中國是國有企業在一個短期內集中倒閉，是一种被經濟規律逼使的休克療法。如此情況下，中國出現大量的失業工人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如果說奇怪，更值得奇怪的是中共政府，明知國有企業的症結，知道這樣一個落后的企業和机制無藥可救，為什么還要花費大量金錢，為什么不大力發展新興的產業，為什么還要對新興產業進行技術和政策上的壓制？
大陸的經濟改革基本上是被動進行，就是所謂的摸著石頭過河。第一步的改革是農業改革，所謂包產到戶。第二步是合資企業，即工業經濟改革。第三步是商業改革，也是目前正在進行中的商業和服務業開放計划。但這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失策是缺乏金融上的改革。早期的股票市場在國企步入泥潭之后，馬上轉變成為國有企業的救命稻草，成為國有經濟的輸血器，斂財工具。政策和權力的交織，使這個本來可以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經濟面貌的新經濟秩序的啟動器，演變成黑暗的吸金器，一個投机取巧維護落后體制的救生圈。仔細觀察過中國股市的投資人都會發現，無論從哪個角度上看，中國的股市都沒有成為一個建立新經濟秩序的發育器，更沒有扶持一個代表新經濟發展的企業。在美國，NASDAQ成為网絡經濟的發育器，但中國的股市卻沒有扶持一個自己的网絡企業。相反是中國的企業得到了海外金融机构的扶持。再看看大陸的上市企業，又有几個企業的發展思路和技術是跟得上國際社會發展潮流？事實上，中國的上市企業連制定一個切實可行的五年發展計划的勇气都沒有，更不要說制定二十年長期企業計划。中國的企業多在“摸著石頭過河”，為眼前的利益和困境掙扎。我很難理解國人天天喊的古訓：“人無遠慮則必有近懮”為什么對那些企業精英不起作用，當各位摟著漂亮小姐盡興的時候，是否會居安思危，是否會想到在未來几十年后，自己的孫女將被別人玩弄？
在美國和西方國家，投資是一項極為專業的工作。但專業并不意味著复雜和困難。你也許是個極為貧困的人，一旦你有了一個很好的主意和技術，你就可以找到一家顧問公司，請他們幫忙將你的想法寫成一份專業報告，這家顧問公司會對你的設想進行初步的研究和調查，來論證你的設想是否可行。當然這家公司要收取你的一定費用，但你沒有錢也不要緊，你可以与他們協商在設想完成或取得投資后再分紅利給他們。當你取得了這家顧問公司幫你寫的報告后，你就可以再尋找商業銀行貸款，并告訴銀行貸款經理你將如何完成你的設計，你的詳細計划是什么。如果你不想貸款，你也可以到投資銀行尋找投資，也可以給各种基金會寫信尋找投資者。當你的計划被這些專業的投資人認可之后，你就可以和專業投資人進行更深入的市場分析和投資分析，更多的專業人員會幫助你分析你的投資計划，制定更加詳細的投資計划和實施步驟，然后你要和投資人簽定投資合作計划，完善你和投資人的分工与責任。這些工作完成后，你就可以拿到你要投資的資本，如果你的投資計划很好，很有發展前途，更多的投資人更愿意多投資于你。這樣一來，你就可以安心去發展你的事業。當然，你可能需要在實施你的計划時要完全按照投資人的要求進行資本管制，你要符合他們的要求，你要按照你自己制定的計划進行，你有任何投資上的改變都要向投資人報告，畢竟你是在使用別人的錢來創業。這樣的投資制度和規則讓大多數貧窮的創業者能夠充分利用社會資本和專業的投資人經驗和知識，迅速地讓你個人成功，讓你的才智在社會發揮，創造新的財富。完善的社會體制和專業分工更讓創業成本降低，社會更容易進步和發展，創業的風險降到了最低。正是極低的社會成本才使更多的美國人成為世界的新富豪，才會讓比爾．蓋茲這樣的人能夠用2000美元在自己的車庫中變成世界第一富翁。
