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1日訊】近年來，到俄羅斯訪問、經商和旅遊的中國人越來越多。不同身份的中國人，在俄羅斯的生活體驗迥然不同。有的政府官員到俄羅斯之後，得出俄羅斯經濟「一塌糊塗」的結論。他們發現，莫斯科的飯店酒樓生意遠遠沒有中國的大城市火爆，購物中心和大商場也顯得比較冷清。他們到了國外依然念念不忘記打高爾夫球，於是又發現，「俄羅斯的高爾夫球場不僅沒有我們的多，而且草地的質量也無法與我們的相比」。相反，有的人文學者到俄羅斯之後，卻得出「俄羅斯人素質就是高」的結論。他們發現，俄羅斯社會秩序良好，並沒有國內報紙上描述的那種混亂不堪、暴力不斷的情形。即便是在普通工人的書房裡，也珍藏著精美的《普希金全集》；地鐵和公共汽車秩序井然，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依然保持著良好的學術水準。這兩種對立的看法，都有某種相對的「真實性」。然而，正如瞎子們摸到的大象的形狀與大象真實的形狀相差十萬八千里一樣，人們走馬觀花的「印象」顯然不能夠等同於俄羅斯社會的「真相」。

曾幾何時，蘇聯和東歐國家與中國同是「社會主義大家庭中的兄弟」，一起走過了一段相似的發展道路。最近十餘年來，蘇聯東歐的劇變與中國的改革，在經濟、政治、文化諸多方面卻又形成了頗有意思的參照。長期以來，中國公眾和學術界往往對「蘇東」持兩種極端的評價：一種是昔日的「神聖化」，也就是將五六十年代的蘇東無限美化，認為實現了「電燈電話」、「土豆燒牛肉」式的社會主義的蘇東就是「中國的明天」；另一種則是今日的「妖魔化」，也就是將九十年代之後的蘇東無限醜化，認為劇變之後的蘇東一直民怨沸騰、民不聊生，大眾飢寒交迫，宛如生活在人間地獄裡。在「神聖化」與「妖魔化」之間，我們缺少的恰恰是一種腳踏實地、心平氣和、客觀公正的研究。正因為沒有這種研究，我們既無法借鑒蘇東的經驗，也難以避免蘇東的教訓，我們看蘇東永遠只能是「水中月、鏡中花」。

秦暉、金雁夫婦長期從事蘇東問題的研究，尤其關注近十餘年來蘇東經濟政治的轉型。他們合著的《經濟轉軌與社會公正》一書，收入相關論文十餘篇，書中翔實的第一手材料和鞭劈入裡的分析水乳交融，無論是對俄羅斯葉利欽時代的宏觀掃瞄，還是對波蘭克拉科夫鋼鐵聯合企業改造的微觀解剖，都讓人耳目一新。作者發現，由於意識形態方面的偏見、多次輾轉之後變形的「觀感」以及「自我中心主義」的思維，使我們在認識和評述蘇東轉軌時，常常是先入為主、扭曲「常識」。因此，他們用了相當大的篇幅來恢復「常識」。比如，在中國公眾和知識界中流行著這樣一種觀點：俄羅斯民主化、市場化的「激進改革」造成了金融工業寡頭以及貧富懸殊和社會不公，而且西方勢力也對此負有嚴重的責任。秦暉和金雁對並不認同這種「似是而非」的說法，他們反問說：東歐各國都發生了民主化、市場化與「激進改革」，可是寡頭為甚麼只出現在俄羅斯呢？這一事實本身就使民主化、市場化導致寡頭制的邏輯無法成立。

兩位作者認為，當代俄羅斯寡頭由蘇聯時期的權貴階層或官僚階層演變而來，現在的寡頭壟斷脫胎於過去的國家壟斷，寡頭制源於過去的集權制。他們指出，寡頭資本與其說是被不公平地私有化了的原國有資本，不如說是在市場條件下經營的國家資本，這些資本由於國家的民主化程度不夠而被官僚控制並用以謀私。形成寡頭的必要條件並非私有化過分，而是民主不足。對此，俄羅斯著名政論家羅伊．麥德維傑夫也有一段類似的論述：「無論是在蘇聯時期，還是在俄羅斯聯邦成立的初期，銀行和企業私有化的大部份股份都落到權力機關的官僚及其寵臣們的手中，或者是與國外金融工業集團有聯繫的人的手中。」而俄羅斯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亞夫林斯基也早就斷言，俄羅斯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場經濟，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頭統治，這種體制在原蘇聯時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蘇共垮臺後，它只不過改換了門庭，就像蛇蛻皮一樣」。秦暉和金雁舉例說，在俄羅斯政壇上，亞夫林斯基、蓋達爾等民主派人士與金融寡頭的關係相當疏遠，而切爾羅梅爾金的「家園」等「保守」勢力反而與寡頭們關係緊密，甚至俄共也與寡頭達成了某種形式的合作與默契關係。由此看來，病根還是在昔日的專制制度身上，把污水潑到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身上的做法顯然不妥。普京就任俄羅斯總統之後，民主制度進一步鞏固，政府對寡頭的清理和打擊也得以展開。古辛斯基、別列佐夫斯基等人或者落網、或者逃遁，就連曾經被別列佐夫斯基控股的《政權》週刊也公正地指出：「國家的當家人不再是那些寡頭。從寡頭手中把國家財產搶回來所用的時間要比寡頭們為把國家財產搞到手所用的時間少得多。」

