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8日】九月六日，是母親逝世三周年忌日。由於人為的原因，我沒有能夠與母親道別，留下了終生的遺憾和虧空。在失去母親的一千多個日子裡，我總是在尋找母親，感受那個堅強而活生生的生命。中西方傳統文化中都有“靈魂不滅”之說，大概這正是支持我潛意識活動的一種動力。

記得當年一位剛失去父親的朋友在電話中說：失去了親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就永遠地消失了。

這句話是如此貼切，如此真實地反映出我當時的痛苦和心境。是的，母親之死，似乎敲響了生命的兩極相撞的鐘聲。曾經糾纏不清，讓人牽掛或者令人煩惱的事，突然間消失得無影無蹤，生命呈現出其清晰的脈絡，再現生活的本質－－樸素、簡潔、自然。就像天地萬物，世代繁衍，生生不息。如果將佛教的“輪迴”比喻成四季的更替，那麼，有生就有死，有死就有生。母親之死，預示著再生。那麼，我生命的一部分，將與母親一起“輪迴”嗎？

存在者的“禁忌”

在巴黎寓所的書櫃上擺放的母親肖像下寫著：

王叔梧

（1934年10月－2000年9月）

照片上的母親是去世前不久的音容。看上去仍然年輕，兩眼有神，氣質清朗、從容。一副洞察一切的樣子，使她的神情略顯疲倦，很有一種飽經磨難，一言難盡的嘲諷與坦然。

母親出生於謂水河畔一個傳統的讀書人家庭。曾祖父一生慈善行醫，聞名鄉里。外祖父自幼飽讀詩書，三十年代初畢業於北大，輾轉歸裡，立志振興當地教育，到解放初期已見成效，被當地政府作為開明人士吸收為甘肅省政協委員。不久便在毛澤東的“引蛇出洞”時，因講真話而被打成右派。在之後二十多年的艱難歲月裡，一部〔莊子〕成為維持他生命的精神源泉。在下放改造的日子裡，不論天寒地凍，還是颳風下雨，他每天清晨都在附近的水庫旁一邊疾走，一邊念念有詞地吟誦古經。他那雪白的長髯，飄逸肅穆的神情，在有著悠久文化傳統的樸素的鄉人中引起的敬慕是可想而知的。

在這樣的家庭中，母親雖為女子，也能入學讀書，一直讀到女子師範。也因了家庭，母親受累一生。在她所處的那個時代裡，在那些人整人的政治運動中，母親是頑強而剛烈的。她不僅承受著來自家庭的精神禁錮和生活壓力，同時，作為長女，作為人妻，作為母親，她忍辱負重，任勞任怨。面對逆境，不卑不亢，堅持原則，顯示出不屈的傲骨和大義大德。

對母親來說，她的娘家和自己的婚姻家庭是維繫她一生的精神支柱。如果說後者是一種天然要盡的義務的話，前者則是母親的事業，準確地說是義務和事業的混和體，這賦予母親生活的意義。不這樣去理解，就無法解釋母親那樣一種無怨無悔，百折不饒，死而後已的無私與無畏。

在我幼時的記憶中，母親的情感天平似乎總是偏重於她的娘家一邊。外婆長期和我們生活在一起，一段時間裡，舅姨們也來與我們同住，寬厚的父親負擔著我們一家六口和外祖父一家五口的日常生活。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父親也被關進了“牛棚”，生活費減到最低。當時外婆已回鄉照顧外公，舅姨們也各奔東西。記得有一次，我從山村作短期勞動回來，天下著大雨，因惦著家裡，我不顧一切地抄近路，走了一條又滑又陡的山路。當我一身泥水站在母親面前時，快要生產的她正有氣無力地躺在床上。這時，我才知道家裡已經斷頓兩天了。

小妹出生後，母親在附近一家鑄造廠找到一份臨時工。母親幹的是最苦最累的裝卸工作，每天要往卡車上裝卸幾噸鑄鐵用的黑沙。一天下來，手臂腫痛，滿臉烏黑，口罩要換幾個，回到家洗臉水都變成黑色的，要換洗幾次才見水色，呼吸道總是充滿永遠也嗽洗不完的鉛沙。數年後當我在異國得知母親患了咽喉癌時，首先想到的就是當年那致命的工業污染。