數年前，我在大陸一個極為開放的保稅區和朋友成立了一家進出口企業。從登記注冊到運營用了三個月的時間，花費近兩万美元。据說這樣的開辦費還是低的。因為要銷售醫療器材，所以要有注冊商標，結果我們為了注冊一個商標，等待了一年半。在商標等待期間，企業產品無法銷售，全面陷于停頓之中。進口商品，海關還要提前交納保證金，否則不准許進口。由于大陸的企業注冊規定，盡管我們是私人企業，但仍然要聘請指定的審計師來審核我們的注冊資本，而這些資本還要存在某一個指定的銀行戶頭十五天。我一直就不明白，作為我個人的企業只要不偷稅，你管我錢多錢少？你怎么能斷定錢少就不能做生意？如果我在某個企業很有信用，企業愿意發放信用給我，我不需要錢就給我一百部汽車來銷售，你怎么辦？奇怪的理論和政策好象是對社會百姓和道德負責，事實上則是對社會生產力的一种嚴重束縛和破坏，使社會成本增加，創業成本增加。在美國，你花几十美元就可以注冊一家企業，但在中國就需要一万美元以上。而事實上，美國人花費的企業注冊費只是他一個或几個小時的勞動所得，但中國的注冊成本則是一個勞動者數年的勞動所得，成本差別之大，令人吃惊。而中國几乎為零的社會創業投資服務更使得創業者缺乏專業人員的輔導，更加大了創業風險，使得中國的企業發展更加落后，新技術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和發揮。
投資專業化，在國際社會早已是一种成熟的行業和行為方式。但反過來看看中國，無論在國有企業還是私人企業，投資都存在著一种盲目的非專業傾向，在中國几乎沒有任何專業的投資人，更沒有成熟并了解國際規則的投資机构。中國的投資風險之大，損失之慘重几乎是舉世罕見的。在美國，投資界有一句名言：“找上門來的不是生意”。也許各位并不了解這句話的含義，按照一般的規律，客人自己找上門來怎么不是生意呢？商場和企業做廣告就是要客人上門，怎么金融界就不歡迎客人上門？
大家都知道在美國的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信用記錄，企業也是如此。如果你個人信用記錄良好，想進行小型企業創業，但你自己的資本不夠，你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良好信用到你熟悉的并為你服務的商業銀行去貸款，用商業貸款來進行自己的創業，信用良好的個人在商業銀行貸款几十万美元几乎是輕而易舉。相反，當你想創建一個大型企業的時候，要投資千万美元甚至更多，這樣一來，不管你以前的企業信用多好，你個人的信用多好，根据你自己的价值創造能力，你肯定無法在企業出現問題的時候償還貸款和投資，在這樣的情況下，投資机构對你的審查就不能依靠你個人的信用或企業的信用來進行，你個人的信用相對几千万美元而言几乎是零，沒有任何參考价值。更重要的是專業人員對你的計划的評估和調查。所以，我在給一位网友回信的時候說：“在美國，你想借几十万美元，很容易，但你要有足夠的信用；當你想借几百万美元的時候，即使你有很好的信用，你也很難借到錢，除非你想借几千万或更多。如果你想借几億美元，只要你能提供一個好的計划，一個高人一等的點子，即使你是個身無分文的窮光蛋，但你借到錢的可能性反而比你借几百万美元更高，可能會比你借几十万美元更容易。”同樣，投資机构從客戶那里拿到錢，理所當然的要投資，而且還要增值。