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7日訊】編者按：

大紀元專欄作家杜導斌上個月底被有關當局拘捕，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這並不令人意外，中國政府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也非始於今日。

中國自由作家前赴後繼，堅持批評社會不公和卑劣現象，竟至身陷牢獄，亦非自杜先生起。杜先生及其志同道合的一些知識份子，堅持為底層民眾呼籲，堅持不諂媚金錢和權力，在那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恰如螢火蟲一般，點綴在一片黑暗的中國知識界。黑夜的手雖然扣住了星星光點，但卻無法扣住無數渴望光明的靈魂。

杜導斌文章的觀點，或許尚有討論商榷之處，但他獨身黑夜之中，直面黑暗絕不後退的道德勇氣，卻是堪使吾輩仰視而慚愧不已。從今天起，大紀元網將逐日重登杜導斌先生的文章，直到他獲得自由，能夠重新再次為大紀元撰稿為止。

杜導斌、王怡等：關於「非此即彼」的討論

就「非此即彼」答王怡兄

去年9.11之後，布什總統曾向全世界宣告：要麽是我們的朋友，要麽是恐怖主義者的朋友，在我們與恐怖主義之間沒有中間道路（原話已不記得了，此話是大致意思）。一個信奉“自由（包括政治和宗教自由），寬容，世俗主義”的國家的領導人，講出這樣一番話來，當即就受到許多人（包括不少美國公民）的詬病。但是，如果換了是你，你作爲美國總統，當時會怎麽樣講？對恐怖主義也不能非此即彼？或者說“本拉丹先生，讓我們坐下來妥協一番吧？”

有些時候是非得“非此即彼”不可的。

即使指責我犯了“非此即彼”頑症的王怡兄你，如果深究起來，也並沒有超越“非此即彼”。當你指斥我的“非此即彼”爲“自由主義的敵人”時，只不過是在更隱蔽地實踐著“非此即彼”。誰能說不能容納“非此即彼”就不是“非此即彼”呢？

“非此即彼”也是常態的一種，對它的拒絕也就是對它的服從。我很早就已領悟到這一層。我曾從另一個角度作過自我審視，我手無寸鐵，“非此即彼”的武器於我正是可堪一用的利器。爲什麽要拒絕它呢？爲什麽不操起它參加由顛覆者組成的隊伍呢？我害怕什麽？害怕因此而來的譏諷麽？我連強權都已無懼了，難道還怕來自朋友們的幾句冷嘲熱諷？我以自由主義信徒自命，爲何卻不能容忍“非此即彼”？剔出“非此即彼”等等雜質的自由主義難道不同樣接近於烏托邦？

布什總統的宣告出於無奈，對專制採取“非此即彼”的批判同樣是無可奈何之舉。我們不可能寄希望於權力者自斷利益源泉。這一點，你在給閑言先生的那個回帖中也有所表述(在那個回帖裏你講道:”在今天進行非此即彼的價值批判是依然重要的，但這只是一個起點，不該成爲一個自由主義者的思考終點。”我並沒有把現在的我當作終點)。對自己的寫作，我好在還有自知之明：其中不足之處多多。我並非什麽大家，只是一個身在底層的普通人的呐喊，是劇痛被施之於身後純出自發的呐喊。所以，聲音缺乏歌唱家的修養那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即使別人因此有所批評，這聲音我卻絕不打算吞噬以自肥。此生有涯，我不希望把自己的今生拿來作學者們實施“自由主義”、“路徑依賴”諸般學說的試驗品。我有一個夢想，希望自己能早一點，再早點像一個自由的人那樣按自己意願生活。我不願意把生命給予我的這張支票遺贈給兒子去兌付。因此，我不打算“在沈默中滅亡”，我得呐喊，大聲地，無畏地呐喊。當然，如何使聲音讓人聽起來更舒服些的技術，我還是想學，只不過得慢慢來，急不得。加盟憲政論衡的目的之一就是沖著學習而來的。

對你和陳永苗兄的批評我是樂於聽取的。害怕批評或畏懼批評或不能睜大眼睛看清批評都不是杜導斌的特點。你們的批評使我警醒，也讓我深思。我出生於那個“非此即彼”的年代，所受的教育和所讀的書，大部分都源于極權文化。我身上帶有那個年代的烙印正常不過了。從某種意義上講，我正是在對那個文化（還有自己）絕望之後才走上反判的道路。我希望與他們，同時也與昨日之我背道而馳。我能容納一切，唯獨不肯寬容擁有誅殺異己的權力的“不寬容”者。這個過程本身就是非得要“非此即彼”不能實行。再深入一點作個自我批評：我就有點像是摩羅兄筆下的“無所依賴”，雖然目前尚不夠格劃入無賴一族，但如說骨子裏有暗道相通，此話也並不過分。然而，我的所作所爲，正是急切希望擺脫這種無所依賴的窘境。

王怡兄能理解否？

再複王兄

思考之後，我發現了我們的分歧所在。也許並不是真正的發現，但還是有必要講出來以供與王兄切磋。

誠然如你所言，“在你的思維中，在你的檄文中，‘專制’事實上被你想象成了一個人。有一張面目猙獰的臉。事實上你把這張臉放大一萬倍來看”。我確實是把這個體制當作一個完整的“個體”來看待的，這點你看得很准，極有分析眼光。然而，我們的分歧可能也正在這裏。從微觀角度來看，專制是由一系列細節構成的。但從宏觀上看，我們目前所面對的權力卻又是一個完整的“個體”，它有一個完整的稱呼，就是“ＣＣＰ”，這又是不可分解的。從這個角度看，反對專制就必定是一種“非此即彼”。我的批判矛頭所向，正是這“張面目猙獰的臉”。我感到，你從學理上對專制的解構，是建立在研究一系列“細節”基礎上的，是爭取從基因結構上對它進行“轉基因”處理。而我呢？我不可能走那種“形而上”的道路，所以，我的立足點就是“形而中”，甚或“形而下”，從現實的層面著手。我的某些帖子，不怕說句自損的話，確實有點罵戰的感覺。我爲什麽做這樣子的選擇呢？當然，迫不得已是根源，但還有一點就是，學者們的學理性語言往往與中國此在的公衆語境格格不入。中國現在的大衆傳媒語境久習於大詞，如你在爲《２１世紀經濟時報》所撰社評所用心良苦的所指，極可能在俗世中被誤讀爲幫閒的威權語言而喪失其全部能指。 重視細節，把威權分解爲應予保護，應予揚棄等種種的作法，還可能面對一種尷尬：在過度紛繁複雜的現實面前失卻批判的方向和勇氣，甚至可能間接成爲專制的幫忙人，或至少使得漸進的速度呈粘稠狀的遲滯。對我來說，後面一種狀況幾乎就意味著死寂。僅僅爲了避免這種尷尬，我也得操起“非此即彼”的武器，以保持進取的銳氣。

當然，從技術層面來講，毫無疑問，王兄所指教的，我當牢記。同時請王兄放心，我是不會以此爲終點的。我這一生都難有終點，除非墳墓。

(略)

(11/19/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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