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2日訊】

一、共產黨領導的市場有「完善」之可能嗎？

二、「諸多制度性障礙」沒有一條不是黨的領導搞出來的

三、一元領導和多元市場能水火相容嗎？

四、恐怕需要建立「現代黨權制度」

五、這個《決定》的優點和缺點

六、余論：對一黨專政的知足和知不足

一、共產黨領導的市場有「完善」之可能嗎？

中國共產黨喜歡把它所佔有的一切東西，不管是甚麼東西，統統取個名字叫「社會主義」。

它的第一代核心以為：用國家的名義，叫幾億勞動力按照共產黨制定的計劃幹活，就能大躍進，就能壓倒蘇聯，就能超英趕美，就能天下第一；因此之故，它宣佈：社會主義就是國有化加計劃經濟，這個東西能夠救中國，中國經濟應該叫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這種體制，搞了二十多年，非常聽話，招之即來，揮之即去：想大干快上，它向農民伸手，要人要錢要糧；想甩掉包袱下馬，它凍結工資，叫城裡人上山下鄉；想以糧為綱，它不惜毀掉草原；想大煉鋼鐵，它忍心把稻穀撂在地裡霉爛；想「放衛星」創造奇蹟，它能把牛皮吹上天，能不顧人死活把農民的口糧奪過來交「公糧」；毛主席想繳甚麼「學費」，它總能叫老百姓出多少學費。總而言之，這個以國家為主體、以計劃為手段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棒極了，能夠雖然保證但毛主席永遠能夠隨心所慾，直到發動全國停產停課，開闢繼續革命的新紀元。這個種體制有兩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完善，完善到盡善盡美的程度，對領導總是百依百順；第二個特點是無能，使全社會麻木癱瘓，奄奄一息。還有一個好處，儘管老百姓倒在崩潰的邊緣呻吟，喇叭裡唱的依然是感激涕零的讚歌：「毛澤東，愛人民，它是人民的大救星……」

共產黨的第二代核心認為，毛澤東很偉大，必須肯定，否定不得；主要的問題出在計劃上，也許還有一些問題出在國有制上。因此，可以不搞，計劃經濟可以改為搞市場經濟，一部份國有企業也可以變成私有企業。毛澤東的門徒們問他道：這算社會主義嗎？他高掛免戰牌，宣佈不爭論。鄧小平有個基本估計：把中國經濟從毛澤東的枷鎖下解放出來，生產一提高，全國就穩定。他有一條必須死守的底線：中國的市場必須永遠歸共產黨領導，也就是永遠貼「社會主義」的商標籤。不需要說出來的因果關係是：只要市場捏在黨的手裡，黨就永遠是最大的受益者，全黨就能凝聚為同生共死的利益共同體；只要黨內不出問題，黨的地位就固若金湯，萬歲萬歲萬萬歲。

第三代核心繼承的就是這個衣缽。沒有料到的是：黨的領導代替了市場規則和價值規律；想發大財的資本家紛紛向黨「尋租」；「尋租」的機制不是優勝劣敗而是劣勝優敗；每日每時都在刺激和誘惑越來越多的人向腐敗和黑暗倒退；隨著社會財富的積累，貧富之間的鴻溝迅速形成，瘋狂擴大；弱勢群體的憤怒無法平息；隨著黨內暴發戶雨後春筍般推陳出新；和分贓不均，勾心鬥角，權力內部的裂痕和鬥爭與時俱進。於是，不能不提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任務。

剛剛結束的中共中央三中全會作了一個「完善市場」的決定，其中指出「黨的領導是順利推進改革的根本保證」。問題在於，共產黨領導下的市場經濟體制，有「完善」之可能嗎？這種體制，是黨的領導所能「完善」得了的嗎？我現在提出問題，下面作些粗略的分析。

