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5日訊】大紀元記者李思婷香港電話採訪報道／杜導斌被中共當局以言入罪事件，備受海內外知識分子、學生、民運人士、傳媒工作者等人士的高度關注，而鮑彤獲悉杜導斌被捕後，感到「很憤慨」、「很可恥」。他指責當局迫害杜導斌等敢於針砭時弊、關心國運民生等「勇士」是違反了其簽署的《國際人權公約》，「這個國家一定患有神經衰弱症！」他認為當局拘捕大批年輕知識分子，是因為害怕他們在未來的日子裏所發表的言論揭露中共政權的弊端。他又認為大陸知識分子要保護自己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說話」，「大家都說話」，「十四億人都說話」。

鮑彤曾任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前中共中央委員、原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他於「六四事件」後被公開以司法定罪，已服完刑期被釋放。他自九八年起公開為仍被當局軟禁的趙紫陽爭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以下是鮑彤對杜導斌事件的看法：

記者：您對杜導斌被捕的事情有多了解？

鮑彤：多少也知道，我知道杜先生是一位在網絡上發表文章的作家，好像最近發表的文章是為一位大學生叫劉荻打抱不平，好像直接的原因是這麼引起。

記者：杜導斌比較大膽地在網絡上發表針砭時弊的文章，另外，據我了解，杜導斌最近為了法輪功的事情特別寫了一篇文章，他認為政府不應該鎮壓法輪功，幫法輪功的人說了幾句話，在網上發表，這是他被捕其中一個原因；而要求釋放劉荻也是一個原因。

鮑彤：現在好笑的是，劉荻（的案件）好像被檢察院駁回了，好像是公安部門證據不足。杜先生如果說是有罪的話，我看檢察院也有罪，因為檢察院不跟公安局保持一致，這種事情是很荒唐的。好像為劉荻這位大學生打抱不平的好幾位（知識分子）都被逮捕入獄了，我想檢察院也變為反革命組織了。

我聽到杜先生被捕，我當然感到很憤慨，我覺得這件事情很可恥！我想這種迫害政治犯的事情，無論發生在現在還是過去，老的事情還是新的事情，都是應該引起公民憤慨、（感到）可恥。一個國家竟然用專政工具這樣對待老百姓，我覺得這是很可恥的！

記者：當局以杜導斌在網絡上發表文章，而指控他涉嫌「顛覆罪」，您對這有何評論？

鮑彤：我想一個國家認為在網絡（上發表文章）就算是顛覆，這個國家一定患有神經衰弱症！或者代表這個國家的人患有神經衰弱症！一個十四億人口的國家，有幾百萬軍隊的國家，因為有人在網絡上發表一點言論，而這種言論是它（中共當局）自己簽署的國際人權公約所認可的，它有責任跟國際人權接軌的，在這種情況下，竟然宣布人家是有罪，我看這個政府本身就是暈了頭了。我記得一九九八年十月五號，中國人民共和國政府派人到紐約聯合國總部，簽署國際人權公約，我看簽署的那個人大概也犯了罪了。他為什麼要簽這個東西？他簽署這個東西豈不是誘導杜先生犯罪嗎？我說這個國家亂了套了。不管是在什麼時候、在誰的領導下發生這種事情，我覺得都是可恥的！

記者：最近，一批比較開明和敢說話的作家或學者如羅永忠、安均都被捕了，是否反映當局要控制言論的空間呢？

鮑彤：當局的動機，不是我能夠分析的。我想當局這些行為違反了中國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因為中國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當局也違反了在聯合國總部簽署的國際人權公約，因為這個公約也規定人是有言論自由的，是有發表跟傳播訊息的自由的。這是我可以判斷的。但它（中共當局）是出於什麼動機、出於什麼目的，我不清楚，因為我不是心理醫生，我看這樣一個國家應該找個心理醫生去看看病，看看患有什麼症。我看是患有神經衰弱症。

不單是杜先生一位，最近有很多很多，從南到北、從東到西（的知識分子），由於言論而變成政治犯，也有由於維護公民自己的權益，而變成政治犯的，也有替別的公民維護他們的公民權益而變成政治犯的，包括現在大量發生的拆遷（問題）。

拆遷戶呀，這個話是中國特有的話，就是說中國所有的地皮通通屬於國家所有，因此國家什麼時候跟一個商人做成一筆合同，做成一筆生意，說要把這個地皮批給哪個商人，國家就有權力要求公民拆遷，拆遷的補償由國家想怎麼規定就怎麼規定，想高就高，想低就低，隨心所欲。

至於公民的權益，不單自己不能維護，也不能請律師維護。如果自己維護，跑到北京來上訴（訪），那麼可能被北京（當局）抓起來，甚至於被上海（當局）派人追到北京，把他抓起來；如果請律師來為他辯護，那麼這位律師又可能變成一個新的政治犯！這種事情在中國呀，花樣百出，最近的事情是很多的。

記者：您也聽說鄭恩寵的太太也在北京被綁架的事情。

鮑彤：對。鄭恩寵本人被判刑，我聽說他的妻子跑到北京來，要找律師，結果被上海的人跑到北京抓回去，或者說被綁票綁回去。連這是哪個單位（的人幹的）都搞不清楚，好像有人說是信訪辦的人，可是信訪辦又不承認他們是信訪辦的人，也不知道到底是（國家）安全部的、公安部的，還是特種部隊的，我也鬧不清楚。反正現在中國這樣的情形，誰也鬧不清楚，就算是（國家）領導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夠鬧得清楚。