在那些“七億神州盡舜堯”的艱難歲月裡，母親是堅毅大度的。外婆的去世，對母親是一次打擊。她對娘家人的照顧更多了，也更艱難了。母親的大妹，因住在外祖父工作過的縣城，所以受連累最重。在貧困和不斷的驚恐中，大姨患了肺結核。母親千方百計地買到貴重藥品寄給大姨，之後，甚至冒著被傳染的危險，將已經肺穿孔的大姨接來與我們同住，就近照顧她，為她治病。大姨去世時，年僅36歲，留下四個孩子，最小的才兩歲。母親不堪忍受“沒娘娃兒”的情形，不顧自己的困境，將大姨的幾個孩子全部接來。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時間不長，嚴峻的現實使得她身心俱損，不得不將孩子們送回他們的父親身邊。

不僅如此。舅舅們要結婚了，母親用國家限量的、每人每年極其有限的布票，扯來布連夜為她的弟弟們趕做新衣。外祖父最器重的小舅，高中畢業後，回鄉監督勞動，因長期缺乏營養，頭髮都變紅了，有時靠賣指甲換幾分錢零用。母親聽說後很是心酸，硬是從牙縫裡擠出幾塊錢來寄給小舅。後來，小舅被分配到甘南地質勘測隊工作，途經蘭州時，母親和父親搜集起家裡僅有的一元多錢，讓我送去在汽車站轉車的小舅。我至今無法忘記，小舅接過那些皺褶舊損，有著酸腐氣味的毛票時的神情。

就這樣，母親如此全身心地奉獻。看見家人一個個遭受磨難，她心裡永遠充滿內疚，好像這些苦難都與她有關似的。但母親無力補天，當我們都已漸漸長大，父親出頭無日，母親再也無法分心，不得不全身心顧及我們時，她的內心是痛苦而矛盾的。分析母親的心理，她的困惑不僅僅由於當時嚴酷的社會環境，還有更深的傳統文化根源。母親心比天高，但客觀上卻是“嫁出去的女，潑出去的水”。外祖父的威儀，對她來說具有不可抗拒的法力。一聲輕嘆，既是雷鳴。落難的外祖父，似乎有了一點人情味，但這又多了一個讓母親奮不顧身的理由。母親無法走出重男輕女的巢臼，她的父親也好，弟弟們也罷，都是她的“天”。但是她並不甘心被“輕”了。她用自己的全部心血，甚至超過自己所能的犧牲，想證明的就是“男女都一樣”的平等。然而，遺憾的是，一九七七年外祖父得到平反的消息，一時氣血衝心，患腦溢血致半身癱瘓，至死也沒有機會解除那緊箍在母親頭上的“符咒”。

客觀地說，母親所做的超出她同時代的許多男子。但在這個以男性為主的社會裡，男人是不需要證明的。女人犧牲，男人霸權，似乎仍然是這個社會不變的定律。

每個人都有一條河流

母親18歲成婚，24歲時已經是一個擁有兩男兩女四個孩子的母親了。五十年代末的中國，人們對“新社會”仍寄予希望，擁護和相信共產黨政權所發出的每一個號令。母親也在“男女平等”的感召下，一邊投入社會工作，一邊精心地教育子女。那時，家境較好，我們一家經常舉行周末郊遊和出入影、劇院，時不時還去當地有曉有名氣的“悅賓樓”聚餐。母親酷愛聽戲，除了慣常聽的秦腔外，還有黃梅戲，越劇，京劇，豫劇，她都喜歡。她不僅常帶我們去劇院，家裡也配有那種老式唱機和唱片，那些傳統段子，至今我還能哼出來。印象最深的是，每逢寒暑假期，母親都要督促我們每天早上背誦詩書，並練習大小楷字帖，晚飯後常常在父母面前朗讀或唱歌表演。這些“小節目”，給家庭增添了很多歡樂。聽到孩子們的朗朗讀書聲，母親笑容燦爛，充滿陽光。

那時，母親是幸福的。一方面她可以盡心盡力地孝敬父母，幫助弟妹；一方面，她有一個可獨立自主的家庭。盡管母親終於沒能走出“父權”的操控，但是，她在父親那江浙人特有的細膩而深厚的情感中，盡情地發揮了一個女性的所有才能，成為我們這個家庭的主心骨。在隨之而來的政治運動和一系列災變中，母親能夠勇敢應對，忘我犧牲，與她的獨立與自信，與她對生活的熱愛是分不開的。

