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30日訊】美國之音編者按：這次採訪是今年六月在香港錄製的。在許多人估計薩斯病可能會在冬天再次出現的情況下，康原和他的嘉賓對這個問題的討論還是很有價值的。

　　

康：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焦點透視節目。我是主持人康原。今天我們要討論的題目是：在中國經商的美國公司和其它外國公司在今年發生薩斯病危機期間，是如何應對當時的局面的。

　　

我為這次節目邀請到三位在中國做生意有豐富經驗的美國商人，他們是DORA LEE 李琬琦、TOM GORMAN 高德思和JEFF MUHR 穆傑夫。他們都在香港和中國大陸住了很長時間，有的在那裏生活了二十年，有的二十五年，甚至三十年。坐在錄音室桌子周圍的連我本人在內一共四個人，我們在中國做生意的年數加在一起有一百多年。

　　

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歷了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最嚴重的危機之一，也就是薩斯病危機。薩斯病最初是去年 11月在廣州發現的，但是地方當局盡力封鎖消息，不讓外界知道疫情的擴散情況和嚴重程度。據我們現在所知，薩斯病可能是今年2月蔓延到香港的，三月份出現了第一個薩斯病死亡記錄，到了四月份，中國其它地區也陸續出現了新的病例和死亡現象。

　　

美國國務院和世界衛生組織都相繼發出警告，提醒人們不要前往薩斯病疫區。中國政府經過幾個月的否認和隱瞞，後來終於承認了情況的嚴重性，並為了克服薩斯病的傳播而開始在隔離病人和診治方面採取了有力措施。

　　

現在薩斯疫情已經消退，可是人們的顧慮並沒有打消，因為我們對薩斯病既沒有找到可靠的診斷方法，也沒有開發出預防疫苗。人們還擔心，到了冬天薩斯病是否會再次出現。

　　

這場薩斯危機體現了中國現在是如何和全球這個大家庭緊密結合成了一體。這次在中國農村地區開始爆發的傳染病通過國際航班的乘客擴散到世界各地。和這個疾病進行鬥爭涉及到國際組織和類似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等機構的協同努力。

　　

人們對薩斯病以及它未來的隱患非常擔心，比疾病本身和它造成的死亡更為擔心。這使人們對中國的管理體制提出了疑問，特別是在公共保健領域和透明度方面。最重要的是，人們開始懷疑，中國作為一個潛力無窮的經濟實體是否能持續下去。

　　

在短短幾年裡，中國成了大量外國人居住的地方。今天，成千上萬的美國人在中國生活和工作。其中人數最多，影響最大的是在中國的美國商人。北京和上海的美國商會現在分別擁有兩千多名成員，是世界上最大的美國商會。

　　

美中兩國巨額的雙向貿易大多數是由已經移居國外的華人在掌管，他們同時也管理數十億美元的直接投資。美國律師在中國設計錯綜複雜的商業合同，同時也在努力保護知識產權。中國正在籌備2008年奧運會，美國的廣告商們正在幫助中國公司樹立自己的品牌。美國的技術人員和他們的中國同行為開發21世紀的先進科技共同合作。所有這些活動似乎都受到了薩斯病的威脅。

　　

薩斯病是否有一天也會襲擊美國？有些人擔心這是會發生的。因此，如何應對和最終戰勝這一致命疾病，對美國來說，和中國一樣，是一個具有嚴重利害相關的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美國公司如何對這一威脅做出反應。在今天的節目裡，我要和在中國的美國商界領導人士探討這方面的問題。

　　

我請來的一位嘉賓是高德思，他是廣告和出版業的專家，他在中國各地經商已經近30年，在薩斯病危機期間他還去了北京。另一個嘉賓是李琬琦女士，這些年她在中國大陸以及香港若干企業擔任要職，其中包括飲料業以及電力和交通業。第三位嘉賓是穆傑夫先生，他是一位資深的中國問題觀察家兼貿易人士，最近這些年，他在農業領域開展了大量工作。所以，我們今天的嘉賓代表工業、農業和服務業這三大領域。另外，高德思、穆傑夫、還有我本人都曾經擔任過香港美國商會會長。

　　