投資給誰就成為專業投資人考慮的問題。大家都知道要分散投資，不能將全部的錢投資到一個行業上。但同樣是一個行業，也有不同的經營目標和手段，也有好坏之區別。作為專業投資人，投資机构衡量一個企業的一個重要標准就是資金存量和周轉期。資本本來就是商品，是用來贏利的東西。一個企業資本周轉的快慢在同一行業中就會產生不同的利益。同樣是出售服裝的企業，由于競爭的原因，行業內的企業不可能存在巨大的利潤差別，你的利潤率可能是10%，另一家可能是12%，但絕對不會是20%。這樣一來，資金周轉的快慢就看出了這個企業的管理效率和賺錢的多少。同樣，當你看到一個企業現金存量很多時，我們就可以基本判定這個企業管理出了問題。就如同上面我提到的大陸上市企業一樣，他們面臨的是有錢卻不知道怎么投資。錢不投資運轉怎么會賺錢？相反會浪費資本；而這些錢卻又要向銀行或股東支付利息或利潤，這樣的企業怎么會好？某次，我和來美國訪問的一位中國企業家談資金存量的問題時就發生了很大的爭論，他的觀點是，企業一定要在銀行中保持三個月的資金存量，否則這個企業就要倒閉。如此觀點在美國人眼中看來簡直是笑話，如果各位查看一下美國的GE公司，可能大家不會相信這么大的一個价值數千億美元的企業在銀行中最低存款只有數百万美元。很多的美國企業在平時的存款只夠一周的周轉，更多的是靠銀行信用周轉，企業在銀行的存款只有數万美元，甚至是數千美元。一個企業只有將資金充分利用，周轉到了極限，這樣的企業才是好企業，才是具有真正管理水准的企業。如果一個企業的現金存量夠三個月使用，那么這樣的企業傻瓜也可以管理，有錢誰不會管理呢？真正的好企業是資金永遠不夠用，但在銀行有很好的信用。同樣，投資机构在看到了這些企業之后，當然愿意和這些企業建立業務聯系，更愿意將資本投資或貸款給這樣的有信用又保險的企業。而這樣的企業又都是各個銀行和投資机构希望得到并極力拉攏的客戶，怎么會輕易轉到你的名下？如果一個和你沒有業務聯系的企業或個人找你投資或貸款，在美國這個金融机构遍地，競爭激烈的國家里，有好的生意客戶誰會輕易放棄？找到你門上來的企業或客戶之所以要找你，最大的問題就是他的企業經營或個人信用出了問題，原來的業務銀行或投資机构不愿意幫助他了。面對這樣的客戶，你怎能不小心？難道別的投資机构和銀行都傻嗎？好的客戶會輕易放棄嗎？所以，在金融投資机构中，就形成了上面所說的名言：“找上門來的不是生意”。從這點大家也會明白，為什么投資机构都不喜歡做廣告，因為廣告對它而言沒有任何意義。你投資項目收益高，有錢的人自然會找到你，而且有錢人的圈子又很小，廣告的作用遠小于言傳身教。在美國的金融投資机构里，大多都有一個客戶部門，這個部門的主要作用就是尋找有錢人和好企業，將有錢人或好企業的資料買來進行分析，然后由專業人員根据其性格特征及愛好去游說，勸他成為我們投資机构的客戶，相反對找上門來的客戶則很少這樣分析及接待。
東拉西扯談了這么多，也許有人會問：“這和未來誰主導中國有什么關系？”講了這么多的中美比較，其實關鍵的問題就只有一個，這就是成本問題。在現代經濟社會，成本是影響一個項目及社會發展的重要問題。當你和同一個企業或個人處在同一個起跑線時，成本就決定著你未來是否會成功。同樣，中美之間的經濟之戰也由成本問題決定。一個社會的創業成本增大，就會嚴重阻礙科技的發展，也同樣會阻礙企業的發展，更阻礙個人才智的發展。如此長期下去，競爭的結果不言自明。