其實，正是由於母親的支持和鼓勵，我們姐弟得以在經歷了“文革”的耽擱之後，考入重新開啟的大學之門。

我對母愛的真正感悟，是在走出國門之後。

我是帶著聖經流亡的。基督教關於四個屬靈的原則中第一條原則為：神愛你，並且為你的生命有一奇妙的計劃。流亡途中時刻感受到的愛心，讓我領略到生命中不可多得的至善至美，領略到那些高貴的心靈所能展示的博大空間。離家是那樣輕鬆，瀟洒，頭也不回，甚至連手也沒有揮一下。而這時卻那樣執著地哼著《黃土高坡》，在塞納河畔，在盧浮宮的玻璃金字塔裡……

那頂隨著八號風球飄落在香港不知名街角的紅草帽，那枚外公送給母親、母親在我三十歲生日時又送給我的戒指，此時都引申出那樣多的意味。

當年極具聲勢的海外民運組織民陣成立大會的前夜，在熱鬧的酒會上，我一個人靜靜地坐在一旁，感受人群中的孤獨，寂寞而無奈。我看不慣有人將碩大的頭擠在奶牛腹下，拼命地吮吸本該屬於牛犢的乳汁。於是就有了“痛苦的民主”的慨嘆。於是也就有了被“諸神”放逐的滄桑。

有朋自遠方來，留下一支紫色的花環。夜巴黎美麗而憂鬱。細雨中，一條狗從對面盛開著紫羅蘭的花壇旁走過來，四肢修長，耳朵耷拉著，被雨水淋濕的全身，瘦弱可憐。

一隻黑貓與我對視，我們感到彼此的孤單和驚恐。

我的兒子呢？在落雪的清晨，我從哽咽的母親手裡領走又托付朋友送回母親手裡的兒子，在他那四歲多的腦海裡，都有些什麼樣的幻景呢？

如果沒有母親，我能出走嗎？

流亡的第一個生日也是安息日。在深度的迷茫中，我好像聽到了母親的聲音，是她在喚我。

那一年，是我的大年。我失去了我之所重。

一九九O年五月，我收到了第一封家書。第一封家書是一份起訴狀。婚姻解體的確算不了什麼，可是我的兒子－－讓我夢魂牽繞在大悲劇的跌菪中依然故我不肯自棄的兒子，在這份起訴狀的副本里被那些方塊字所困，切膚的割痛，分裂著一個母親的神經。

是理由嗎？就因為我有家難歸。

倚靠在巴士底獄廣場紀念塔冰冷的石壁上仰天而問，天幕寂寥蒼遠。

忘不了那個分娩日，是兒子響亮的啼聲喚回了我。我從醫生的蒼白中得知，那一刻驚心動魄。

我給兒子起名曰：昱。取日照也明，月照也明之意。注視他那深潭般的黑眸，想到混屯世界竟有如此聖潔而真實的生命，母性的自豪和欣慰便油然升華為一種崇高的使命感。

兒子是一面鏡子，是透視靈魂的顯微鏡。

我承認自己是個情感中人。真的，我一直不習慣分離。那是一個憂傷的季節，從黃河岸邊到南海之濱，生活中已經沒有歌。不到四歲的兒子唱著：媽媽你大膽地往前走呀，往前走，莫回頭…支撐起我那幾被洗劫的精神軀殼。

也是這支歌，讓我坦然地走進了五月的風暴。

不該發生的都發生了。那一日，在我獲得法國簽證時，正好是兒子五周歲生日。想到前途渺茫，母子相見遙遙無期，飲彈的感覺頓時攫住了我。從此這種痛苦的煎熬日夜纏磨輾轉，直覺心被擰成麻花狀並且打成了結。

其實我早有預感。四月的一天，夢見兒子被一持槍軍人看著，我抱他逃開。

我可以盜回我的兒子嗎？

四周空寂無聲。心無，行無，只有影子在飄。我伸出手，觸到一片空虛。

感受是一種回悟，而非呼救信號。

感謝〔婚姻大裂變〕的作者蘇曉康。他對我說：即使在監獄裡，你也有捍衛自己做母親的權利。這話讓我心頭豁然，被愁腸堵塞的心智頓開。

在這關鍵時刻，母親挺身而出，義無反顧地承擔了我們離婚後兒子的撫育責任。

這就是母親。她為人磊落大方，重情重義，疾惡如仇。她對家庭、對子女的大愛，從不溢於言表，而是通過細致而實在的行為表達自己的情感。她心重如山，投入得很徹底，但流露得卻很輕很淡，好像天然如此，沒什麼可講的。