我想就從高德思先生開始，您認為薩斯病對在中國的美國公司有哪些影響？當時那些旅行限制對你們公司的經營有哪些影響？

　　

高德思：我們已經看到，當時對前往疫區和在疫區內部的旅行限制或禁令，使得一些公司被迫取消了好多會議和推出新產品等活動。美國《財富》雜誌列為500強的一些美國公司肯定受到影響。對於那些規模較小的公司來說，他們雖然不一定根據公司安全部門的決定來行動，但是薩斯病仍然對他們有巨大的影響，因為這一危機確實打亂了正常的出差和會議計劃。很多公司，特別是在北京和上海的公司，被迫實行職工輪流值班的辦法，一個星期內可以在家工作幾天，其它的時間去公司上班。所以，薩斯病帶來的衝擊是相當大的。

　　

康：李琬琦女士，你覺得薩斯病對香港、對中國的商業環境帶來了哪些影響呢？

　　

李琬琦：在美國，人們相當依賴世界衛生組織以及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因為他們沒有別的辦法來權衡當時的情況。美國人大多是自己按情況而定。從6月份開始，我們看到從香港前往世界各地的人數在增加。那些由於薩斯病而不能參加會議的人不再感到自己會被排除在外，不會到了會議門口吃閉門羹了。

　　

康：薩斯病爆發期間確實有過這樣的情況嗎？

　　

李：發生過好多次，不光是貿易洽談會，還有單方面邀請的座談會。據我所知，好多公司就乾脆召開電話會議，或者利用其它方法來取代面對面的會談。

　　

康：穆傑夫，剛才我提到，你最近這些年一直在農業領域工作，據我所知，在薩斯病爆發期間，中國農村地區有很多限制，不讓人們隨便走動，不僅禁止從國外到中國去，而且在中國國內也很難流動，是這樣嗎？

　　

穆傑夫：的確是這樣，康原。我一般在這個時候都要去中國，去重慶附近的農村。可是薩斯病期間我就不能去。當時去過中國農村的人都知道，每隔10英里的地方就設置一個檢查站，專門給過往行人測試體溫，或者阻止人們到別處去。這些限制不僅對我個人、而且也對我們公司的員工造成了不便，因為我們公司所在地離重慶有大約2百公里，我無法讓員工去重慶辦事，比如去銀行、辦理保險業務等。

　　

所以說，薩斯病的影響非常大，可是話說回來，這些控制也並不是沒有好處的，因為薩斯病沒有像人們預想的那樣在中國農村地區大規模擴散。我本人即使不贊同某些具體的限制手段，可是我得承認這些控制可能還是有好處的。

　　

康：高德思，你知道薩斯病期間有多少公司被迫關閉工廠和停止上班嗎？我聽說摩托羅拉在中國的分公司就關了一段時間，除此之外還有沒有其它公司？

　　

高：摩托羅拉確實是個大家都知道的例子。我還知道某一棟大樓，由於報導說這個大樓裡有一個薩斯病例，在大樓裡辦公的所有公司全部讓職工回家幾天。而有些消息後來證明根本就是假的，有的是開玩笑，有的是不准確。不過，除了摩托羅拉公司以外，我不知道還有哪家公司真正停業了。就我所知，採用員工輪流上班的方式是很普遍的，但是並沒有關門的情況。

　　

康：高德思，我還想請你談談教育領域的情況，因為我知道你在教育方面，在香港的國際學校一直很活躍，我肯定你也知道當時中國在這方面的情況。學校有沒有因為薩斯病受到影響？是不是也停課了呢？

　　

高：是的，在香港和北京的學校在不同的程度上停了課。對家長來說、特別是有年幼孩子，有小學生的家長，出於對孩子安全的考慮，很多人乾脆就帶著孩子回家了，或者夫妻的一方帶著孩子躲到沒有薩斯病的地區去了。所以，在中國開辦的國際學校後來復課以後，低年級的學生還是等了一段時間以後才陸續返校。不過，我們看到學期結束時情況就已經正常了。

　　

不過，許多有設備的學校在那時都採取了虛擬學校的方式，學生們能夠通過電腦，通過因特網來不間斷地進行學習。在許多情況下能夠這樣做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們也看到有不少家長暫時帶著孩子離開了有薩斯病的地方。

　　

