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0日訊】「餓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攜幼，妻離子散，擠人叢，挨棍打，未必能夠得到賑濟委員會的登記證。吃雜草的毒發而死，吃干樹皮的忍不住刺喉絞腸之苦。把妻女馱運到遙遠的人肉市場，未必能換到幾斗糧食。……災荒如此，糧課依然，縣衙門捉人逼拶，餓著肚納糧，賣了田納糧。憶童時讀杜甫所詠歎的《石壕吏》，輒為之掩卷歎息，乃不意竟依稀見於今日的事實。」

「河南的災民賣田賣人甚至餓死，還照納國課，為甚麼政府就不可以征發豪商巨富的資產並限制一般富有者『滿不在乎』的購買力？看重慶，念中原，實在令人感慨萬千！」

這是上一個癸未年（1943年）王芸生發表的一篇時評《看重慶，念中原》，此文一出，大街小巷無不爭相傳閱，拍手稱快。蔣介石龍顏大怒，享譽世界的《大公報》（重慶版）被罰停三天。

我是個有歷史癖的人，六十年後，看今天報紙上的時評，念當年張季鸞、王芸生他們的文字，也只能是感慨萬千。剛剛從報上看到，從11月6日起，《南方週末》與搜狐網聯合主辦、數十家辟有時評版的報紙參與的「首屆最佳時評評選」要正式拉開帷幕了。「評選啟事」稱「一種文體的繁榮昭示著時代巨變，這一情形在歷史上並不少見。而在短短幾年中就呈現出高度繁榮的時評寫作，就是當下最突出的實例。」老實說，我對這種所謂「評選」是持懷疑態度的。一提起「評選」，總會想起前幾年臭名昭著的「長江讀書獎」來。這還在其次，據說，有些地方主管意識形態的部門下達了密密麻麻的禁令，甚麼能說，甚麼不能說，甚麼級別官員的腐敗可以批評，等等，諸如此類都有嚴格的規定，誰也不能逾越雷池半步。在宣傳紀律的重重約束下，在報社負責人、編輯乃至作者普遍的自律下，今天中國的報紙上又能產生甚麼值得老百姓關注的時評？

真正優秀的時評的產生離不開新聞自由的環境，離不開寫作者本身對言論自由的內在追求，和堅定的道義擔當。前者，不是憑一己之力一時所能做到的。後者卻是每個人可以自我要求的。我無意譴責在一個新聞自由沒有保障的國家，長期堅持時評寫作，在夾縫中求生存，勉力傳達出良知的真實的聲音的人們。但假如以此為滿足，熱衷於甚麼評獎，自以為這樣的「時評」就足以代表這個時代，那將會自誤誤人、貽笑歷史。時評並非近年才在中國出現的新生事物，自1899年梁啟超在日本《清議報》首創這一形式以來，整個20世紀上半葉，在自由還是「多」與「少」的時代，在面對清王朝、袁世凱、各色軍閥和國民黨政權的時候，它始終保持了自己獨立的批判品格。批判是時評的生命，當然不是我們今天這樣不痛不癢、纏上了一層又一層裹腳布的「時評」，不是曲裡拐彎、王顧左右而言他的隱晦雜文。現在以「時評」名世的大都是寫雜文出身，或多或少都受了魯迅式文風的影響，把淺白當作淺薄，故作高深狀，骨子裡無非是不敢面對真問題的言不由衷。讀讀王芸生他們當年的時評，想想邵飄萍、林白水他們付出的血的代價，我們今天的「時評」只不過處在牙牙學語的階段罷了。

這次評選還設立了一個「網絡評論獎」，在湖北杜導斌先生以網評獲罪、在「不銹鋼老鼠」淪陷在黑暗中淪陷了一年之際，這樣的評選是不是太奢侈了？

時代巨變的浪潮將把中國推向何方，曾中斷半個世紀之久的時評向何處去，它能恢復「文人論政」的傳統，並在新時代發射出奪目的異彩嗎？這些都還是未知數。

今天中國時評界（假如有這麼一個「界」的話）最急於要做的決不是搞甚麼「最佳時評評選」，而是如何積極地爭取新聞自由，包括為那些因言獲罪、身在牢獄的同胞說句公道話，否則最好的時評恐怕也是白搭，說穿了也不會有甚麼好時評，沒有最基本的言論自由，又能評選出甚麼「最佳」。何況真正有生命的時評從來都不需要甚麼桂冠，千百萬讀者會主動在心中為他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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