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3日訊】對華援助協會新聞稿:2003年10月23日-總部設在美國費城的對華援助協會為幫助社會各界人士瞭解剛剛被拘押的北京市家庭教會基督徒活動家劉鳳鋼先生的工作,特公佈三篇文章1, 徐永海醫生撰寫的」10月13日我的主內弟兄劉鳳鋼」被抓2, 劉鳳鋼的」給主內弟兄姐妹的一封公開信-我不是搞政治的，我就是搞了政治，也是你的弟兄」;3劉鳳鋼弟兄整理的 曾被勞改23年的袁相忱 老牧師的生命見證」你要誓死忠心」

對華援助協會主席傅希秋繼續籲請國際社會各界正義人士透過電話.傳真,對此向中國有關當局表達關注, 呼籲中國有關當局能真正以事實為根據,遵守法治精神和公民信仰自由的承諾,立即無條件的釋放被非法關押的和平教會人士劉鳳鋼先生. 對華援助協會同時再次公佈負責抓捕.審訊劉鳳鋼弟兄的杭州市公安局蕭山分局國保大隊隊長陳峰先生的手機號碼13819116336,望社會各界友好人士積極聯絡,爭取劉鳳鋼弟兄早日獲釋.

附:杭州市公安局蕭山分局電話:+1-86-571-8262-2514 傳真:571-8237-7550

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務處莫處長電話:+1-86-571-8705-5252

溫州市洞頭縣宗教局李成龍局長電話:+1-86-577-6348-9485

圖:2003年7月16日被政府推土機強行推倒的溫州市洞頭縣大門鎮沙岙村家庭教會

(前北京市委黨校講師, 中國家庭教會傳道人, 威斯敏德神學院哲學博士候選人): 傅希秋

2003年10月23日 於美國費城

對華援助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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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永海-10月13日我的主內弟兄劉鳳鋼被抓

幾天前的那個日子，即2003年10月13日，我一生都不會忘記。在這一天，我的母親胡鳳榮去世，我的主內弟兄、我最好的朋友劉鳳鋼被抓。

一

10月13日母親去世，我沒有見到母親的最後一面。11日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召開，那天我開始被監視，12日警察將我帶到北京郊區的大覺寺山莊。13日9點多鐘，我哥哥給我的手持電話打來電話，說母親快不行了，讓我無論如何立即到。還好，警察知道此事後，立即開車向醫院趕去，只是路程太遠，11點趕到醫院，母親已經去世，我沒有見到母親的最後一面，此事將使我痛苦一生。

母親今年76歲，以前身體還可以，還能幫助我們做飯。去年面臨拆遷，看到、聽到拆遷中對老百姓的各種野蠻做法，母親一直很著急。母親是一個老實本分的家庭婦女，沒有多少文化，除了著急沒有別的的辦法。因為著急，7月底母親患腦血栓病到了，經過搶救，命保住了，可是留下了很嚴重的後遺症——偏癱。看到一生勤勞的母親不能活動，我們很痛苦，想辦法給母親治療，按摩、吃藥、打針等，可是拆遷還在繼續，母親心中還在著急，病情一直不見好轉，反而逐漸在加重。4月10日我家被強行拆除，一家人無家可歸，母親病情進一步加重，逐漸出現進食困難、發音困難。如果沒有拆遷，母親一定能多活幾年。10月13日，母親去世，母親死在無家可歸之中，母親如此離開我們，作為兒女，我們很是痛苦。

母親走了，如此地離開了我們，我們理應把母親的喪事辦好，可是我們辦不到。我們的家被強拆了，我們沒有自己的家，我們暫時租了一間別人的房子來住。在別的房子中，我們不能設靈堂祭奠，我們怕別人忌諱、不高興，這也是母親一生為人處世的原則，「自己可以受委屈，不要給別人帶來不便」。在母親的喪事期間，我一直被監視，白天我到哪，警察到哪，晚上警察在在旅店開房間和我住在一起。