康：我想再請你們談談，香港在這時期和中國其它城市相比的情況。商界人士一直在辯論，哪裏是設立公司地區總部的最好地方。隨著中國市場的發展，這個問題就變成了：公司的中國總部應該設在哪兒？據我觀察，最近這些年的趨勢是：人們會說，「要是你想在中國做生意，那你就應該把地區總部設在上海或者北京。」那麼，這次薩斯病危機是否確立了或者鞏固了香港作為一個真正國際都市的地位，因為它能夠為那裏的外籍人提供大陸無法比擬的醫療服務呢？穆傑夫，你覺得香港醫療界這次對薩斯病的處理是不是為香港提供了一線希望呢？

　　

穆傑夫：我認為這是毫無疑問的。要是你一年前和一些帶家屬的年輕人談這個問題，他們對常駐在中國大陸並不擔心，甚至有很多人可能還覺得去大陸好像是探險，對孩子來說也是一種文化的經歷。可是，如今這種想法發生了改變。因為人們感到他們在薩斯病方面得到的信息靠不住。而香港在這方面做得好得多。

　　

然而，這次全世界都注意到有很多傳染病的根源是中國南方，這一點對香港不利。因為在這次薩斯病危機期間，世界貿易組織表示，一個世界交通樞紐處在疾病或者病毒發源地的旁邊，這可能是個隱患。一些病原來可以在當地自生自滅，但是現在它們能夠擴散到香港並傳播到世界各地。所以，我覺得，人們認為這次香港處理薩斯病的方式很好，但是對整個地區及其將來的威脅仍然擔心。

　　

康：穆傑夫剛才提到了一個有趣的話題，就是中國大陸有關薩斯病信息的可信度，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透明度的問題，這方面的辯論很激烈。我的意思是：這次對薩斯病的處理是否讓中國變得更透明了呢？中國一開始採取隱瞞的方法對其形象究竟造成了多大損害呢？

　　

李琬琦，當時你在美國紐約，我在舊金山，我想，薩斯病爆發初期肯定對中國造成了不小的損害，請你說說紐約的情況？

　　

李：我覺得當時的主要問題是，人們不知道該怎麼做。薩斯病剛爆發的時候，因為缺乏必要信息而出現了不少混亂，比如不知道這種病毒是不是空氣傳播、會不會沾在東西上、病毒附著在東西表面後是否會死去等。人們不瞭解這些信息，所以那些從中國進口貨物的商人就忙著採取應急措施，特別是那些玩具進口商。

　　

康：玩具進口商是否很擔心玩具可能真的會受到感染？

　　

李：我認為人們是有這種擔心的，因為有好多玩具是在中國南方製造的，人們擔心這些毛茸茸的動物玩具會不會帶病毒等。現在看來，這種擔心是出於信息不足。等到情況平靜下來以後，人們就開始考慮應該怎樣來應對這場危機，就像剛才穆傑夫所說的那樣。所以，不管有沒有透明度，這種危機還是暴露了供應鏈裡的薄弱環節。暴露了我們以為不會爆發到這種程度的弱點。

　　

李：我認為這裡有一個規模的問題。要知道，我們的某些行業在某些地區是非常集中的，到發生嚴重危機的時候人們就要考慮：我們怎麼樣能確保商品供應不斷流通？我們是只要一個地區中心呢，還是再要有一個後備的設施？這和911恐怖襲擊以後商界的感覺沒甚麼兩樣。人們要考慮，要是要後備設施的話，那應該設在哪裏呢？所以，在談論信息透明度之前先得考慮這個問題，因為關鍵的是我們不能讓工廠停產。

　　

康：的確是這樣。高德思，你怎麼看？這次處理薩斯病是不是在責任制和透明度方面改變了中國的管理方式？

　　

高：我覺得這是毫無疑問的。中國在管理方式方面有了積極的改變，這不僅體現在開除了兩名涉及隱瞞疫情的政府官員，而且還體現在中國領導層那時對北京某解放軍醫院那位退休醫生的表態。那位醫生勇敢地站出來揭發薩斯病真相，公開表示自己的立場。

　　