中國加入WTO，海外資本必然會大量進入中國，但更有可能的是少量的啟動資本先行進入，然后在中國利用海外企業的信用，大量吸納中國的資本進行轉投資。中國金融企業經營管理上的嚴重滯后和沒有信用的表現，很難抵擋海外資本的侵蝕。有人曾講過：“中國金融企業遍及全國各地，海外企業不可能有這樣的能力”。其實，說這樣話的人真的很愚蠢。金融企業投資是信用和智力而是不是資產。這和工商企業有著本質的區別。即使是一個海外銀行在全中國四千多個縣，每個縣建立一家儲蓄分行，每個分行的投資也不過十万美元，總數也不會超過數億美元。如果以滾動投資進行，可能只需要几年時間，几千万美元就可以壟斷整個中國的金融。當國人知道政府的銀行坏帳高達1/4，而海外銀行的坏帳只有3%的時候，你還能保證國人愿意將自己的一生儲蓄放到國有銀行中嗎？更可怕的是，海外的保險企業大量進入中國，將從根本上建立自己的基金。然后將收集的民間閑散資金按照西方的標准投資到他們喜歡的企業之中。
我在BBS上曾看到有人說：“美國人的投資銀行目光短淺，參与WTO談判不如保險業積極，結果美國的保險業得到的好處多，投資銀行得到的好處少”。其實這樣的論點只能說明他并不了解美國的金融行業，也不懂美國的金融運作方式。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投資人都愿意投資到自己認為保險可靠的企業中去，當利潤水平相當的時候，更愿意投資到本國的企業而不是海外企業。美國人也同樣如此,而且美國本身就是世界第一資本輸入國，根本就不是資本輸出國。海外保險業進入中國是金融界進入中國的第一步，海外保險業會將大量的中國資本集中，形成擁有大筆資金的基金，而這個基金一旦形成，就會招來專業投資人或將基金參与投資銀行進行再投資。美國企業進入中國，靠的不是資本的力量，而是信用和品牌。一旦需要資本，一個世界級的著名企業就會有更多的銀行和投資机构愿意借錢或投資給它。當進入中國的海外保險業聚集了大筆資金，在中國逐步形成正規合乎國際標准的投資市場和環境時，海外的投資机构自然而然會順理成章地進入中國，沒有錢，誰會進入中國？當基金市場和股票市場成熟的時候，你不想讓投資机构進入都不行，投資机构不是不想進去，而是目前的中國還不具備讓投資机构進去的時机，金融界的分工也不允許它提前進入，這就是中國古人所說的：“不是不報，時候未到。”一旦海外的投資机构大量進入中國，中國的企業就會面臨一個危險的境地。在同樣的投資項目中，中美企業之間的信用差別和管理差別就成為投資机构和銀行考核目標。作為一個投資人或銀行，誰又愿意將錢投資給一個不熟悉國際規則，沒有良好信用，實力不足的企業呢？美國企業當然是最好的投資目標。畢竟賺錢才是投資人和銀行的根本，愛國和民族主義能讓企業放棄賺錢嗎？這樣的結果就是，海外的企業將得到更多的資本支持，中國企業越來越難得到銀行和投資人的支持，長期下去，一個可怕的現象就會出現，企業越來越變得美國化，更多的經營和管理思想美國化，中國企業不得不成為海外企業的附庸，否則就沒有辦法生存下去。投資机构和銀行為了保護自己的投資或貸款，就會在某种不自覺的程度上壓制中國的本土企業，防止自己投資的或貸款的企業面臨更嚴重的競爭。而產業和技術上的競爭，又強迫海外金融机构全力支持投資中國的跨國企業，否則他們的損失就會轉嫁到投資机构和銀行本身。如果中國的社會體制不進行根本上的轉變，本國企業和國民創業成本將更加高漲，新思想，新科技很難發展。中國的未來就會全面陷于被人控制的悲慘境地。
表面上，中國的法律不可謂不多，但從嚴格意義上講，几乎毫無用處。東拼西湊不說，相互還矛盾制約。在執行上更沒有任何可以依据的具體條例，看著面面俱到，實際無一可用。在最根本的利益上不是保護國民而是保護企業和政党。如果說，大陸的企業全部是國有還情有可原。問題是當企業界形成一個強勢的海外團體時，保護的就不是國有企業了，相反是在損害弱小但廣大的民眾階層。