為什麼要監視我，因為在拆遷中，開發商對我們老百姓的補償不合理，老百姓不搬，家就要被強拆，老百姓不得不無家可歸、流落街頭。為此很多老百姓不得不上訪告狀，在10月5日我給胡錦濤主席寫了一封信，為此我受到了這樣的待遇。在此期間受到這樣待遇的不只是我一個人，還有很多家被強拆的老百姓，如：關增禮（電話：10-84014172）、劉安軍（10-83541925）、華惠棋（10-63368113）、李春明（13021011433）、孫苗芽（13121739239）、葉國柱一家等。

二

在10月初母親病危時，劉鳳鋼來過醫院看望過母親。13日母親去世後，我就打電話給我的主內弟兄、我最好的朋友劉鳳鋼，可是電話一直不通。我希望劉鳳鋼弟兄能來參加母親的葬禮，為母親禱告。劉鳳鋼多年來一直專職為主做工，他雖然沒有上過神學，沒有神職稱號，但對我們中國的基督徒來說，他就是我們的神職人員。

49年以前，母親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姥姥、姥爺信佛，他們變賣家產專程來北京「修佛」，一家的財產沒有了，一家人不得不流落在北京，因禍得福，一家人成了北京城裡人，享受了幾十年北京城裡人才能享受的待遇。現在的人可能不再看得起這樣的待遇，在那個時代，能有城市戶口，能有北京市的城市戶口，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可是母親對他父母因「修佛」而失去的財產很有看法，其實也沒有什麼財產，無非是鄉下農村的幾畝薄田。可是由於母親一生辛苦，還是看中這些。因此母親對所有宗教都有成見，認為都是騙錢的。我信主成為基督徒後，也曾給母親傳福音，其他一些主內弟兄姊妹也向母親傳福音，但母親一直沒有信。

母親患病後，開始只是偏癱，腦子還清醒、沒有糊塗，面對死亡，母親有一種恐懼，我向她談到上帝，談到我主耶穌的救恩，談到信主能有永生，母親表示信主，我和母親一起做了禱告。可是母親的病情逐漸惡化，幾個月後，逐漸出現癡呆、出現不能說話，母親沒有能接受更多的主的道理，但我相信母親是信主，我主耶穌是接納她的。

我很想讓劉鳳鋼弟兄來，給母親禱告，可是幾天一直沒有他的消息，和他聯繫不上。母親去世後第三天遺體火花，還是沒有聯繫到劉鳳鋼。在17日朋友給我來電話，說劉鳳鋼13日在浙江被抓了，他的家也被警察搜查了，我放在他家的電腦也同時被警察拿走了。據說，他被抓的理由是「洩露國家機密罪」

劉鳳鋼弟兄不可能洩露國家機密罪，我們對劉鳳鋼太瞭解了，他不可能接觸到國家機密，他也不可能得到國家機密，更不可能去洩露國家機密，他洩露給誰呀？但是我知道，劉鳳鋼因為信仰、因為維護基督徒信仰的權益得罪過某些有權利的人。事情是這樣的：

幾年前，遼寧省鞍山市的基督徒家庭教會的基督徒被抓，劉鳳鋼專程到了遼寧省鞍山市，並寫了《我所瞭解的遼寧省鞍山市李寶芝「邪教」一案的事實和經過》。還有在美國總統布什訪華時，劉鳳鋼和47名基督徒在一個基督徒為主的養老院中聚會，學習《聖經》，可是他們被警察抓到了派出所，事後劉鳳鋼和有關弟兄寫了《布什訪華期間47名基督徒曾被抓現養老院面臨被關老年人生活艱難就此事致美國布什總統的一封信》。

今年劉鳳鋼得知浙江的一些主內弟兄姊妹被抓，一些弟兄姊妹家的房子被拆，（在這些房子裡主內弟兄姊妹曾在一起學習過《聖經》），為此劉鳳鋼去了浙江，這次是第二次去。在10月初他看望我母親時，他曾說過，他要幫助浙江的弟兄姊妹打官司，對於房屋被拆的事情，他要用法律途徑來維護我們基督徒的權益。沒有想到，他還沒有能維護浙江主內弟兄姊妹的權益，自己卻在浙江被抓。