康：我們就談談這個問題，當時很明顯在衛生部長的問題上有鬥爭。在他被開除一，兩個星期以後，他以前手下的副部長，出來說他是個好人，工作很努力等等。而過了一個星期，這位副部長又不得不公開表示開除他是完全公正的。在西方人看來，這些都清楚地說明中國領導層有兩個陣營，圍繞薩斯病進行了一場較量。高德思，你同意這種說法嗎？

　　

高：看上去當然是這種情況，而且，我覺得這是非同一般的危機，對危機的反應也就非同一般了。

　　

康：穆傑夫，請你也談談，你認為這次處理薩斯危機的經驗是不是有助於中國在管理方面的透明度和責任制？

　　

穆傑夫：我覺得是有幫助的，不過，我也不想誇大它的長期效果，這還有待觀察。但是從目前來看肯定是有幫助的。至於兩條路線的爭鬥，是的，這是一種看法。我多少也同意這是一種基本的分析。但是，基本上來說，過去也一直是這樣處理這種事的。

　　

康：是一種文化。

　　

穆：這種文化就是，「我們別公開這件事，讓我們悄悄地處理了就算了。」在中國比較封閉孤立的時期，這種方式很行得通，可是現在，中國已經成了國際社會的一部份，這樣的做法根本就行不通了。

　　

康： 我的觀點是，這次對薩斯的處理肯定改善了中國在管理方面的透明度和責任制，至少在某些領域，在公共衛生領域是毫無疑問的。不過，在別的方面，恐怕就沒有甚麼真正的影響，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禁止旅行等方面採取的措施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還降低了透明度。

　　

再看看中國的人權和法治方面，我們發現也看到了某種程度的倒退。政府層面的對話被推遲，監獄被關閉，坦率地說，這是必須的，因為你總不想讓監獄裡也出現薩斯病吧。但是，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這次薩斯危機使中國在有的領域對外變得更加不公開。但是在公共衛生領域，我們看到透明度有所改善。

　　

李：關於剛才他們兩位提出的看法，也就是中國習慣於孤立的問題，要知道，他們的看法完全是內部的，也就是：「一切都很好。」 他們會說，「我們是中國，外面的人肯定會來投資的，我們基礎這麼雄厚，人們會回來的。這是肯定的。」我覺得，他們還沒有把危機和危機之後需要如何努力這兩個方面聯繫在一起。

　　

康：我覺得我們的討論還沒有很明確地指出究竟這方面的影響有多大。我知道這個問題是很難估計的。但是，你們要知道，過去我和中國做生意的時候，春季廣州交易會是美國人為聖誕季節訂貨的主要市場。當然，這麼多年過去了，廣交會也發生了變化。不過，據我所知，今年的廣交會有的人甚至認為根本就不該辦，因為當時中國還沒有把薩斯病疫情交代清楚。因為薩斯病，不少貿易洽談會被推遲和取消，高德思，你覺得薩斯給中國造成的經濟衝擊究竟會有多大？

　　

高：我覺得衝擊還是相當大的。我本人不是經濟學家，聽說經濟學家們各有各的說法，但大多數人還是持樂觀態度。

　　

我覺得，薩斯病不見得會對採購業和進出口業有太大的影響。但是我們會看到很多公司開始考慮要分散他們的供應線和供應來源。影響比較大的是外國直接投資，這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這方面的數字大得驚人，去年高達5百20億美元。中國政府估計這個數字在五年內還會增加一倍。要是一家外國公司要擴大它在廣東省或者廣州市已有的生產線，這很好，沒問題。可是，要是那些還沒有在中國開業的公司想建立新企業的話，那麼薩斯病的影響就很大了。

　　

康：穆傑夫，你同意這種說法嗎？

　　

穆：我同意，而且我覺得現在還無法判斷薩斯危機的另一個方面，因為我們誰都很難說薩斯病是不是真的一去不復返了。

　　

康：的確是這樣。

　　

穆：如果薩斯病真的一去不復返了，那麼對採購業的影響也許有限，但是，如果薩斯再次出現，那剛才李琬琦女士所說的的公司搬遷和分散就會成為普遍現象。

　　

而且，任何要進行直接投資的人不會在投資前不進行可行性研究，而保健問題就是研究的因素之一。以前這不是問題。可是現在你要是想做涉及許多人在一起做的事，你就得依靠這類研究。薩斯病也許給大家敲響了警鐘，讓大家意識到一系列以前沒有人想到的風險。

