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9日訊】大紀元記者郭若、鹿青霜根據芝加哥新世界電視台訪談節目整理/著名的政論家廖中和先生專攻西洋政治思想史, 著有《國際政治的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 譯著有《歷史的功用》，《漢家女》。芝加哥新世紀電視台記者楊曉玫日前就台灣居民林曉凱在上海被大陸國安綁架一事專訪了廖中和。

*中國大陸社會人的才智損失*

我（廖中和）看過整個新聞（台灣法輪功學員林曉凱在上海被大陸國安綁架）的錄影，其中最令人寒心的是林曉凱被釋放回到台灣以後，一看到太太，第一句話問的竟然是「我能相信你嗎？」另外他回到台灣後怕家裏被竊聽，根本不敢回家而住在旅館裡。

從這可以看出中國大陸政權在精神迫害方面所實施的手腕實在是非常非常可怕。當然，站在統治者的立場，它說不定覺得「你看，我的手段多有效！可以嚇阻以後的人！」但我要提醒的是，中國大陸幾十年來，這種精神的破壞已經造成了十多億人彼此之間的完全不信任，你想想這種損失有多大？

你光看到自己統治手段的有效而忘掉了人的才智不能發揮，人與人之間完全不能信任，社會不能正常化的這種損失實在是太大。

*非暴力抗議填補中國歷史的空白*

在人類歷史上對非暴力行為宣揚最具體的應該算十八世紀中期美國一個非常有名的文學家David Thoreau，除了《湖濱散記》這個不朽的散文作品之外，他另外的一部著作幾乎可以說影響了世界歷史的發展，那就是《Civil Disobedience》，中文可以譯作 《民間的不服從論》或者《民間的抗議論》。在David Thoreau之後，十九世紀末期，俄國的大文豪托爾斯泰對這種非暴力的抗爭，非暴力的反抗也宣揚得非常詳細。

當然，最重要的人物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甘地。從他在南非當律師開始，甘地就信仰非暴力抗議，認為那是改變社會體制、改變人類前途的一個最主要的手段。甘地的非暴力抗議導致了印度的獨立，使他的國家脫離了英國的殖民統治。「時代」雜誌的名人排名把甘地排在第三名，可見他在世界歷史上，尤其在二十世紀歷史上的重要性遠超過中國的孫逸仙、蔣介石以及毛澤東。甘地的非暴力理念慢慢地又傳給了1970年美國的民權運動，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馬丁路德．金牧師領導的美國民權運動。

我們剛才談的是近代歷史上非暴力抗議對世界所產生的影響，回顧中國自己的歷史，你會覺得非常可惜的是，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幾乎就沒有這種非暴力抗議的理念，人們對社會制度不公的反應是衝動地使用暴力，每一次政權的轉變也是使用暴力。在近代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暴力行為當然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興起以及它推翻中國民國政府的所為。在中國的歷史上，非暴力抗議幾乎是空白，按照我自己的理解，這四年來法輪功在國內外種種的抗爭行為，事實上填補了這個空白。

當然有人會說，對中國共產黨這樣的政權，非暴力能有甚麼用？我想我們必須說明的是，今天人類已經進入到二十一世紀，中國如果要生存下去，也得走向現代化。而非暴力抗議就相當於一個標準，你可以拿它來檢驗、衡量你的現代化。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覺得法輪功的犧牲對中國歷史將來的發展應該會有，我預期，也期望它會有一種良性的功效。

*泛政治化的只此一家別無分號*

我在很多社交的場合總會遇到一些海外的朋友，有些人還是很能獨立思考，基本上並不認同中國共產黨政權的，但大家聊起天的時候，他們也會說，「哎呀，法輪功實在是太政治化了。」這一點我覺得有必要加以澄清。事實上真正泛政治化的只此一家，別無分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政權，而法輪功這四年來之所以要前仆後繼不斷的抗議——用你的話來說是和平運動——其實正是中共政權把它政治化的結果。

我們再說政治化，政治化是不是一定就不好？這一點我覺得有必要探討。一直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幾乎壟斷、獨佔了所有有關政治的討論，退一步說，假使法輪功真的搞政治了，那至少會對中共的形象有好處，等於是變相地稍微讓它的壟斷，讓它的獨佔開了一點點的口。

回過來講，對於四年來法輪功的各種抗爭，很多人各持己見，但平心而論，直到現在你沒有看到他們有任何暴力的行為，以中共政權這麼強大的治安、情報的力量，從來沒查出哪一個人藏有武器，或企圖用非法的暴力行為推翻這個政權。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就應該說泛政治化的是中共政權，始作俑者是中共政權，是它逼得法輪功不得不自保，不得不採取這種非暴力的抗議行為，如果你要指責政治化，請你第一個先指責中共的政權。

*對自己國家作一點貢獻*

廖：長遠看來一定會有影響。回到剛才非暴力抗議的話題，非暴力抗議是現代社會追求改變的一個手段，這個手段業已被歷史證明相當有效，同時成本較低。如果你希望中國步入現代世界，如果你期望中國的未來會比過去更加美好，那麼對非暴力的理念和行為，即使你不敢站出來喝采（我當然知道在中國大陸不太可能公開出面贊成），我仍然希望海外的朋友，尤其中國大陸來的人士應該設法支持它，因為這是你對自己國家的一點貢獻。

說到這我要稍微說明一下愛國的觀念，我知道很多海外華人，尤其那些已經完全靠到中國政權那邊的人，很喜歡講法輪功破壞了中國的形象，不愛國。這一點講起來實在是非常傷感，因為這種觀念很不正確，比起一百多年前的人都不如。一百多年前，中國歷史上相當有影響的思想家及政治家梁啟超先生就說過，我們講愛國，不能一方面只知有國家，不知有個人；也不能另一方面只知有國家，不知有世界。第一方面在國內講比較適用，第二方面則是針對外面世界的。如果一百幾十年前的理念，到今天你都不明白的話，那是你在認識上的一種退步，一種不長進，而這樣的愛國觀念對中國的進步，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只有害，沒有好處，並且應該說是一種倒退。

*中國社會制度的變化會有益*

中共政權如果下台或者說政權轉移的話，由誰去取代它？好像很多人很擔心。我覺得這個問題很荒唐。第一，今天的中國人有幾個會懷念毛澤東統治的時代，尤其是改革開放前那三十幾年？有幾個會非常嚮往那個時代的社會，那個時代的國家？當時要是有人能取代毛的統治會有多好呢？我們坦白地講，那該有多好呢！第二，你怎麼肯定替代它的一定更壞？政權是否轉移不是關鍵，製造人與人之間、整個社會的不信任，把十幾億人的才智完全消耗掉，這才是問題的真正癥結。這樣的政權被替換了，短期內社會會有點亂，這大概是必然的，但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一定是比較健康，比較正常，並且對中國的發展反而是有益的。(//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