三

劉鳳鋼弟兄1987年信主，在那個時代，還沒有多少人信主，尤其是年輕人。1989年2月我去教堂時，那時缸瓦市教堂沒有多少人，年輕人也就是幾十人，（現在缸瓦市教堂星期天就有五堂禮拜）。而在1989年，劉鳳鋼弟兄就已經在自己的家裡帶領一些年輕的弟兄姊妹學習《聖經》，領導家庭教會了。多年來劉鳳鋼弟兄一直為主工作，長期帶領幾個家庭家庭聚會。劉鳳鋼弟兄可以說是中國基督教家庭教會的早期領袖。

劉鳳鋼弟兄是一個很有愛心的主內弟兄，哪裡需要愛，他就到哪裡，今年我家面臨強拆時，劉鳳鋼不顧身患重病，一個多月前患心臟病——心肌梗塞，來到我家關心我。我家被強拆後，他收留我一家，因此我的電腦放在他家，這次我電腦也被抄走。10月初他還給我發來短信「今年是你的苦難之年，家被強拆，母親病重，望你以苦難做餅，行在主的道路上。

劉鳳鋼弟兄不顧個人的安危，關心受逼迫的主內弟兄姊妹，多次去外地，並寫了一些文章，因此受到警察的監視。對此劉鳳鋼沒有感到害怕，因為劉鳳鋼弟兄知道，他所做的事是主喜悅的，「為主受逼迫的有福了。」由於劉鳳鋼關心受逼迫的弟兄姊妹，因此受到警察的監視，一些主內弟兄姊妹不敢和劉鳳鋼弟兄接觸，劉鳳鋼弟兄為此曾有過苦惱，9月底劉鳳鋼弟兄為此寫了一篇文章，並請我看看，望我提提意見，沒有想到，沒有幾天他就被抓了。現將此文給大家一讀。

在此，我請求主內弟兄姊妹們，為我們主內的劉鳳鋼弟兄獻上禱告，求主保守他。保守他的身體。

徐永海

2003年10月23日

2, 劉鳳剛弟兄——《給主內弟兄姐妹的一封公開信》。

我不是搞政治的，我就是搞了政治，也是你的弟兄。

孩子四歲生日時，我帶他去動物園，路上兒子看見一輛警車，兒子大叫：「爸爸！警車！是抓您的吧？」我的眼睛裡立刻充滿了淚水，為了不讓乘客看到我的眼淚，我緊緊的把臉貼在孩子的身體上，把臉朝向車窗外……

聖經中明明教導信徒要到普天下去傳福，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明文規定：「公民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可是地方性法規中卻規定：「政府指定宗教場所以外的宗教活動是非法的」。結果時，時常發生基督教家庭聚會遭受逼迫的事情。

由於各種原因，我時常接待一些被逼的弟兄姊妹，每當我看到一座座被拆毀的教堂和被毆打的弟兄，我的眼在流淚，心在流血。我曾在國際互聯網上、國外煤體、國外基督教刊物上發表了一些主內弟兄姊妹被逼迫的文章，其中有：《布什訪華期間47名基督徒曾被抓現養老院面臨被關老年人生活艱難就此事致美國布什總統的一封信》、《我所瞭解的遼寧省鞍山市李寶芝「邪教」一案的事實和經過》、《我所瞭解的浙江主內弟兄姊妹被逼迫的情況》等文章。為此我曾入獄和多次關押、警告、跟蹤、毆打。聖經上說：「為主受逼迫的有福了」，我因為主做工，而受逼迫，我感受到主給的的喜樂。

在北京等大城市，由於相對寬鬆，一些家庭教會未曾受過逼迫，或者由於這些教會規模不大經常換聚會地點而未曾受過打壓。其中的某些弟兄姊妹、有些還是家庭教會的負責人，他們對受逼迫的弟兄姊妹沒有肢體之痛，對我所做的事情不理解、不支持，甚至說一些讓人痛心的話。