　　

康：當我和一些經商的人談話的時候，他們反覆地說：「主要還是取決於薩斯會不會再出現」。如果薩斯真的再次出現，香港就會有很嚴重的問題，因為現在人們認為這個病已經被消滅了。當然，它可能會再次出現而馬上被控制住，要是你能這樣做的話，那倒是好事。但是要是再發生類似淘大花園住宅區的情況的話，我想香港的問題就大了。李琬琦，你知道其它美國公司是怎麼說的？

　　

李琬琦：我認為，警鐘畢竟是敲響了，人們自然而然會考慮第二方案，也就是後備方案。而後備方案裡就包括：在甚麼情況下應該撤退？以前沒有人有這種計劃。過去，要是你在一個通訊公司裡工作，你是在一個很嚴格的製造業裡。他們關心的是產品受到感染。可是，現在你關心的是人，大多數美國公司總是說人是他們最好資源。這就產生了好多問題。當地人是我們的資源嗎？還有，在中國的外籍華人是我們的資源嗎？

　　

一個在香港成立的新公司會說，「我們誰也不能撤離，因為我們公司有兩萬名當地僱員呢。」你不能撤走外國人和外籍華人，因為這樣做你給當地僱員發出了甚麼信息呢？許多公司都要設法解決類似這樣的問題。有些人會說，一旦在許多人當中出現這樣的病，它就不會消失，它會通過某種方式再次出現。你要問流行病學專家，他們會說：「我們不知道。」那經商的人怎麼辦呢？你就得制定一個計劃。

　　

康：這就給我們提出了下面一個問題，那就是：美國公司在這場薩斯危機中是怎樣保護自己員工的？我在香港看到有的公司在大樓裡每兩個小時就清洗一次地面，每四個小時就消毒一次電梯。在中國大陸的美國公司也是這樣做的嗎？他們是不是也進行消毒、分發擦手的毛巾呢？高德思，你知道這方面的情況嗎？

　　

高：我覺得大多數公司都做出了類似的反應。另外，剛才我也提到，這次薩斯病高發期的時候，不少公司都讓員工在家裏通過電腦工作，這也是為了減少員工感染薩斯病的風險。

　　

康：可是讓員工連續好幾個星期呆在家裏，他們願意這樣做嗎？

　　

高：根據我和一些朋友和同事的接觸，他們寧可呆在家裏，也比外出上班要強。因為在薩斯高發期，在北京要比在香港更加情況不明，因為在北京消息很少。

　　

康：是這樣。

　　

高：人們的恐懼已經到了很難控制的水平。

　　

康：我也聽說了。我還聽說，在北京人們在某個時候到超級市場拚命搶購東西，他們已經到了幾乎恐慌的程度，人們非常害怕，對嗎？

　　

高：的確有這回事。

　　

穆傑夫：康原，你剛才提到外國公司都採取了哪些措施，我本人在中國農村經營一個公司，我對待這場危機是非常嚴肅的，我的工作人員也是如此。我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從香港衛生當局的網站上蒐集所有有關薩斯病的信息，這在中國還是很容易做到的。一開始，中國有許多地方處於消息真空。然後我們把這些信息傳達給我們的員工。這樣他們至少可以瞭解情況，例如：病毒的存活期究竟是一個小時還是三天。

當我聽到薩斯病毒可以在下水管道存活一段時間以後，我們非常擔心。因為農村有肥料。於是我們制定了一個政策，除非必要人員，其它人一概不允許進入公司。另外，我們清洗外來車輛的輪子。公司大樓的地面也是每天至少洗刷消毒兩次，因為有的人是從農村的地裡來的。

我也遇到一個讓我非常擔心的問題，那就是公司僱傭了不少當地人，其中好多人的家都在重慶市內。我們不能把這些人忘了。你該怎麼對待這些人呢？到底是讓他們這段時間回家和家裏人住在一起，還是讓他們留在公司。當時薩斯疫情還屬於初發階段，你甚麼也不知道，然而職工的生命都在你手裡，確實很擔心。