再比如，「休克療法」的是非、「激進」與「漸進」道路的優劣等等，也不能以簡單的二元對立的標準來「蓋棺定論」。俄羅斯固然困難重重，但中國人是否就有嘲笑俄羅斯的資本呢？許多困擾俄羅斯的問題，在中國不僅存在甚至更加嚴重，比如農民問題、工人失業問題、銀行呆帳問題、社會保障問題等等，「只不過素來缺乏社會保障意識的人們不以為這是個問題，素來缺少社會權利的人們也無法談論這類問題罷了」。就最能反映貧富分化的指標——居民收入指標吉尼係數而言，近年來俄羅斯下降到了0.4以下，而中國則已經突破了0.45。誰的貧富懸殊更大呢？俄羅斯已經初步完成了議會民主、多黨競爭和總統制的政治架構，實現了新聞輿論的自由，經濟也開始走出低谷；而中國的國民經濟增長率雖然比俄羅斯高、市場也相對比較繁榮，但是諸多深層次的問題依然陷於「膠著」的狀態，未來的道路未必就比俄羅斯更加順暢。俄羅斯好像是一名決斷地割掉一大塊腫瘤的病人，儘管短時期內失血很多、還得忍受巨大的疼痛，但是病根已除，恢復健康指日可待；而中國好像是一名不願割掉腫瘤的病人（甚至不承認自己身上的腫瘤），依靠不斷服用興奮劑來營造一種「朝氣蓬勃」的假象，而未來的某一天潰瘍發作，結果將不可收拾。因此，作者為我們敲響了警鐘——那些對俄羅斯的嘲笑最終會變成對自己的嘲笑。

在社會轉軌的過程中，東歐的各個前蘇聯衛星國情況各不相同，但中國學術界對各國的差異卻缺乏必要的認識，討論的時候經常是煮成一鍋粥。在《經濟轉軌與社會公正》一書中，作者除了著重討論俄羅斯之外，對捷克、匈牙利和波蘭諸國都有切中肯綮的論述。比如，捷克有深厚的民主傳統和雄厚的經濟實力，還有賦予道德感的「知識份子總統」哈維爾（蘇東劇變之後唯一執政至今的民主派）和自由派總理克勞斯執政，因此採取了較為徹底的「證券私有化」，並創造了「休克療法中的福利國家」的「捷克奇蹟」。儘管後來又出現較大的波折以致出現「捷克陷阱」之說，但迄今為止捷克依然是東歐地區最有活力的國家之一。而在波蘭，領導「團結工會」取得政權的「工人總統」瓦文薩，處處遷就工會（也就是工人）的利益，致使經濟轉軌緩慢，就連瓦文薩的「老家」——但澤造船廠也不得不宣佈倒閉。後來，雖然左派上台，卻沒有走回頭路，反而大大加快了私有化的進程，同時工會也由拒絕改造到支持改造、參與改造，波蘭經濟也迅速得以復興。在這兩個國家裏，「右派」的政策像「左派」，「左派」的政策卻又像「右派」——如果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去分析這些充滿矛盾的、千變萬化的經濟現象，只能是緣木求魚。這也正是許多老牌經濟學家在討論蘇東問題時「大發謬論」的原因。

在研究蘇東問題時，秦暉和金雁處處滲透了「中國意識」和「本土關懷」。他們不是在講述「事不關己」的「天方夜譚」，而是在用這面鏡子來照射中國的現狀。他們揭示的是「真問題」，他們的學問是「地上的學問」。我認為當代中國的學問有兩種，一種是「空中的學問」，一種是「地上」的學問。所謂「空中的學問」，即研究者抽空了自身道德立場和心靈指向的、僵硬的、冷漠的、御用的學問。比如在大躍進時期，有科學家不顧餓死數千萬農民的事實，依然從「科學」的角度論證畝產百萬斤的可能性；再比如面對今日西部困頓的狀態，有經濟學家無視西部農民到東部城市打工的權利，大肆鼓吹繼續實施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以維護某些「國際大都市」的穩定。這類「空中的學問」對中國的進步有百害而無一利，它們唯一的作用就是充當權力者的幫閒、幫忙和幫兇。然而，這類「空中的學問」卻是中國學術的主流，成百上千的學報上都充斥著這類學術垃圾。而另外一種則是「地上的學問」，無論研究的領域是否貼近社會現實，研究者個人在研究工作中都傾注了自己的良知和熱情，並深深扎根在這片貧瘠而憂傷的大地上。比如陳寅恪寫《柳如是別傳》，看似遙遠時代的考據之學，其實是對當下社會現實的切膚之痛的曲折表達——與其說陳寅恪是在寫柳如是，不如說他在寫自己；再比如吳思寫《潛規則》，看似對明清歷史的重新梳理和解讀，其實是對現實社會症狀的一次深切的「會診」——因為這套「潛規則」依然在左右著我們今天的生活。同理，秦暉和金雁對蘇東問題的研究，每篇論文都回應並激活著我們對若干本土問題的思考。提出這些「真問題」，不僅需要思想的「能力」，而且更需要思想的「勇氣」——可惜的是，這種勇氣在今天中國的學界已經不多見了。

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薩默斯教授說過：「思想的價值是通過思想者所擁有的品質來判斷的，而不是通過他們的地位來判斷的。」而在中國的學院體制內部和公共傳媒當中，這樣的評判體系依然沒有建立起來。名氣最大、佔據學術資源最多的學者，往往卻是那些喪失了基本的學術品質的學者。因此，我願意對為數不多的、在艱難的條件下冒著風險研究「地上的學問」、關注「真問題」的學者們致以深深的敬意。

轉自《觀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