每個企業家的最大心愿都是賺錢，將自己的企業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企業。這樣的心態本沒有錯，不具備這樣的心態的人就不會成為企業家。要想成為最好的企業，企業家就要使用一切手段來發展自己。企業團體進入政治就會成為現實問題。不論在美國還是在其他西方國家，金錢參選早已經不是秘密，企業在國會和政府中尋找代言人也不是什么見不得人的事情。而議員本身就要為代表的團體講話，為他們爭取權利。海外金融和跨國公司進入中國，怎么會不在政府中尋找自己的代言人？怎么能不關心中國的政治？怎么會漠視自己的利益？如果西方企業家真的這樣純洁，恐怕就不會有什么院外游說，更不會為中國的現任官員子女設立專門的美國留學基金了。政治离不開經濟，企業家永遠都离不開政客。想指望每個企業家都是不問政治的純洁正派人士，簡直就如同你想在活著的時候見到上帝一樣困難。各位看看香港的各位大亨，他們有几個沒有進過監獄？又有几個沒有官司？又有几個不是政客的好友？
在政治層面上講，任何西方政党和政府官員都要對眾多的民眾負責，畢竟他們才是選票的主要來源。政府在企業強勢團體和民眾弱小團體之間要求得一個平衡。中國政府因為采取的制度和多年的體制原因，政府成為企業的所有者，也是強勢團體的代言人。這樣一來，制定的政策和法律就難免袒護企業和強勢團體，最好的理由就是“保護國家利益和人民的公共財產”。但問題是，中國加入WTO，全面的開放已經使中國的國有經濟處于少量的地位，如果仍然延續過去的制度和法律，就不可避免地導致保護強勢團體打壓弱勢團體的不公。目前中國面臨的各种抗爭實際上已經將中共推上了与人民對立的局面。用個形象的比喻，中國的現狀是一個獵人面臨著一群狼，相互對峙。狼雖多，但還不至于餓死，獵人不怕是因為手中有槍。問題是，當這群餓狼再沒有任何食物的時候，就有可能奮不顧身去和獵人拼命。獵人本希望能從外面找些食物給狼吃，讓狼們能暫時忘卻飢餓，但如果找來的不是兔子而是老虎，那么這個獵人就會更加危險。
中國加入WTO，買辦階層和中產階層的很快就會形成另一個強勢團體，這個團體將成為中國精英的主要部分。他們不會為衣食住行擔懮，他們會很快接受西方的經驗和知識，對缺乏教育貧困的勞工階層將更加不屑一顧。這個階層將更愿意參与政治，參与中國的決策，也會影響中國的未來。當年的墨西哥和今日的阿根廷都經歷了這一個階段，長期發展下去，就會形成一個非常穩固的利益團體，一個政治經濟緊密結合的精英階層。相互利用和利益的驅使會更促進這個階層的合作。最后因為面臨著群狼而又不得不為自身利益壓制飢餓的群狼。這樣一來，中國就會形成一個階層嚴重分裂的國家，一方面是繁榮的都市，不亞于西方最發達國家的消費；另一方面是沒有社會保障，缺少教育和訓練的貧困勞工。整個中國要靠高壓的政治管制和嚴密的社會控制來保證這個社會的穩定，保護這個精英階層的利益和存在，并以發展經濟為口號，用損害百姓利益的手段吸引更多的投資，按照企業家的要求來制定政策，以解決更多的就業來緩解社會壓力。由此形成一個越來越嚴重的惡性循環。
