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30日訊】大紀元記者郭若、鹿青霜根據芝加哥新世界電視台訪談節目整理/台灣大學政治系明居正教授對國際政治、中共外交以及兩岸關系等進行了多年的研究。著名的著作有《中國統一模式的分析與評估》。芝加哥新世界電視台記者楊曉玫日前就兩岸問題專訪了明居正教授。

曉玫：海外很多華人對兩岸問題非常關心，根據您對中國問題多年的研究，您認為兩岸之間最大的差異是什麽？

明教授：最大的問題應該歸結到制度上，談到制度可能很快讓大家想到共產與非共產的差別，其實我覺得是要更大一些，我把它分成三個層面來看，第一是經濟部分，第二是政治部分，第三是對傳統文化的看法部分。

先說經濟部分。過去這麽多年來大陸實行共產主義，有些西方學者把它稱為是毛澤東式的經濟制度，不管怎麽說，它跟現在的主流經濟方式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看到從1949年到1978年大陸經濟發展很不正常，而且效果非常不好。到了78、79年，開始進行改革開放，尤其是經濟部分的改革開放，收到比較好的效果。可是我們必須看到一點，這個經濟為什麽好了呢？因為它靠近了國際上經濟發展的主流方式，或者說是主流的經濟制度，也就是說越往主流經濟制度靠攏，效果就越顯著。

第二是這個制度政治的一面。共產黨統治是很厲害，它用党來治理。這個党占全中國人口不過是5％，但它用這5％或不到5%的人口控制著社會，控制著社會的每一個面向，包括人的日常生活，你的工作，你的就學，你家裏的生活，甚至你生幾個小孩的事情，所以控制是非常嚴密的。也就是因為有這麽嚴密的控制，經過象1989年六四事件那麽慘烈的鎮壓和屠殺，這政權居然還能活下來，所以它的統治方式很厲害。這麽厲害的統治方式跟別的國家有很大的差異。

我們看到國際上的主流基本上是走向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就是主權在民，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主權最根本在老百姓手上，它的基本精神或者基本信念跟中國共產黨的党治信念完全是南轅北轍的。具體怎麽來統治呢？就是由有權力、有主權的老百姓大家選出些代表，一些所謂的精英來治理國家。但人民基本上是不相信這些精英的，為什麽？怕他們集權、濫權，所以想辦法分他們的權，制衡他們。

制衡有兩種辦法。第一種是老百姓直接用選舉的方式，選上了才讓你幹，選不上你就不能幹。選上了我又怕你幹久了之後要腐敗，所以每隔幾年就換你一次，做得好你就做下去，做不好你就下來。平常我還能隨時隨地監督你，誰來監督？我選議員，這就是第二種制衡方法。這還不夠，我還怕你濫權，所以我要把你的權力分割，如此就出現了行政、立法、施法分立，在台灣是行政、立法、施法、考試和監察。不管是一分為三還是一分為五，它的基本信念就是不能讓你們這群精英為所欲為，不能讓你們長期行使權力，不能讓你們權力太集中，要不斷地監督你，定時地把你換一換，隨時隨地切割你的權力。

台灣雖然還不是完全民主，它的民主道路上還有很多瑕疵，但它畢竟是在中國自己的土地上慢慢長出來的民主，而共產主義這種非常厲害的統治，跟這股先進的民主潮流是背道而馳的。要台灣老百姓倒退回去接受那麽一種一元化的統治，他們是很難很難接受的。

第三方面是對傳統文化的看法。中國文化有歷史記載的是三、四千年，少說也是兩千多年。這兩千多年的文化由儒家為主，輔以道家、佛家和其他文化，歷朝歷代都有他們不同的思路，慢慢日積月累下來，成為中華文化。這個文化到了近代碰到一個大的難題，就是西方文化來挑戰了，我們應該怎樣去回應它？

孫中山先生是受西方教育成長的，但他對中國文化有相當深的認識。對於中國人應該怎樣去回應西方的挑戰，他提出了三民主義，就是民族、民權、民生。在民族主義方面，就是要恢復民族固有的道德、固有的智慧和固有的文化，所以他既不是全盤西方論者，也不是僵化的傳統文化論者。三民主義是個調和論，它集了東西兩家之長。

台灣在這方面應該算是成功的代表，它至少走過來了，成效還算看得過去。很多大陸朋友到了台灣一看，說，這不就是咱們中國人的地方嗎，非常親切，不管招貼、人文、人跟人的應對以及人的生活，你都非常習慣，唯一不同的是這個地方真是自在，真是輕松。所以他們說，¨ 只要不鬧台獨立，我覺得台灣就挺好。”那是發自內心的感受。這就是我們說的文化，它不光是單單的生活方式或者語言，而是一種整體的感受。

受慣了儒家文化浸潤的人，進到大陸會覺得很不舒服，格格不入，每個地方好像都被官管住、被党管住、最重要的是被政治管住。這個政治跟傳統的溫柔、敦厚有很大的不同，它逼著你時時刻刻要向党檢查你自己的思想，時時刻刻接受黨的指揮，時時刻刻接受黨的命令去做事，不可能有自己的空間。這跟中國傳統當中那種比較閑散、優雅、甚至是散漫的生活方式完全接不起來。所以你剛才問兩邊最大差別在哪里，反省下來，我看最大的差別就在制度，而制度就分成這三個層面來看。

曉玫：雖然中共提出一國兩制，但很多人覺得那是不現實的說法。既然兩岸在政治上有那麽大的差異，如果要統一，一方必須要改，或者是中共改變獨裁的制度，或者是台灣改變民主的制度，您怎麽看這個問題？