二、「諸多制度性障礙」沒有一條不是黨的領導搞出來的

三中全會《決定》的第一章第一節明確指出，中國生產力的發展「面臨諸多體制性障礙」。把「障礙」提到「體制性」的高度，是有勇氣的表現。到底存在著有多少體制性障礙？它沒有統計，不過，可想而知，這個《決定》後文所列舉的各種老大難–包括：腐敗，不透明，市場主體法律地位不平等，法律不起作用，權力機構沒有制衡機制，職工和農民的合法權益得不到維護，行政壁壘，行業壟斷，地區封鎖等等–不可能不在其內。

不過《決定》不肯明說這些體制性障礙到底寄生在甚麼體制之上，從而成為「體制性障礙」的。我想應該實話實說，所有這些障礙它們統統都是一黨專政的產物。市場的領導權在共產黨手裡，「尋租」就是尋權，說到底就得尋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表現為權力和利益的普遍聯繫和全面依存。一人有權得道，雞犬發財昇天，是明擺著的證據。在全國各地高高低低各種層次上，這是每日每時都在重複億萬次的現象形態。別的國家也有腐敗，但中國的一切大腐敗分子，個個都是由久經考驗的特殊材料製成的，統統經由中共各級黨委組織部特別是中央組織部審查合格。中國以外別的國家也有黑箱作業，但中國的黑箱是由大小領導黨國親手貼上封條、永遠不准徹底揭開的的黨國機密。中國的權力沒有制衡，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為黨的核心個個第一名害怕制衡、，反對制衡的人，正是黨的核心自己。既然實行一黨專政，法律的地位只可能存在於黨的領導的鞋子子底底下。領導的利益、立場和感情，決定了市場主體不可能平等。三個代表是工人農民命中注定的代表，要是別人膽敢為工農請命，想必是篡黨、奪權、危害國家的顛覆分子。天天堅持共產黨領導市場的制度，一切制度性障礙就天天有恃無恐，天天盤踞在「社會主義市場」頭上。

至於所謂行政壁壘，行業壟斷，地區封鎖，更是黨的領導的合法職特權和拿手好戲。除了黨，誰都沒有資格、沒有本事搞那些龐然大物。每一座行政壁壘，都是黨用政府的名義建立起來的。每一種行業壟斷，都是黨組或黨委作出決定通過決議建立起來的。每一處地區封鎖，都是靠省委、市委、縣委、鄉黨委當後台的。這是公開的，不是秘密的，只有傻瓜才以為能把別人蒙在鼓裡。

中國通過改革建立起來的市場，是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產物，存在著「諸多體制性障礙」不足為怪。奇怪的是《決定》中有三句非常精彩的話。一句話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協調發展的偉大事業」，令人真不知道是讚美還是諷刺。另一句是早已念破了嘴皮的空話：「要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令人叫人弄不清楚知道是願意想痛改前非還是下決心搪塞到底。最有意思的一句話：「黨的領導是順利推進改革的根本保證」，這是第十二章第四十節的標題，起著畫龍點睛的作用，清楚了：原來中共中央決心依靠一黨領導的保證，去順利解決一黨領導的頑症，以達到去完善一黨領導的市場之目的！真不知道這算緣木求魚還是火上加油。

三、一元領導和多元市場能水火相容嗎？

毛澤東喜歡研究矛盾。請允許我也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重大課題發點議論。

市場不同於軍隊。軍隊需要一元化，萬眾一心，一個目標，一面旗幟，一個統帥，一呼百應，「團結如一人」。市場則不然。市場天生是多元的。自買自賣的「一元市場」，是異想天開的荒誕，不知道千年神話滑稽小說裡有沒有這種記錄。要做買賣，做交易，非但少不了買方和賣方，甲方和乙方，而且各方都必須有可供自由選擇的對象。多元是市場的本質屬性。市場的主體是多元的，必須各有各的權力，只能各謀各的利益。市場各個主體之間的一切合同和協定，以及市場運行的一切規矩和準則，都只能在買賣雙方之間、以及賣者中間之間、買者中間之間，在平等而且自願的競爭和協商中間，才能形成，才能實現。談得攏，成交；談不攏，拉倒。強迫和掠奪是戰場行為，領導和服從是官場行為，只有平等自願的協商和競爭才是市場行為。

