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6日訊】
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紀念學習雷鋒活動四十周年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官員們在大會上慷慨陳詞：雷鋒精神展示了共產党人的特殊品格，體現了偉大的民族精神，需要用偉大的雷鋒精神激勵全體人民。新華社在專電中凸現了領導的號召——“全党全社會都要把學雷鋒活動“大張旗鼓”地開展起來”。
于是，各大媒體上紛紛發表回憶雷鋒的文字，以及各种各樣“新時代”的“雷鋒式的人物”的報道。這讓我想起了几年前央視在黃金時段熱播的電視連續劇《保爾柯察金》。當時，宣傳部門和共青團系統也先后發起號召，要求青年一代掀起“學習保爾”的熱潮。然而，無論是“保爾”，還是“雷鋒”，都僅僅是某些老人怀舊的茶點，而無法激起情年一代的學習熱忱。某報由此展開了一場關于“雷鋒与比爾蓋茨誰是英雄”、“保爾与比爾蓋茨誰是英雄”的大討論。某著名作家撰文表示，蓋茨開發軟件的主觀目的是賺錢，所以蓋茨的金錢不像保爾和雷鋒那樣具有“穿越時空的精神魅力”。許多中老年讀者也紛紛表示，保爾和雷鋒才是永恒的英雄，因為他們為公，而蓋茨則是為私，兩者目的不同，所以只有保爾和雷鋒才會永遠受到人民的崇敬。他們還說，盡管兩類人都為社會做出了貢獻，但保爾和雷鋒有一點卻是蓋茨沒有的，即他們的精神中蘊含的“巨大的人格力量”。
在我看來，以上那些說法要么極其偽善，要么極其愚昧。先來說說保爾。當蘇聯極權政權已經灰飛煙沒之后，依然有人推崇那些已被現實證偽的虛假理念，顯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那些號召人們學習保爾的人，自己是不會對保爾感興趣的，他們只對貪污和腐敗有興趣。他們要求民眾沒有私心，也就是讓民眾無償地、心甘情愿地用血汗來滿足他們的私心。當然，也有人也說這不過是重溫當年革命年代的“理想主義”，回到保爾本身總沒有錯吧？比如作家梁曉聲就一直作“大義凜然狀”。然而，几年前蘇聯中央檔案館解密了許多秘密檔案，其中就有關于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文件。這位被神化的“英雄”，其實并不樂于充當官方的“精神樣板”。奧斯特洛夫斯基在日記和信件中流露了些許真實的心態，他對當時斯大林主義的猖獗和蘇聯社會的陰暗面都有一些冷峻的思考。《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的原稿，比正式發表的作品多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多出的內容顯然是蘇聯領袖所不喜歡的，同樣也是今天的某些中國官員所不喜歡的。
再來說雷鋒。一九六三年三月，毛澤東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從此雷鋒紅遍中國。然而，善良的人們忘記了，那時恰好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剛剛結束的時候，中國的大地上躺下了數千万的餓殍。在我看來，雷鋒神話的本質就在于：以“人民”的名義扼殺個體的自由和權利，將個體變成盲目而愚忠的“螺絲釘”。在當年几乎人手一冊的《雷鋒日記》中，赫然可以看到這樣的句子“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要堅決打消個人主義”。在“歷史規律”的面前，個體是渺小的“工具”，而非高貴的“目的”。四十年來，這出弱智的偶像劇不停地在上演著，甚至還有人炮制出了“美國西點軍校也在學雷鋒”的彌天大謊。為此，西點軍校發言人還專門出來澄清事實：“我們的教育中不會出現与雷鋒有關的內容，我們也不認同他所代表的价值觀。”我發現，當“雷鋒精神”被沸沸揚揚地“弘揚”的時候，恰恰是“德育教育”到了“窮途末路”的時候。