前不久我與一位史姓主內弟兄到北京郊區傳道，被當地的警方和宗教部門傳喚了十幾小時。幾天後，在某一個基督教家庭聚會上，聚會負責人董姓弟兄說，劉鳳鋼是搞政治的，史姓弟兄是受了我的牽連。對此我感到很痛心，做為基督徒我們深深的曉得，我們永遠的家是在天上，我們在地上只是寄居的、是客旅。我們在地上只是傳福音、做見證，我從來沒搞過政治，如果說關心遭受逼迫的主內弟兄姊妹，寫了一些主內弟兄姊妹受逼迫的文章，並因此被關押、警告、跟蹤、毆打，就是搞政治的，那我就是搞政治的，並且我還認為，這樣的政治每個主內弟兄姊妹都應該搞。

董姓弟兄所以說我是搞政治的，主要是受中國幾千年傳統思想的影響，認為搞政治是掌權者的專利,老百姓一但沾上政治的字眼就永遠洗不清了。認為作為老百姓只能是老老實實，不能起來維護自己的權益，否則就是大逆不道；認為作為基督徒只能無條件地順服當權者，即使主內弟兄姊妹被打被殺，也只能心中默默禱告，不能說出來。最後我對董弟兄重申一句：我不是搞政治的，我就是搞了政治，也是你的弟兄。

阿們嗎？！

現將此事寫給主內弟兄姊妹，望主內弟兄姊妹們為我，為董姓弟兄、為中國教會在主面前獻上禱告。阿們！

劉鳳鋼

2003年9月23日

3, 劉鳳剛弟兄整理的 袁相忱 老僕人的生命見證

你要誓死忠心

「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逼迫嗎？是肌餓嗎？是赤身露體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羅馬書8章35節）

2002年3月初的一天早上，有人敲門，我內人打開門，派出所所長帶著有穿便衣的和有穿制服的幾個警察來到我家，問：「你今天是否出門？」我說：「幹什麼？」所長說：「您是重要人物我們要保護您」我聽後搖頭苦笑，我怎麼成了重要人物，我什麼時候被保護過。我說：「我今天就是去聚會」。他們走了，我下樓，乘公共汽車去聚會處。我發現便衣警察始終寸步不離地跟著我。

那些天，這樣的跟蹤嚴重地干擾了我的正常生活。有兩次我去理髮他們也都跟蹤我。有一天有兩位弟兄請我和內人去飯館吃飯，便衣警察尾隨著我們，問我們去那兒，我內人說：「我們去伊甸園飯店吃飯。」當我們在包間裡用餐時，便衣警察不斷地推門看看，我內人實在氣憤。當我們用餐後出來時，他們問我們是否回家，我內人問：「你們為什麼跟這樣緊，我們一起吃飯與你們有什麼關係？」他們說：「今天是復活節，你們知道嗎？我怕有記者找你們，你們不要上遠處去。」我內人說：「我們不上遠處去，客人一會兒就走。」

還有一次，有兩個外國人想見我們，我們剛一出院子，兩個便衣警察馬上跟上我們，說：「你們上哪去？」我內人說：「上虎坊橋。」我們在大門口上出租車，他們隨後也上出租車跟在我們後邊。我們到了賓館下車，他們也下車。我們上電梯，他們也一塊上電梯。在樓道裡，他們問我們：「那外國人是不是記者？」我內人說：「不是記者，是退休的牧師。」當我們叫開門的時候，他們一看是兩個外國人，沒有進去。我們談了十分鐘的話就出來了，當我們出來時，他們在樓道裡等著，我內人說：「你們應當進去聽聽，為什麼不進去？」他說：「我們聽不懂。」還問：「你們上哪裡？」我內人說：「我們回家，哪也不去。」