這些常識，古今中外做過生意的人個個都懂，可惜中國「改革社會主義市場」的總設計師不大懂。他帶過千軍萬馬打過仗，做過至高無上的官，領導過反右派之類的大鬥爭，唯獨好像沒有做過生意，他的市場實踐恐怕幾乎經驗等於零。他按照軍隊模式和官場模式設計了一個市場，在市場頭上加了一個絕對權力，即共產黨領導，把這樣的市場命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他信心十足：四個堅持，繼承了毛澤東的力量；允許人們下海發財，又補救了毛澤東的致命傷。在他眼裡，共產黨和市場經濟相結合應該是最好的一對一對。沒有料到的是遇到了一元領導和多元市場這個水火不相容的矛盾。

毛澤東年輕的時候，在長沙郊外玩耍，看到老鷹在在空中飛，魚在水裡游，「萬類霜天競自由」，心裏油然泛起無限的失落感：「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後來，毛澤東承襲並大大擴展了蔣介石一黨專政的事業，達到掌握了「黨主沉浮」的絕對權力境界，他的心情舒暢了，但只要有「黨主沉浮」在，「萬類霜天」就「競」不了「自由」。這一對生死矛盾，別說第二代、第三代，恐怕十八代也無可奈何。

「難道價值規律不在主沉浮嗎？難道法律不能主沉浮嗎？為甚麼黨的領導不能主沉浮？！」恕我直言，道理很簡單：因為規律和法律是「無生物」，是死的，這些死東西，會失效，但不會腐爛；而黨的領導不是死的，不是「無生物」，它是「生物」，會腐爛，何況它還有無敵於天下世無雙的絕對權力，與時俱進的雄心和美夢，不可決不動搖的立場遏制的七情六慾舉。世界各國的市場，都不在政黨領導之下。共和黨，民主黨，保守黨，工黨，社會民主黨，自由民主黨，哪一個政黨有過領導市場的記錄？把政黨強加到市場頭上，是鄧小平的大發明，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的大特色。中國的市場之所以不「完善」，與其說少了甚麼東西，不如說多了一個東西–多了一個「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四、恐怕需要建立「現代黨權制度」

市場一旦沒有共產黨領導，會不會天下大亂？我想不必杞人憂天，恰恰相反，中共中央在《決定》中所列舉的”諸多體制性障礙”，即中國市場的一切老大難，都可以緊跟一黨專政，一個一個退出中國市場。到了那個時候，”完善”中國市場的條件就成熟了。

無權領導市場的共產黨，會不會”下崗”？我看不會。美國的政黨，英國的政黨，日本的政黨，都不領導市場，都沒有”下崗”。中國共產黨自己，姑不說它1953年到1978年如何一股勁兒消滅市場；就拿1921年到1949年來說，整整二十八年，無權領導市場，它”下崗”了沒有？難道它當初發動革命的目的，就在於創造條件把市場抓到自己手中？