今天，雖然這种“學習”是一种誰也沒有把它當真的“大衛魔術”，但產生這种“怪現狀”的文化根基依然牢固。學者任不寐深刻地分析說：“為什么說‘學習雷鋒’是‘精神偶像運動’呢？那就是因為理性确認這樣一种判斷：在道德意愿上人与人是平等的，圣人和惡人都是謊言。一個人可能有些時候做好事或坏事，但一個人永遠做好事或坏事絕對是不真實的。這种理性主義人性觀在基督教思想中表達的最為徹底，使徒宣布：‘沒有義人，一個也沒有’，‘除了神，誰是善良的呢？’這种觀念一方面解除了對人間偶像的精神崇拜，另一方面為寬容奠定了信仰基礎（由于每個人都有缺點所以人与人之間應該互相寬容）。在遠离理性主義傳統的地方，一方面人們崇拜精神偶像（對毛的個人崇拜、相信某些社團的偉大光榮正确都屬于此類），把‘被造的當創造者’；另一方面又設定某些人為惡人（敵人、某某分子等等）而對他們殘酷無情。這种善惡二元論是典型的原始思維，它代表了‘民族精神’千百年來的愚昧落后和停滯不前。”人人都成為雷鋒或者人人看上去都像雷鋒的國家，只有奧威爾《一九八四》中的“大洋國”。
我認為，所謂的“雷鋒精神”，既有違市場經濟的原則，又不合民主政治的理念，而且与基本的人性相對立。一個完全沒有“私心”的人，要么是智力有殘障，要么就是大奸大惡之徒。一個人連自己不愛的人，又怎么會愛別人呢？“自動”放棄自己的權利和利益的人，古往今來只有一种，那就是奴隸。因此，一切蔑視個人權利的思想都是邪惡的思想，一切“大公無私”的神話都是虛偽的假象。思想家密爾曾經說過：“有一個原則，它与所有關于人類事務的普遍命題一樣，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和實用性。這就是，每一個人，或者說任一個人，當他有能力并且習慣于維護自己的權利和利益時，他的這些權利和利益才不會被忽視。”与之相似，羅伯特達爾在《論民主》中說：“一种民主的文化几乎必定要強調個人的价值，從而，也必定會承認更多的權利和自由。”雷鋒不應當是我們的榜樣，他只是一個烏托邦年代可怜的犧牲品。我們必須确立這樣的共識：只有尊重個體价值和個體自由的社會，才有可能是一個欣欣向榮的社會。
我不知道保爾和雷鋒的“精神魅力”何以“穿越時空”，我只知道比爾蓋茨創造出了一种嶄新的文明，這种文明大大地拓展了人類的精神与感情世界。比爾蓋茨在推動社會生產力飛速發展的同時，也讓自己成為人人羡慕的世界首富。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比爾蓋茨第八次訪問中國，他在中國掀起的熱潮絲毫不亞于他在世界其他地方受到的熱烈歡迎。這种自發的“蓋茨熱”，讓“拔苗助長”式的“雷鋒熱”黯然失色。《北京青年報》在評論中指出：“作為財富和天才的象征，蓋茨在人們心中的地位似乎只有英雄可以媲美。在中國公眾的眼中，他的代名詞還包括‘美夢成真’、‘白手起家’、‘絕頂聰明’等頗多解釋。蓋茨的令人矚目是因為他僅僅依靠自己聰明的頭腦和几項技術，在短短几年間成為擁有四百多億美元的全球首富。”一份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公眾調查顯示：比爾蓋茨完全符合人們對社會精英乃至“時代英雄”的期望——八成公眾從他的身上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知識創造財富的巨大力量。公眾還從他的身上看到了一個成功富豪的崇高形象——既富裕有不乏同情心，靠勤奮努力而不是投机取巧或鑽法律的空子。蓋茨所設計的軟件將人類迅速帶入了互聯网時代，讓數以億計的人們能夠自由地獲得信息。同時，他也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慈善家，他捐款一百多億美元用于全球的醫療、教育等事業，而且承諾在自己去世之后將把所有的財產全部捐出。
雷鋒、保爾、蓋茨，究竟誰是真的“英雄”？對我來說，這不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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