後來我才聽說那時正在開「人大和政協兩會」，他們怕外國記者到我家來採訪我。為什麼他們怕採訪我呢？很簡單，因為我不參加官方支持的「三自會」。

我不參加三自主要有三點，第一，我從一九四零年下鄉傳道和一九四六年在阜城門租房，開辦福音堂傳道從沒接受外國的津貼，當時一位神召會的牧師讓我把福音堂的牌子改成「神召會」的牌子，我堅決不同意，這位牧師對我說：「袁弟兄，你可想好了，這麼大的一處房子，租金問題就夠你受的了，你不掛『神召會』的牌子，工資沒有，一家老小怎麼生活？你再仔細想想，先不要做出決定，以免以後後悔，我說這些全是為你好。」我回答說：「我不用再想了，這個問題從我讀神學畢業起就開始想了，我一輩子都不準備加入某個組織，也不準備領這種工資，但我相信，神一輩子也絕不會讓我缺乏的，他必負我完全的責任。」經上說：「耶和華的聖民哪，你們當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無所缺。少壯獅子，還缺食忍餓。但尋求耶和華的。什麼好處都不缺。」（詩篇34章9-10節）。所以在他們成立「三自」之前我早就「三自」了，沒有參加他們「三自」的必要。

第二，「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義和不義有什麼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麼相通呢。」（歌林多後書6章14節）「三自革新運動」的發起人吳耀宗先生畢業於紐約協和神學院及尼布爾門下進修，接受新派神學思想，所謂新派，簡單說就是不相信童貞女生耶穌，不相信復活，不相信三位一體，不相信末日審判，不相信耶酥再來等等，他們沒有什麼信仰，用王明道先生的話說就是不信派。

第三，政治和宗教要分開，「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路加福音20章25節），這是兩個領域，政治不能利用教會，教會工作的開展不依靠勢力。解放後國家設有宗教事務管理局，市設有宗教事務處，縣設有宗教事務科來管理一切宗教活動；想通過「三自」把所有的中國基督教組成協會統一管理，成為人民團體之一，也要在黨的領導下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我認為：教會是屬天的，是看不見的，不是地上的組織、不是機關，他的頭是主耶酥；教會則是童女，不能與世界聯合。

那時正趕上一九五零年朝鮮戰爭爆發，中國開始了抗美援朝戰爭。三自運動的真正目是反帝愛國，在這一時期完全表明，三自運動利用抗美援朝的戰爭，加快了國內「三自運動」的步伐，也加強了運動的力度，迫使基督教界迅速作出抉擇：你是支持自己的國家呢，還是支持帝國主義？換言之就是：你若不參加三自，就是支持帝國主義，就是不愛國，更甚者，就是反革命。由於我不參加這個運動，就被官方質問：這場運動是愛國運動，是政府支持的你為什麼不參加，不參加就是立場有問題，如此推理我便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了。

定我反革命之前，北京宗教事務處處長對我進行了請客、開會、學習等手段勸我加入「三自」，均遭無效後，最後把我母親、內人叫到宗教事務處下最後通牒，這是五七年底，中心話題是要讓她們動員我，趕緊向政府靠攏，李處長說話很嚴肅，他說：「我找你們來是很要緊的事情，是關係到你們切身的問題，袁相忱沒有參加學習，也沒有向政府靠攏。我請你們來，就是做好他的思想工作，要趕緊向政府靠攏，懸崖勒馬，不然我們再也不容忍他了。我們看他還年輕，才四十四歲，還有挽救的可能，所以找你們來，你們是他家裡最近的人，要回去好好勸他。你們家有六個孩子，有老有小，他出了事你們怎麼辦呢？我們給你們一條出路，要袁相忱趕快悔改，向政府靠攏，參加學習，這樣我們才能對他放心；不然的話，我們怎麼收拾王明道照樣怎樣收拾袁相忱。我們一直在給他機會，等他回頭，不過我們的線不能拉得太長，我們也不能等他太久了，他要再不悔改，不向政府靠攏，我們就要採取行動了，對他我們已經算是仁至義盡了，你們不信就等著瞧。我們收拾他很容易，但他要是進去了，你們家一堆孩子怎麼過呀？你是他妻子，所以你要多勸勸他，不要和政府做對，否則的話，會自食其果的。」李處長又對我母親說：「老太太，我知道你就這麼一個兒子，你也要想一想，如果沒有兒子，你怎麼生活嗎？你要回去好好勸勸他，讓他好好參加學習，好好參加三自，向政府靠攏，回頭是岸。要不然，你們這一大家子怎麼生活呀？我是為你們好，所以才把你們找來，你們記住我的話，回頭是岸，要不然的話，後果自負。」母親和內人回來後心情很沉重，我看內人一付欲言又止的樣子，就問：「你怎麼了？」內人告訴我說：「李處長在今天找我和媽媽說話了」。我聽完，愣住了，「說什麼？」內人說：「要我們勸你參加三自，向政府靠攏。」我又問」是政府叫你們去的嗎？」內人點點頭，我又問：「你和媽都去了嗎？」得到內人肯定答覆後，我明白了，這是最後的爭取，也是最後的通牒。並且這通牒中帶著最實際的利益的威協：如果我不肯就範的話，這一大家子怎麼辦？沉思了片刻，母親、內人把目光投向我，我堅決的說：「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我怕內人過份傷心就安慰她說：「在神的真道上，懦弱是一種罪，人在軟弱的時候，就是被這罪所捆綁，所以神對約書亞說：『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裡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約書亞記1章9節）。我們應當剛強壯膽。從前那麼多苦日子不也過來了，我相信神不會給我們承受不了的重擔，我們若恆久禱告，一心靠主，主就必定保守我們。」