隨著疫情的緩解，我們也相應放寬了限制。可是還有別的問題。我的公司管理層人士住所的地方距離當地一家醫院不到100碼。我有沒有責任讓我的管理人員遠離這個可能帶有傳染性病毒的區域呢？是不是需要為他們重新安排住房呢？所以，我制定了各種應急方案。

我們公司有一些地方是有條件讓那些管理人員和外界隔離，在那裏住一段時間的。為了我萬一不得不把他們搬進去住，我們買了許多食品，這樣我們可以繼續工作。當時真是有一種被包圍了的感覺。現在我很高興，我們現在正在吃當時在那裏儲存的食品和飲料。我們現在注意力不太集中在這個問題上了。但是，那是非常嚴重的，要是病毒蔓延到農村去的話，這影響就非同小可了。當時我擔心我可能會失去我的全部職工，有的可能會染上薩斯病，有的恐怕會逃到別的地方去。

康：穆傑夫，你對當時的嚴重情況描述得很清楚，也說明了你在當時情況下所採取的步驟。現在是公司要承擔社會責任的年代。我看到有些公司捐獻呼吸器等設備，美國這方面做了甚麼反應？整個美國商界有甚麼反應呢？是不是也做出了努力？我們過去發生自然災害的時候看到過這種情況，有的地方籌集賑災基金，幫助災民等。高德思，這一次美國有沒有類似的舉動呢？

高：我覺得這次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香港《南華早報》組織的籌款活動，這次籌款不僅獲得在香港的美國公司的大力支持，而且香港和其它國際公司也大力支持。這次活動籌集的資金為香港醫護人員購置了新的醫療設備。我肯定在香港和中國大陸也有類似活動，不過我沒有太多具體例子。

康：好，我們來談談美國公司對美國政府的反應是怎麼看的，是不是認為美國政府給予了大力支持。兩國之間是不是在專業技術方面有暢通的交流？據我所知，布什總統曾給胡錦濤主席打電話，說他覺得胡錦濤在處理薩斯疫情方面工作出色，除了這些，美國還做了甚麼？比如美國的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做了甚麼？

我之所以提這個問題，是因為這次薩斯病確實和以往發生的一些災害有所不同。以往發生災害的時候，美國人似乎很普遍的會對中國表示同情。我的擔心是，這次薩斯危機是不是損害了中國政府，而且也損害了中國的形象。你們有沒有看到美國人不願意到中國餐館去了？有沒有這類情況發生？我們該怎麼辦？我認為這是不公平的。要是人們用薩斯病作為藉口，產生偏見和歧視，這是非常不好的。我在舊金山確實看到這種情況。請李琬琦女士來談談這個問題。

李：美國東海岸也有類似情況。大家都知道新澤西州大西洋城附近一所學校拒絕一個華人舞蹈團演出的事。

康：是中國城的一個舞蹈團。

李琬琦：更可悲的是這個舞蹈團的成員裡沒有一個人在最近一年內去過中國大陸或是香港。

康：有些美國人把薩斯病稱作是「中國病」，這真是太不對了，絕對應該糾正和制止這種做法。中美兩國政府有沒有在這方面盡了足夠的努力，有沒有說，「等等，這簡直是太過份了，不能接受」？

李琬琦：華人作家張純如最近出版了一本新書，名叫《美國華裔史錄》，其中生動地描述了人們如何利用黑死病來孤立在舊金山中國城的中國人。人們擔心，像薩斯病這樣的疾病和其它類似的藉口又給某些人提供了歧視的基礎，而感染這種流行病的人當中也有可能是曾經去過北京或者加拿大多倫多的白種人。我記得薩斯病的最後兩個病例已經被證實是來自美國北卡羅萊納州，那是兩個曾經到過多倫多，並在當地醫院探視病人的人。

康：是的。

穆傑夫：我覺得這次薩斯病危機體現出的種族歧視是非常不幸的，我也聽說了這方面的事，簡直讓人難以置信。康原，你剛才提的一個問題很有意思。就有人感染和死於薩斯病來說，這是真正的人類悲劇。可是，對這個病的反應和過去的情況不一樣。我覺得，其中大部份原因是人們對中國一開始的處理方式感到憤怒。他們隱瞞病情的做法具有很大的破壞作用，使得人們心裏有一種想法，我認為這就給種族歧視提供機會。另外，很多大公司為甚麼不像從前洪澇災害時給中國大筆捐款呢？我覺得人們心裏還有很多疑慮，懷疑他們捐的錢是不是會真正用在解決這個問題上。