事實上，兒子自出小就由母親照看。那時我們先是忙於工作，之後又到深圳創業，再後來我離國出走。真正教養兒子，給兒子情感溫暖的，是我的父母和關護他的舅姨們。

由於母親毫無保留地幫助，我得以在“缺席審判”的情況下，得到我的兒子，捍衛了自己作為母親的權利和尊嚴。

難以釋懷的情殤

二OOO年八月的暑期，對我來說，象是一場惡夢。剛從南洋回到巴黎，得知母親病危的消息，馬上就去中國駐法國領事館申辦簽證。開始，他們並沒有拒絕，而是答應會給的，要我在家裡等消息。當我接到去拿簽證的電話時，馬上給家裡打電話告知我快要回去了。誰知這不過是個誘餌。簽證處有關人員執行“上邊指示”，要“有條件地”給予簽證。熟悉專制統治特徵的人都知道，這個“條件”的代號就是屈從。我指出他們的“條件”是違背國際慣例和有關規則的，希望他們尊重中國的傳統倫理道德，不要利用親情的生離死別來對我進行要挾。

我的“不合作”，使他們“很遺憾”地將護照還給了我，讓我空手而歸。

這樣從申請簽證，到簽證被拒，前後白白耗去了兩個星期。在這個過程中，母親和家人全都處於等待中。

我“理直氣壯”地離開中國領事館，回到家卻心死如灰，再也沒有勇氣給家裡打電話。因為我無法向母親解釋，“異端的權力”所需要的“保護工具”，已不僅僅限於國家專政機器如軍隊、特務和警察，他們必須不斷地發明可以充當權力保護的“新工具”，以補其合法性之短缺。割斷親情，杜絕流亡者的回家之路，便是“新工具”之一。嘗試這種“新工具”的，我並不是第一人。當然，也不會是最後一人。

幾天後，假期即將結束，開始準備啟程返回東南亞時，我撥通了家裡的電話。

電話是母親接的，當我盡量平靜地告訴她我和兒子不可以回來時，母親停頓了一下，然後艱難地說，讓我父親來聽電話。

這是我聽到的母親最後的聲音。那聲音遙遠、絕望，大義凜然。甚至沒有問一句：為什麼？就像我踏上流亡之路的第一次電話，當時，處於焦慮不安中的母親，一聽到我的聲音就長舒了一口氣，沒有責備，也沒有詰問，只是說：你一個人在外面，要照顧好自己，兒子在我這很好，不用操心。

我很愧疚。垂危中的母親期盼著與我和兒子見面，而我卻告訴她我們不能回來。具有“滅天理”之功能的“新工具”極具殺傷力，母親則是直接受害者。

事後，中國官方一位知情者理解地勸慰我：忠孝不能兩全。

但我作為一個血肉之軀，怎麼能改變我那世世代代血脈相傳，與生俱來的“質構”呢？我終究被推上了情感的火刑架。

一位巴黎的朋友聽說後告訴我，其實你的母親一直在等你們，不然她早走了。

是的，母親被病痛折磨得痛苦不堪，生不如死。但她忍受著極度的痛苦，堅持走完了她艱辛的一生。

聽服侍在母親左右的姐弟說，母親是清醒而從容地迎接死亡的。在確知我不能回去的消息之後，她就開始準備自己的“行程”了。她先是停止服用除了鎮痛以外的所有藥物，接著是不經意地交代“後事”。最後那天，她一早起來沐浴換洗，神清氣爽，還掙扎著要去附近理髮館理髮，力不能支，便讓姐姐幫她剪理。一切就緒後，她幾度處於昏迷狀態。輾轉彌留之際，姐姐俯在母親耳邊問道：你是不是在想安琪和煜煜（“昱”的火字邊是母親在兒子出國後加上的）。這聲音似乎驚醒了她，她知道我們來不了。她已經等得太久。她不能再等了。母親什麼也沒有說，甚至連任何表情也沒有。片刻的沉默之後，母親閉上了眼睛。

是時，我正在新加坡。前三天安排兒子上學，去當地移民局為他辦居留延期。逛書店。見朋友和朋友的朋友。也許冥冥之中有一種感應，九月六日－－農曆庚辰年八月初九，在母親去世的這一天，我得以避開塵世的煩擾，獨自一人呆在座落在中國城老街的一家歐洲旅館裡，等待那個時刻的到來。