在1996年，我接待一個大陸鄉鎮長的考察團，其中一個鎮長對我說：“你可以找些人到我的鎮里投資，誰也不會搗亂。只要你能發工資，交稅就可以。”我當時問：“如果是造假的企業怎么辦？老板欺負員工，亂來怎么辦？”這位鎮長說：“造假也沒有關系，我那里的企業有几個不造假？我要是不讓他們造假，他們早就跑了，企業跑了，我怎么安排人就業？鄉親們沒有飯吃可不是鬧著玩的，真會揍你。至于老板欺負員工，只要不出大問題，我都能幫你搞掂，治理他們還不是簡單問題？誰敢將老板嚇跑，我就讓誰回家喝粥……”坦率地說，這位鎮長是個極有膽識的年輕人，他說出的問題真實地反映了中國的具體面貌。一個鎮長面臨的問題其實也是中共領袖們面臨的問題。在這樣的體制下，既要面對經濟發展的競爭壓力，又要保證人民的就業壓力，你怎么還能讓他站在一個獨立和公正的地位？因為鎮長不是民選，他可以不對百姓負責，而百姓是弱勢群體，欺負他們遠比管制強勢的企業更有效。而且，壓制了百姓扶持了企業對地方經濟反而有利，這樣的作法有什么坏處呢？而正是這樣的思維和體制，政商結合怎么會不成功？一旦這樣的政商結合，利益的驅使就會成為主導中國未來的主要政治勢力。
中國加入WTO。海外跨國公司的進入，必然的結果就是政商結合。當中國金融全面失陷，會更快地加速中國政治上的轉變；利益集團的形成將更難保證中國民主化的全面實現，新的利益集團勢必會成為阻礙中國民主進步的新阻力。也許中國的經濟政策更開放，更加透明，但這一切并不意味著民主就可以實現。墨西哥和阿根廷都几乎是照搬美國式的經濟制度，但由于政治體制上全面革新的滯后，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忽略了政治上的改革，結果經濟發展到一定時期，形成了一個政治上的精英階層，一個反對全面民主的利益集團，一個政商結合，無視百姓利益的偽民主團體。
一位朋友告訴我這樣一個說法，到美國去的人愛美國，到日本去的人恨日本。我不知道這种說法是否屬實。我周圍有很多朋友去中國訪問，短期回來之后很喜歡中國，但長期駐扎在中國或在中國學習生活過的人反而不喜歡中國。我認識一位女士，這位女士家住洛杉磯的富樂屯市，与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有家族關系。這位女孩讀中學的時候有几位中國同學，后來就到中國北京學習了兩年中文。原來非常喜歡中國的女孩在回到美國后，反倒成為抨擊中國最強烈的人，這讓我很奇怪。一天，我与她聊天，我問她：“你對中國人有什么印象？”這位女孩說：“中國人很勤奮，但他們是人格分裂的民族，非常的虛偽。”我听了很吃惊：“你怎么這樣看中國人呢？”女孩說：“我在北京讀書，認識很多中國人，他們都是人格分裂的人，從來不和你講真心話。”我又問：“你是否可以舉個例子說明？”女孩說：“我在北京認識很多男孩，他們都很喜歡我，也向我示愛，于是我就接受了。當我們做愛之后，這些男孩就馬上變成了另一個人。他們表面上對我很好，很有禮貌，但在背后卻將我當成妓女。如果你不喜歡我或者偏愛男人的炫耀，但你不能侮辱我，將我自己的隱私都講出去，還對別人裝成自己是個愛國者，在我身上完成了复仇的任務。你說他們的人格是不是分裂型？他們在表面可以講一套，但轉過身去馬上就換成了另一個面孔，這樣的民族是病態的民族……”我听了之后曾感慨了很長時間，類似這种事情我見到過很多次，我一直搞不懂為什么美國人長期住在亞洲就會討厭這些亞洲民族，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樣的局面？