那麼，共產黨是不是應該像中共中央《決定》中所說的那樣，”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比如說，”黨管大事”，”黨管幹部”，”黨管人才”等等呢？我想，方式改不改倒在其次，內容非改不可。”黨管大事”這種領導”方式”太厲害，萬萬要不得，因為不符合憲法。憲法第二條明明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倘若”黨有權管大事”，那麼，大權力，大財富，大合同，大利潤，豈不統統應該奉送給黨去管，中國共產黨豈不成了全世界大而又大的大資本家，？倘若一切大權大利屬於共產黨，老百姓口袋裡還能剩下甚麼？修改以後的憲法，難道可以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大事屬於黨”？”黨管幹部”，”黨管人才”，這種執政”方式”也要不得不妥。中國的冤假錯案占世界第一位，都是按照黨管的意志定案的。另一方面，中國的貪官，從政治局北京陳希同，到人大常委廣西成克傑，哪一個貪官不是在黨管出的重用下腐敗來的？中國從紅色變成黑色的資本家，包括從廈門賴昌星，到和上海周正毅，哪一位奸商不是在黨的栽培下發財管出來的？政府幹部必須歸黨管，市場人才又必須歸黨管，是誰給了黨的組織部這麼大的權力？是毛澤東給的嗎？是鄧小平給的嗎？是三個代表給的嗎？我認為，三個代表顯然無權管別人，但是它確實有權管自己–能把共產黨內的大大小小的腐敗分子管住，就是功德無量，全國老百姓一定求之不得，一定會謝天謝地。

共產黨不領導市場之後，還有甚麼工作可作？其實用不著發愁。現代文明世界一切合法政黨的工作，不論執政黨還是和在野黨的工作，中國共產黨都有權做；中國一切民主黨派的工作，共產黨雖然算不上民主黨派，也不妨努力學習學習。何況中國共產黨還有自己幾件責無旁貸特別重大的歷史使命必須完成，比方說，欠了老百姓這麼多的”學費”應該怎麼辦？編了這麼多顛倒黑白的神話應該怎麼辦？製造了這麼多冤假錯案應該怎麼辦？何謂自我批評？按照毛澤東的經典定義，這是中國共產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顯著標誌，顯然應該是它最嚴肅的正業，別人無法越俎代庖。

《決定》說，要”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好極了。根據中國特色，恐怕還得”建立現代黨權制度”，作為”建立現代產權制度”的前提。否則的話，黨的就是黨的，不是黨的也是黨的，不清不楚，搞不好的。

五、這個《決定》的優點和缺點

有人問我，中共中央這個《完善市場決定》有沒有優點？

我回答，優點有許許多多，而且是很大的優點。可以作這樣的估計，這個決定，集中了中共中央能夠承受的一切提法，體現了黨領導下的理論界的當前最高水平。許多意見是正確的。”放開糧食收購市場”是正確的，”取消對農民進城就業的限制性規定”是正確的。”建立現代產權制度”的諾言是好的，”保護所有市場主體的平等法律地位和發展權利”的諾言當然更是非常之好的。既然”涉外經濟管理”可以”透明”，涉內管理的透明自然更不待言。諸如此類，都是優點。

至於缺點，其實只有一個：沒有分析過去和當前各種”體制性障礙”的總根源，沒有指明剷除取消一黨專政是完善中國市場的唯一出路。

上次在評論三中全會重要不重要的時候，我說過，”公報有個小小的缺點，沒有說這次全會對中國市場經濟的病狀作了甚麼分析，沒有說現在中國市場的癥結到底在甚麼地方。””公報裡看不出小小的甚麼分析。”當時中共中央的《決定》尚未發表。現在《決定》發表了，看，來我對《公報》的批評是錯誤的。因為這個缺點不應該由《公報》負責，而應該由《決定》負責，應該由三中全會負責。–三中全會不作分析，《決定》裡邊沒有分析，你叫《公報》怎麼分析？

必須指出當然，上述缺點這絕對不是中國的經濟界和理論界的責任。據說雖說制定《決定》過程中曾經深入廣泛地徵求過許多有實踐經驗內行和飽學之士的意見，但是，像取消一黨專政這種意見，中共中央自己不提出來，別人誰敢提出來？別人能告訴你”這是制度性障礙”，已經是膽大包天不容易了；至於到底這是甚麼制度造成的障礙，人貴有自知之明。總而言之，經濟界和學術界已經揭露了不少現象，提出了不少問題，盡了責任，難能可貴。現在的球，掌握在政治家手裡，看政治家準備怎麼辦。