明教授：你要在民主跟獨裁之間選一個的話，只能選民主。但如果談統一，或者說談兩岸整合，恐怕兩邊都得作調整。

首先大陸恐怕應該多變一些，要向國際的主流靠攏，要現代化，還要保持傳統的中華文化。剛才我們已經談了大陸這麽多年來實行的經濟、政治乃至文化的做法跟傳統中國，或者說跟台灣有多大差距。我當然不是說台灣是一個十足成功的案例，但我們也不能忽視，台灣的確是中國人在應付西方文化的挑戰上一個比較成功的案例或者典範。

而台灣則要培養大中國的心態，或者說，在大中國當中，台灣應該扮演一個什麽樣的恰如其分的角色，否則不但要給短期的政治帶來危險，對長期的發展也必然帶來很多困難。你或許是主導者啊，你不要老是把自己壓抑成必然的被動者，必然的受害者，這心態就不很健康。中國的歷史自古以來就是分分合合，從來沒有說大的一定贏，小的一定輸，向來是有本事者得天下。我們現在不是爭天下，我們是在爭中華民族未來的設計權，小的不是沒有發言權的。重要的是你有沒有這種心態，你要沒有這種雄心壯志，你要把這個機會放掉，那當然就沒有了。

曉玫：目前普遍有這麽個說法，說其實北京也沒打算現在就統一台灣，之所以提出統一，只不過是要把台灣作為民族主義的一面旗幟。您對這種說法怎麽看？

明教授：我覺得這話有點道理。台灣對大陸而言非常小，從面積來說它是大陸的兩百六十七分之一，從人口來說是六十分之一，從經濟產值來說大概是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相對來說是很小的一塊。

可是大陸對這個小傢夥不敢掉以輕心，他非常清楚我現在如果把它拿回來，我可能治不好，我要是治理不好的話，不但那地方會出亂子，這亂子還會延伸到內地來，所以最好是保持現狀，但前提是你們得乖點。什麽辦法讓你們乖點，當然是一國兩制，但一國兩制一搬出來，因為我們剛才提到的原因，台灣不能接受，所以它換個路子，現在是反獨大於促統。只反台獨，而不像早年那麽力促統一了。

反台獨就得搬出民族主義，於是台灣就成了中國或者漢族民族主義的敵人，因為這個民族主義要是沒有敵人的話就不能運作了。這個民族主義對外已經找到了敵人，那是¨ 亡我亡華之心不死”的美帝國主義或者是以美帝為首的西方列強勢力，對內就是台獨，分裂主義者。一個民族主義必須內外都有敵人，這個民族主義才能存活，中共從抗日戰爭開始一直到現在，基本上就是靠操控民族主義來取代它的合法性。所以你剛才講的話有相當程度的道理。

但我們也不是說台獨本身沒有問題，不是，台獨本身還是有問題的。從另外角度我們談談台灣為什麽出現台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對共產主義的恐懼，所以我認為造成台獨的根本原因是大陸的表現，和大陸的制度。

曉玫：我們在海外經常看到有人對中華民國的政府官員喊¨ 我們要反對台獨”，卻很少看到有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員喊¨ 我們要反對獨裁，要民主”，這似乎是一種大的必然吃小的的心態。

明教授：我覺得這是人的本能。我常想現在海峽兩岸的狀況剛好顛倒了，如果¨ 大”的比較好，¨ 小”的比較不好，那問題就很好解決。不幸的是，過去的幾十年偏偏證明瞭好的不大，大的不好。所以大家心裏就有一種矛盾：明明曉得¨ 小”的好，但它又實在小；明明曉得¨ 大”的不好，但它又比較大。你剛才提到的那些喊話，其實就是這種矛盾和掙紮的不知不覺的一種反映。

還有一點，大家都怕惡人，都知道中共比較凶。¨ 小”的大家都覺得比較好欺負，那就朝它喊。加上兩岸關系的話題又是被¨ 大”的操縱了。¨ 大”的說：¨ 問題不在制度，問題在他搞台獨，他要不搞台獨就什麽事都沒有了。”既怕惡人，又受了媒體的操縱誤導，就出現了這種對兩邊官員態度不同的現象。我覺得大家都應該自我反省一下，我們到底要什麽？或者反過來問，什麽對中國人最好？是¨ 大”的制度對中國人最好，還是好的制度對中國人最好？所以歸根結底不是大小問題，而是制度問題。我們一開始不就談了嗎？兩岸最大的差別就在於制度。我不是堅持說台灣是最好的，我只是說台灣是比較好的。

中國的分裂是制度的分裂，不是黨派的分裂，黨派只是在追求不同的制度罷了。而不同的制度為什麽會造成分裂？是因為我們要真正為中國人、中華民族謀福利。如果經過幾十年的試驗，我們發現還是¨ 小”的制度比較好，比較能夠讓中華民族有效地接受西方的挑戰的話，那我們為什麽不選擇好的制度，而去選擇¨ 大”的而不是那麽好的制度呢？

回到¨ 小”的方面來看，它對自己失去信心，已經沒有出擊力了。它說我們勉強自保就好了，而最激烈、最極端的自保是什麽？那就是台獨。那很容易就被對方抓到鞭子說¨ 你看你搞台獨。”所以追本溯源，問題還是在於制度，只不過現在問題的本質被一些人扭曲了。

我覺得海外華人，乃至全世界的華人都應該思考這個問題，這一百多年來我們華人究竟在追求什麽？我們追求的不是更好的制度，一個能讓中華民族適應西方挑戰，能夠讓中華民族繁榮昌盛的制度嗎？所以不要執著於大小，制度才是最重要的問題。(//www.daj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