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2日訊】振亞：你對古龍的小說評价很高，還認為金庸的小說對中國二十世紀白話文的發展有過貢獻。我要問的是，作為七十年代生人，少年時代閱讀武俠小說似乎是我們的共有經驗，對武俠小說這种藝術形態的拔高是否是我們這代人在這個無信仰的年代拼命轉身去認同童年（少年）經驗的一种集體無意識，從而制造不同于張承志那一代的另一种虛假的“青春無悔”？

余杰：在我的朋友中，也有不少人對武俠小說提出過嚴厲的批評，如《潛規則》的作者吳思、知名网絡學者任不寐等。吳思在他最近的一本新書《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中的生存游戲》中就專門論述了他的武俠的批評，他指出：“中國人從自己的悠久歷史中發現了核心秘密，發現了決定各种規則的‘元規則’：拳頭硬的說了算，有刀有槍就有權——有立法權，有執法權，因而有財富，有尊榮，有美女，有成就，有一切。對武俠的幻想，其實就是對暴力的幻想，對擁有強大的傷害能力的幻想。”

我部分同意他的觀點，但同時我又認為，不能過分評估武俠小說的意識形態意義，不能對其進行“過度闡釋”。它就是一种通俗文學，就是一种消遣讀物。我們不能像維新變法時候的梁啟超一樣，把小說當作文化的核心，持一种“小說救國”的看法（它的反面就是“小說禍國”）。小說沒有那么重要的地位。其實，即便是在民主自由的西方，也有他們自己的“武俠小說”——直到今天，歐洲人仍然喜歡閱讀騎士傳奇（如羅賓漢的故事），美國人仍然喜歡西部牛仔的文學和影視作品，以及充分現代版了的“詹姆士楊匱w”的故事，這部系列電影還在不斷地拍攝。他們的這些娛樂与愛好，似乎并沒有危害他們的民主制度。

就我個人來說，閱讀武俠确實是一种“青春體驗”，現在有時工作勞累了，也仍然會拿起一本金庸或古龍的小說翻翻。我不會拔高武俠小說的价值，而它們不會形成對我的文化理念的沖擊和對立。

振亞：時下，關于“七十年代人”的討論很熱烈。有人說，丁磊代表了七十年代人的成功和財富，衛慧代表了七十年代人的放縱和自由，余杰代表了七十年代人的批判和尖銳。還有人提出“七十年代人的文學”的概念。你贊同這些看法嗎？

余杰：關于“七十年代”的討論，最近在報刊和网絡上頗為流行。在我看來，所謂“七十年代”，不過是一個“莫須有”的“偽問題”而已。如果說真正存在著一個以啟蒙主義和理想主義為標識的“八十年代”（指八十年代在大學中接受教育或者從事文化活動的人們），那么，當時間進入九十年代之后，昔日的“話語共同體”已經蕩然無存，更加年輕的人們開始自說自話、“各自為戰”。僅僅根据他們出生的時間便將他們定義為“七十年代人”，顯然是一种“衣不蔽體”的說法。

我們無法為這些各具個性的“七十年代人”尋找几個能夠定義或者描述他們的詞語。比如“前衛”、“叛逆”、“自私”、“獨立”……沒有一個形容詞是准确而全面的。在這樣一個日益多元化的社會里，“概括”是一种早已過時的思路。是的，這些人不需要誰來概括和定義，你只需要一個一個地去面對他們的青春，每一次的面對都會給你帶來嶄新的感受和啟示。

既然沒有“七十年代人”，自然也就沒有“七十年代的文學”。我們可以贊美或者批評某一個誕生在七十年代的作家、記者、歌手和演員，但千万要注意，不能在他（或她）前面冠以“七十年代”的“大詞”——沒有人能夠“代表”他（或她）那紛繁复雜、千變万化的同齡人。每一個人都只能夠代表他（或她）自己。

振亞：“底層”是你常用的一個詞語，現在主流意識形態也經常提到“弱勢群體”這個概念，兩者之間有什么不同嗎？

余杰：我覺得“底層”比“弱勢群體”更加真實。什么叫“弱勢群體”？意思是還是有點力量的，只是力量相對來說比較薄弱而已。但是，生活在偏遠困苦的鄉村里的“沉默的大多數”（王小波語），其實都是“無勢群體”而不是“弱勢群體”，他們是徹底的“無權者”和“被凌辱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語）。

我舉一個例子，前不久陝西某地三個農民在鄉村干部的威逼下，在一個星期之內先后喝農藥自殺。其中有一個農民還是去村里的小商店賒的農藥，他連賣一瓶農藥的錢都沒有，他的死亡居然需要賒帳來實現！這就是鄉村里殘酷的、赤裸裸的現實，這就是真正的“底層”！所以，我不喜歡使用遮遮掩掩的“弱勢群體”的說法。

振亞：“知識分子”一直是你比較關注的問題。當詹明信說“第三世界知識分子本質上都是政治知識分子”時，如果他的說法是有价值的，那么，在這個消費主義時代，“政治”的含義又是什么呢？

余杰：我确實一直都在關注知識分子問題，因為我自己就是一個知識分子（我以此為榮，而不是像痞子王朔一樣以此為恥）。這些年來，我一直致力于恢复知識分子的尊嚴感的工作。我較多地討論老師、醫生的問題，在我看來這些從事“特殊職業”的知識分子是一個社會最后的道德底線的堅守者。如果教師以虐待學生為樂，如果醫生視收取紅包為理所當然，那么我們的社會确實已經病入膏肓了。

我不同意詹明信的看法，西方的后現代主義者們總是喜歡沿用毛澤東“三個世界”的划分方法，這种划分其實沒有多大的意義。我們能夠把第三世界當作一個“整體”來看待嗎？中國与非洲之間的不同，甚至超過了中國与美國之間的不同。對于我所生活的地球，我的區分方式是：“自由”或“不自由”、“民主”或“非民主”。在“不自由”和“非民主”的社會中，知識分子确實需要承擔更多的責任。

關于“政治”的定義，我更愿意回到哈維爾那里。哈維爾在《政治、道德与公民性》一文中說：“真正的政治——配得上這個名稱、也是我愿意致力得唯一得政治——就是為你周圍的人們服務，為社會服務，為未來的人們服務。根植于政治最深的是道德，因為它是一种責任，對全體人民和為了全體人民通過行動來體現的責任，這是一個可以稱之為‘更高的’責任的東西。”在哈維爾那里，政治不是“厚黑學”、不是“權謀術”，政治是道德和責任。有人說哈維爾是理想主義者，但他擔任捷克總統十年之久，使這一理念得到了實踐的考驗。他的所作所為已然證明，确實還存在著一种高貴的政治。

大紀元首發 轉載請注明大紀元。(//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