康：高德思，你住在香港，我們都在某個時候住在香港，有的現在還住在這裡。我想你們都參加過一些交易會，人們會問你是從哪兒來的。

高：是啊，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歧視絕不僅限於對中國人。今年5月我去美國和歐洲，人們對我的家鄉香港的反應真是令人吃驚。他們先退後幾步，然後再和我繼續講話。我覺得問題在於一個形象。美國人和歐洲人心目中的一個形象就是中國人戴著大口罩。

你剛才提到中國政府應該怎麼辦，我認為他們必須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更加主動，不光是採取步驟清理一些問題，而且要和美國等國的人們進行交流，讓大家知道他們都在做甚麼。穆傑夫，你剛才提到對中國政府隱瞞事實的做法感到憤怒，這是很確切的。後來還有關於中國人吃野生動物的報導，這也讓人們覺得很不高興。

康：我可以肯定地說，在舊金山的美國白人和其它人種，令他們非常不高興的就是當他們看到有關中國人吃那些動物的報導。這真是讓他們不高興的事。現在當局要關閉一些出售活獵物的市場，廣州的一家已經關閉了。

李琬琦：總算是關了。謝天謝地。

康：我最後想向你們每一位提一個問題，那就是，這次薩斯危機如何改變了你本人在中國做生意、在香港居住的看法。我們四個人、包括我本人在內，這輩子大部份時間都在中國生活和工作，薩斯病有沒有影響你的看法？你是不是在考慮這個問題？還是你認為，「這個問題是可以處理的、可以克服的」？請高德思先說。

高：這些我們都考慮過，薩斯期間，我們全家人都是格外小心謹慎，注意洗手、注意衛生。不過我認為前途是光明的。我只是感到有許多東西需要學，有關政府尤其應該學。

康：好，李琬琦，你有沒有改變對於在中國做生意的看法？

李：沒有改變，因為我認為我生活的很大一部份還是在中國，就像高德思說的，這是我們要處理的危機之一。如果不是這個危機，可能會出現別的甚麼風險。在中國工作的人都明白可能會發生甚麼問題，所以在對待這些風險的時候要靈活應變。我覺得這次危機的不尋常之處是引起了媒體的特殊注意。到現在為止，我心裏還不清楚到底媒體的報導有多少是真，有多少是不真實的。

康：另外，這些報導有多少能留在人們心目中？穆傑夫，這次薩斯病對你帶來了哪些影響呢？

穆：我恐怕就不如他們兩位那麼樂觀，雖說我和我的家人並沒有馬上要收拾行囊，在短期內和中期內也沒有離開香港的打算。可是，我得說，這次的整個經歷讓我覺得，香港又多了一個不能讓人在那裏健康居住的因素。

以前也遇到過類似空氣質量和飲水質量等環境問題，我也都過來了。我們還有其它問題，比如在政治問題上含糊不清，這些我也經歷過了。但是，這次薩斯病突如其來，沒有真正的醫治辦法，我本人可以做個冒險家、到各處去，估計危險到底有多嚴重。可是，當我看到我太太和孩子們，我心裏就想，他們為甚麼要冒這些風險？香港在5年內會不會再次受到一些嚴重疾病的打擊？坦率地說，要是薩斯病真的再次出現，或是發生禽流感之類的疾病，我恐怕就要考慮買機票了。

康：就我本人來說，我是要長期在這個地區的，我已經打算九月份回香港。也許我可以再利用美國之音在香港的錄音室做幾個焦點透視節目。但是，同時我也會多加小心。我甚麼時候出門，到哪裏去，這些都不是我一個人能夠決定的。我得考慮到周圍的人，這是通過這次薩斯病危機得到的教訓之一。要是你到一個爆發嚴重疾病的地方，你回來以後，不管你是否喜歡，人們會在一段時間裏對你的態度不一樣。這是這次獲得的一部份經驗。

節目最後，謝謝三位嘉賓，也感謝我們的聽眾收聽這次美國之音焦點透視節目。我是主持人康原，在香港向您說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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