一個人獨享時間的感覺讓人沉迷。思緒馳騁不著邊際。久違的清明與遙遠的回憶，一種近乎奢侈的滄桑感連同這個過於整潔的南洋島國的溫熱海風包裹著我，隱隱地牽動著我的神經。

我是誰？我為什麼會在這裡？

在由多數華人組成的年輕國度裡，充滿中國人的氣息。帶有南方拖腔的中國普通話，中國鋪面，中國小吃，中國古玩，中國藥店，中國廟宇。有上演中國地方戲的茶館，還有中國人辦的泰式傳統按摩。這一切支撐著這個中國城縱橫有致的老式街道，以其獨具的異域風情構成一道風景，吸引著西洋人，同時也吸引著來自中國本土的中國人。

這是一道並不真實的風景。行走其間，那種顛沛流離，歷盡艱辛的感覺卻是實實在在的。

床前的電視機開著，正在上演一部美國電影〔死亡列車〕。一個□腆的醫學院大學生，喜歡同班的一個女生。而那個女生和其他同學一起安排了一個惡作劇。當這個大學生以為他要得到那個女孩子的時候，擁吻的卻是一具死屍。這個受到極度驚嚇而精神崩潰的大學生，在慶祝狂歡節的畢業生專列上，開始了他精心設計的一系列謀殺報復活動。

隨著電影緊張恐怖的情節，我尋找著自己的感覺，思緒飄浮不定。過去的歲月如潮水洶湧，無法遏止，那些銘心刻骨的人和事，伴著〔死亡列車〕跳躍的畫面，引起一陣陣悸動與悲蒼。

這樣一個重要時刻就這樣突如其來地到來了。

我給香港朋友和家人打電話。丈夫的聲音有點怪異。

我得到的是母親的死訊。

這些天的惴惴不安，內心深處隱隱的悸動，無法遏止的對家庭的懷念，以及如潮水般泛起的感情波瀾。難道我焦慮地等待的就是這個消息？

我甚至有些許的輕鬆。

我走下樓去。流浪詩人S君正在等我。我們事先預約這個時間在酒吧喝一杯。

他說我的電話很忙。

我說：我母親去世了。突然淚溢滿眼眶。

他怔住了。片刻無語。

那我們就不去酒吧了吧？他說。

沒有什麼。對我母親來說，這也許是一種解脫。

我們坐在酒吧台前，各要了一杯法國紅酒。

“讓我們祝你的母親靈魂安息”。S君舉杯與我相碰，聲音細潤虔誠。

我的喉嚨不再發緊。我開始給他講述我剛剛看過的〔死亡列車〕。

我不知道在我的潛意識裡，是否在不自覺地尋找某種答案，但是這個敘述和談論的過程本身，以一種形而上的哲學，詮釋個體的存在和生命的生與死。

我感到我在重新接近我的母親。

我的精神正在與母親的精神匯合。

安息吧，母親！

母親的骨灰安放在蘇州香山的太湖河畔，依山傍水，視野開闊，是一處幽靜的安身之所。蘇州既非父親的故鄉，更與母親無緣。將安葬地選在這裡，卻是母親的心願。探究其由，可謂意味深長。

母親曾不止一次地說道：空的，空的，一切都是空的－－是遺憾，也是禪悟。

在翻閱母親的遺物時，那幾大本日記和她常在舊報紙上的書法習字，讓我深感母親內心深處的失落。那是一種“無意義生活之痛苦”。她一生勤勉，以大善大德待人，終了卻落個“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無論曾被母親視為“聖壇”的娘家，還是她與父親親手創建的家園，滄桑歷經之後，都給她一種“生活在表面”的虛無感。這大概是“意義喪失”的主要原由。

記得有一次母親看到我們在巴黎附近的鄉村照片時，驚羨地問，你們那兒那麼大的地方，沒有人，多好啊！

是的，母親一生辛勞，為塵世間的各種瑣事所困擾，身心疲憊，一心想找一個清淨之地，過一段寧靜的日子。末了，卻因疾病纏身，終成空想。感念吾弟柏春，深喑母親之思，工作之余，虔敬地拜訪靈山秀景，讓母親能夠如願以償，遠離俗念糾纏之故土，徹底掙脫所有的桎梏，了無牽掛地回到自己。

母親一生克己為人，從來沒有為自己活過。這一次，也僅僅是這一次，母親為自己“死了一回”，從而獲得了“生命後的生命”。

母親終年六十六歲－－一個滿載苦難的生年。

願母親安息！

二OO三年九月於巴黎(//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