中國的市場能不能實現有沒有”完善”的希望的理想，取決於政治家捨得不捨得對自己的瘤子一黨專政這個腫瘤動手術。捨得開刀，就能完善。甚麼時候開刀，甚麼時候完善。永遠不開刀，永遠完善不了。在一元領導越”加”越”強”的條件下，多元市場的命運勢必越來越糟。–倘若增加這樣一些內容，《決定》就經得起考驗了。

六、余論：對一黨專政的知足和知不足

考察中國的市場體制時，我一再談到一黨專政。這不是由於我對這個東西有興趣。相反，我寧願談些更有意思的事情。可是中國的市場，偏偏是個因受一黨專政支配而變態的市場；本質如此，迫使任何人都無法撇開政治原則來認真探討中國的經濟體制。所以我的主張乾脆只有一句話：丟掉一黨專政，完善的市場就能在中國出現了。

有人教育大陸人要憶苦思甜，說：你們現在的生活，雖然比台灣差得多，但比飢寒交迫的毛澤東時代好得多；一黨專政下的市場已經夠好的了，應該知足了。是的，毛澤東把中國人的兩隻手都捆了起來；鄧小平只捆住你一隻手，放開你另一隻手。跟毛澤東時代比，中國經濟確實上去了–是哪一隻手搞上去的？是捆著的手搞上去的，還是放開的手搞上去的？要是捆著的手能創造奇蹟，似乎應該把放開的手重新捆住才能活得美滿。可是，明明不是共產黨而是老百姓自己用被放開的一隻手在創造奇蹟，憑甚麼叫被一黨專政捆著的那只手感激涕零，知足常樂？

何況，”捆住一隻手，放開一隻手”，是個不確切的譬喻。更確切的是，幾億農村居民不僅被捆住了手，而且被捆住了腳；幾千萬下崗工人非但被捆住了兩隻手，而且被摀住了嘴巴。說到知足，真的，長袖善舞的腐敗分子才應該在這個腐敗的樂園裡知足。當億萬人被捆住一隻手的時候，腐敗分子卻個個都有十隻手，這只手”尋租”，那只手”批租”，這只手申請，那只手下令，這只手封鎖，那只手壟斷，這只手證明，那只手宣判，這只手上台，那只手下海……他們才應該知足！是一黨專政放開了老百姓的一隻手去創造財富供他們佔有，又捆住了老百姓的另一隻手方便他們為所慾為，才使他們自己的十隻手得以揮灑自如，心想事成。但是腐敗分子沒有住手，沒有知足，仍在繼續要求”加強黨的領導”，要求”黨管大事”，”黨管幹部”，”黨管人才”……連已經發了大財的人都不願意知足，被捆住手腳的人敢知足嗎？

五六十年前，國民黨搞一黨專政，搞得人人搖頭：老百姓搖頭，共產黨搖頭，連羅斯福、華萊士、杜魯門、馬歇爾也搖頭。後來，國民黨到台灣以後，開始覺悟，順應民意，跳出了作繭自縛的泥坑，進步了。這是台灣步入現代社會的契機。擺脫一黨專政以後的台灣老百姓，有錢，有自由，活得比大陸好。六十年前，搞專制的國民黨，不如講民主的共產黨；現在不同了，搞一黨領導的共產黨，不如取消報禁、黨禁的國民黨。姑且不說文化大革命，不說天安門，不說冤假錯案，不說人權，只就市場而言：共產黨現在對市場的超經濟干預，就遠遠超過了六十年前的國民黨。無怪乎共產黨的腐敗，也遠遠超過了當年的國民黨。因此，不提”完善”市場則已，真有”完善市場”之心，就不應該諱疾忌醫，迴避一黨專政。

一黨專政，腐敗自大，同飲鴆止渴一樣，是自殺行為。國民黨十年前就覺悟了。對一切真的為共產黨未來的前途（而不是為某人眼前的特權）著想的人，唯一的救黨之路也只能是跳出一黨專政的泥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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