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愛宗:小論沒有文學的浙江和倒掉了的浙江作家
【大紀元10月7日訊】都說這是個電視泛濫、文學低迷、出版業蕭條的時代,誰又不相信它是真的呢。
“我不敢想像一個沒有文學的社會是怎樣的社會。”這是台灣《印刻文學生活志》總編初安民的一句名言,時常被媒體引用。
事實上,正在瑞典宣布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由南非反种族歧視的作家庫切獲得的時候,當下的杭州市正在搞一場轟轟烈烈的“浙江作家節”活動——這豈不是真正夠黑的黑色幽默,誰會相信今天的浙江有作家是真的呢。套用那位初總編的話說,“我可以想像一個沒有文學的浙江就是眼下的浙江。”
浙江是歷史上的人文薈萃之地,所以我不敢說浙江沒有作家,我只是說今天的浙江已經沒有作家了。所謂的浙江作家節,若不是一場帶政治色彩的所謂制造的運動,那便是一場“為賦新辭強說愁”的集體秀了。
且看看杭州當地媒體對浙江作家節的報道,所謂的第一屆浙江作家節,在全國“首開先河”,“既是作家們交流的盛會,也將是普通市民親近文學的一次難得机會。”比如10月11日在宋城將舉行大型的開幕式晚會,首先就是一位沒有文學作品傳世的官員中國作協党組書記金炳華到場,他能夠代表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巴金到場嗎?根本就用不著怀疑,他不能代表巴金,更不能代表中國的作家來祝賀這個所謂的浙江作家節。還有,前來捧場的作家是:以《哦,香雪》而聞名的魯迅(浙江紹興籍)文學獎獲得者鐵凝、有茅盾(浙江桐鄉籍)文學獎得主《白鹿原》作者陳忠實、《抉擇》的作者張平、莫言、二月河、葉辛等,以及“中國當下的實力派作家趙長天、李佩甫、劉醒龍、李貫通、崔京生、鐵竹偉、竇衛華、高偉、邢小利等”參加這一盛會,以電影編劇《有話好好說》而被廣大群眾接受的廣西新銳作家鬼子、以長篇小說文明遐邇的河南作家李洱等將作為年輕一代作家亮相。杭州籍女作家、黑龍江省作協副主席張抗抗也欣然接受故鄉人民的邀請出席這一盛會。
他們這些人,都是外省作家,都是前來為浙江作家節作秀的。不僅僅是簡單的捧場,還參与“為賦新辭強說愁”。大家所共知的一個前提,恰恰是浙江作家節主辦方可以料到的結局:今天的浙江已經毫無作家可以炫耀了。
人們所熟知的1960年生于杭州的著名作家余華,卻從來就不在浙江作家之列——余華有了這個結果應該說是對的。當年,余華還躲在嘉興海鹽文化館寫著中長篇小說的時候,他最大的一個要求就是被作家協會所承認,他是一個真正的作家。可是,好心未必得好報,杭州市的作家協會拒絕了這位出生在本地的小說家,后來失望的余華到了北京,并不再把進入杭州或浙江的作家協會作為夢寐以求的盼望的東西。
所以,話還可以這樣說,余華應該感謝這些為自己制造冷遇的作家協會,正是這些冷遇造就了今天余華取得的杰出成就。
還有,在這次的浙江作家節上,所謂最讓人期待的就是“西湖論劍”,張平、李存葆、張抗抗和鬼子等作家將圍繞“中國當代文學缺少點什么”的主題展開精彩的辯論。這,或許就是最有力的反證了,不是中國當代文學缺少點什么,而是中國當代文學什么都缺少。尤其是在中國當代文學什么都缺少的情況下,辯論“中國當代文學缺少點什么”恰恰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為了證明沒有文學的浙江和倒掉了的所謂浙江作家,我試著通過最流行最民間最實用的网絡搜索方式檢查一下浙江作家的陣容,發現所謂浙江作家确實不過如此。數字說明:獲茅盾文學獎的浙江第一人王旭烽(其代表作《茶人三部曲》),其在google.com上共有2430項查詢結果,而沒有獲得茅盾文學獎的余華,卻是“共有23900項查詢結果”。文學評論作者、北京的解璽璋曾評論說,2000年獲得茅盾文學獎的4部作品中,浙江作家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是作家們看得很少的一部作品,又是大家議論較多的一部作品。很多作家表示,茅盾文學獎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更加重要的作品。居住北京的作家邱華棟就認為,如果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或劉震云的《故鄉面与花朵》能獲獎就更好了,“一部200余万字的東西應該有它的位置”。作家徐坤說:“有些分量很重的東西沒放進去,使這個獎顯得很單薄,難以吸引更多的注意力。”更有作家提到,王旭烽獲獎是主辦方一個狹隘的目的:為了照顧浙江實現“零的突破”。其實,這与沒有突破沒有什么區別。而余華的作品《許三觀賣血記》、《活著》,此前還被上海市作協和《文匯報》聯合發起組織的全國百位評論家推荐為20世紀90年代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作品前十名。
再看看浙江省作協的首要人物,党組書記黃亞洲,在google.com上共有一千多項查詢結果,很多都是重复或相近的內容;党組副書記鄭曉林又是秘書長,典型的官員,就不用搜索了。下面就是主席團的王旭烽、林曉峰、程蔚東、顧頌恩、張廷竹、陳軍、吳秀明、孫銀標、楊東標、劉文起等,對我這個喜歡文學的文學愛好者來說,其中大多數都是陌生面孔,或許他們的作品更加陌生。我沒有興趣搜索了,估計沒有什么好的消息出現。
還有浙江的文學期刊,除了《江南》還在雙月正常出版外,原《東海》被改名《品位》后,一直沒有找到自己的品位,先是改成時尚雜志,后又改成財經雜志,据說現在已經停了——一個極其不好的消息。杭州的一個文學刊物《西湖》在原杭州作家協會主席李杭育的主導下,改成四不像的時尚雜志《鴨嘴獸》,不到一年就死了。現在又改成供協會那幫人自娛自樂的純文學月刊了,据說還將恢复本名——都是瞎折騰。
我想,若是我們的作家,或者具體是通過作家協會和文聯机构、文學院命名的作家,為賦新辭強說愁,為保留處級、局級的職位而寫作,而作秀,只能說,他們寫的東西,或許能夠讓養著他們的人放心,但對大眾來說,莫過于一場無言的結局。
這樣的寫作,或者說這樣的職業寫作机器,這樣的遠离社會与人性,他們還稱之為作家嗎?他們的作品還稱之為文學作品嗎?
我為他們感到悲哀,更為他們感到后怕。因為還是上面一句老話:“我不敢想像一個沒有文學的社會是怎樣的社會。”
誰來救救一度被稱為人文之邦、曾經誕生了魯迅、茅盾等一代大師的失落人文精神的文學浙江?
誰來救救嗷嗷待哺的需要文學滋補的廣大浙江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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