前几天，中文BBS上發生了几件風波，有很多朋友來信勸告我不要插手吳征楊瀾事件，更有人警告我說，你一旦插手，就會將自己牽連進去，而且會惹很多麻煩。其實，在這個事件中，我只是講了一些真話。至少我覺得，吳征和楊瀾并沒有什么錯，有錯的是中國這個社會制度和體制，是體制和制度給了他們這樣一個机會，他們只不過利用了這樣一個机會，為自己創造了財富。但是，他們在中國同樣也創立了一個事業，一個別人沒有開創的事業，將西方的資本手段引進了中國。事實上在香港有很多上市企業走的都是這樣一條路，早年的中信泰富，首長四方，粵海投資哪個不是如此？吳征楊瀾只是步他們的后塵而已，換的也只是企業的內容，手法并沒有任何改變，但個人的暴富卻引來了極大的爭議。既然有違大陸的傳統道德，大家為什么不去揭露這個體制呢？難道揭露了吳征和楊瀾就能改變這個體制嗎？從經濟角度上講，吳征楊瀾的做法是一個極為聰明的企業戰略。中國和美國不同，网絡技術的發展是要贏利，美國社會有完善的貨物配送系統，良好的信用机制，這樣的社會環境才造成了美國网絡銷售的發展。相反中國的社會沒有這樣的配套工程，网絡經濟就很難如同美國一樣發展。但网絡不贏利就會被淘汰，中國的三大网絡門戶面臨的都是非常嚴峻的局面。吳征和楊瀾提出的网絡寬頻与文化相結合的整合方案恰恰是中國网絡經濟的一個出路，网絡可以帶動文化事業，而高贏利的文化事業又可以挽救网絡經濟，這种作為有什么不好呢？相反各位看看其他几家网絡門戶，他們又有什么出路，有什么自己的發展方向？還不是在苦苦掙扎，盲目地等待時机？難道只有海外的雅虎和美國在線收購了中國的网絡門戶時，我們才會高興？我們為什么不能扶持几家中國自己的高科技企業？難道文憑真的那么重要嗎？香港的李嘉誠有博士文憑嗎？台灣的王永慶有大學文憑嗎？難道釣魚島事件比不上吳征楊瀾重要嗎？我不想講太多的民族劣根性，但華人內心世界應該修正的東西實在太多，而這些民族性中的糟粕也正是影響中國未來發展的一個嚴重阻礙。
中國加入WTO，國際社會就會有更多的信息和行為方式進入中國，但中華民族內部深層次的抗拒是否能對西方文明完整地接受和容忍，便成為中國進行經濟和政治改革的一個重要問題。也許很多國人不會抗拒改革，甚至鼓勵改革，但是，一旦改革触及自己的利益和思想深處的東西時，國人是否就馬上變成改革的反對派呢？中國人的兩面性使很多人喪失了獨立的人格，成了一個虛幻的夢想家，甚至以詆毀和狂妄來麻醉自己。因為网絡可以隱去自己平時的面孔，結果一些人就變的赤裸裸，將國人的丑惡暴露無遺。到處都是一副無恥短視，狂妄自大的面孔。
經濟不會馬上改變中國，但經濟卻會侵蝕政治和傳統。中國目前的問題不是經濟問題，挖肉補瘡的辦法已經不能再修補體制上弊病。事實上中共改革開放二十年一直在盡力修補體制上的創傷，以挽救國有企業。但結果如何呢？我們可能會嘲笑俄國的休克療法讓百姓痛苦了十年，但是，也許過二十年之后，我們才發現，我們施行的救火式改革讓我們半休克了二十年，并給我們的未來帶來更多的痛苦，也并沒有讓休克遠离我們的生活。遼宁的工業大倒閉不是休克療法的變种嗎？當新的社會發展方式進入我們的生活的時候，我們為什么要拒絕？歷史不會被人阻擋，盡管他可能會延緩歷史的發展，但這不是以某個政党和個人利益所能改變的。金錢的力量可能會比說教和某种主義更有誘惑力。海外資本的進入，是某种主義能阻擋得了的嗎？
政治體制上的改革与經濟緊密結合，時机固然重要，但我們怎么能夠巧妙地順應民眾的要求，讓中國人民少些痛苦，不再面臨戰爭的恐懼，順利地轉型，這是每個中國人都應思考的問題。當我們將經濟主導權出讓的時候，我們是否會想到新的壟斷階層馬上就會出現？當這個權力和利益緊密結合的利益團體穩固的時候，我們是否還能指望他們給我們送來民主和自由？難道我們真的指望海外的資本家們能給我們送來民主和自由嗎？各位是否知道什么是資本的本性？大家是否了解中華民族的本性？
中國加入WTO，誰將主導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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