記者：鮑先生也經常發表言論，您覺得在大陸的學者或作家怎樣才可以保護自己？

鮑彤：我看保護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說話！大家都說話，十四億人都說話，十四億人都抓起來！如果鄭恩寵的妻子要派十幾個人押回去（上海），十幾億的人通通坐牢，那麼要派幾十億的人才能抓回去！

記者：目前在海外有一批媒體、民運人士、作家、學者組成了一個「保衛言論自由人權同盟」，主要是針對杜導斌的事情，呼籲大家關注大陸大興現代文字獄的情況，希望中共當局能夠釋放除了杜導斌等一些無辜被抓的人。此外，還在網絡上推行簽名運動，要求中共當局釋放劉荻等學生和知識分子。現在已經有一千四百多人簽名表示支持，包括丁子霖、劉曉波等學者。請問您有聽說過這件事情嗎？

鮑彤：我從你這聽說了。我想這樣的事情很好、很好！這是一種幫助，這對公民是一種幫助，幫助大家維護自己的權益；這對（國家）領導也是一種幫助，幫助那些違反憲法的人能夠提早悔悟，改正錯誤，不要再深陷下去，不要再犯更多違反憲法的罪。

我看這也是一種壓力，將會推動中國走向進步，成為一個真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這個共和國是假的！現在的共和國非常類似於五十年以前的中華民國，我當學生的時候把中華民國叫成「中華黨國」，我看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很像一個中華黨國，既沒有人民，也沒有共和，主宰一切的就是黨－－黨想怎麼做就怎麼做。這是我們國家的特徵，這個特徵我認為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本質是不相容的。

記者：在網上簽名要求釋放杜導斌的人士，除了一大批海外的民運人士和學者之外，還有一些是國內人士，他們都簽上了自己的真名，還寫上自己所在的地方和職業等，很大膽地把自己的身份曝光，您覺得這是否表示中國有希望呢？

鮑彤：這是一種希望！這說明中國進步了。中國的領導人不必為此而感到恐慌，他應該感到如果老百姓敢於用自己的真名字來發表意見的話，說明老百姓對領導人還抱有一定的信心。希望他不要辜負老百姓的期望。

如果是鴉雀無聲，那就是鄧小平所說的：「對一個革命黨來說，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如果共產黨還想繼續做革命黨的話，它應該對鴉雀無聲感到害怕。當然如果它不想再當革命黨的話，而想當別的黨的話，比如說如果想當人民都害怕的黨的話，（對鴉雀無聲）應該感到高興，因為它達到了它的目的。

記者：請問您會參加網上簽名活動和參加保衛言論自由人權同盟嗎？

鮑彤：我覺得簽名是很正常的事情，我支持這個事情、贊成這個事情；我對這種行為感到敬佩，我對這種迫害政治犯的行為表示譴責。我自己作為公民對於我們的國家竟然是這樣一個國家感到可恥。

記者：中國新領導人上台以後，風格好像與以前的領導人不一樣，國內外的人對他們寄以厚望，他們的名聲也比較高，但杜導斌等無辜人士先後被捕，作為中國知識分子，您對新領導層有什麼評價呢？

鮑彤：我們正在觀察這件事情，這是我們關心的事情，如果處理的結果跟原來的一樣，那麼我們會說：「新政等於舊政」；如果處理確是不一樣，包括這次簽名的確起到作用，那麼我們會說：「新政真的是新政」。這就是我們密切在注意、觀察、分析，準備作出結論的問題。

記者：您剛才說對政府的做法感到可恥，我們在海外，除了簽名表示支持以外，好像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做了，您認為還有什麼方法可以改變這個殘酷的現實？

鮑彤：我想方法是要十四億的人，每個人都動腦筋去想出來的，海外根據海外的情況動腦筋想出來，在大陸就根據大陸的情況動腦筋想出來。剛才你問我最有效的辦法是什麼，我說最有效的辦法不是不說話，最有效的辦法是大家都說話。

記者：據您了解，大陸老百姓對「公民維權」的意識有否改善呢？

鮑彤：我看這也要靠十四億人自己表達出來，有各種各樣的表達，有聲音是一種表達，沒有聲意也是一種表達。你知道魯迅有過一句詩嗎？叫「於無聲之處聽驚雷」。無聲也是一種抗議，而且很可能聚集以後會爆發出驚雷。魯迅先生的建議當然是值得我們重視。

記者有採訪的責任，而公民，根據憲法，有言論自由，這是非常正常的，禁止記者採訪，禁止公民說話，這就是反常的，或者說這是變態啦，那就不好啦。

記者：其實，鮑先生也經常在不同的地方發表文章和接受海外媒體採訪，言論都是比較大膽和尖銳，您覺得當局是否針對一些名氣不太高或海外不太認識的人，進行政治迫害呢？

鮑彤：我看它（中共當局）是感到鮑彤這個人並不舉足輕重，不可怕，廢物一個，已經過時了，所以就無所謂了。哈哈哈。

記者：鮑先生您在海外的影響力其實是挺大的，您覺得當局針對好像黃琦、杜導斌、劉荻等剛開始的時候不太多人認識的知識分子來對付呢？

鮑彤：因為它們（中共當局）害怕年青人，它們害怕未來，因此它們現在為這些年青的勇士準備條件，為他們準備將來工作的條件，我看它們實際上不能起這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