抓捕行動是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深夜十一點多進行的，來了一輛吉普車，停在福音堂門口。一名派出所的民警用力敲門，我內人就去開門，一邊開門一邊問：「有什麼事啊？」開門後看到門外站著兩個人，都是派出所的，那兩個人說：「我們所長要老袁去談話。」於是到裡屋把我叫醒。我穿上衣服，蹬上內人給我買好的新布鞋。他們把我送到吉普車內，開到香家園派出所。我想，叫我去，幹什麼呢？是不是一去就回不了家了，想到這，真後悔沒到母親的房間裡看看她老人家。也沒去看看六個未成年的孩子們，同時也後悔還有很多福音堂的工作沒向同工們交待，走到半路，一個警察問我：「哎，你是屬於什麼反革命啊？」我愣住了，說：「我不知道我是什麼反革命，我也沒有反對過革命呀。」兩個警察沒有說話，原來政府早就把我為定性現行反革命了。

到了香家園派出所，一名警察讓我坐下，另一名警察到裡屋去了，不一會從裡屋出來三個人，是便衣，凶巴巴地走過來大聲喝道：「站起來」，我就站了起來，其中一個人拿出一張逮捕證出示，宣佈正式逮捕，然後讓我在逮捕證上按手印，另外二個人把我帶上了手銬，這一切做得那樣乾淨利落，前後不過三五分鐘，顯然是早已佈置好的。這時派出所的掛鐘正指晌午夜十一點半，黑暗正濃。從那一刻起，我就開始了長達二十一年又八個月的鐵窗生活。

後半夜，我被押上一輛汽車，拉到北海後門的草嵐子胡同，那裡是預審犯人的地方，在這關押審訊我達半年之久，所提的問題無外乎幾點：1，發明信片，召集不參加三自的十一位代表開黑會；2，說我曾說過老和尚為什麼不說話，說我是指著毛主席說的右派言論；3，污蔑三自領導是三朝元老；4，一九五六年胡俊德姊妹去美國找丈夫，因她的行李多，我送她去機場，政府定罪是裡通外國，勾結外國人；5，我在阜城門開設福音堂，在這以前日本牧師在這裡，開堂講過道，政府認定我為漢奸嫌疑。對這些問題政府總是讓我按著他的意思認罪，所以我一概都說「不知道」或「忘了」，為此政府說我不老實，抗拒，我又被他們押往自新路北京監獄，一個月後，我的判決書下來了，法院來人，叫了我的名子，宣讀了我的罪狀，然後宣判我無期徒刑，判決書中特意說明，我屬反革命首惡分子，在審訊中態度不好，抗拒，所以從嚴處罰。

通常法院念完這麼重的判決，很多當事人一聽就會暈倒，法官見我沒有什麼感覺，很驚奇，問「你上訴嗎？」我說我不上訴。我站在法官面前，心裡在默誦著經文「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以塞亞書53章7節）。

我被捕那年才四十四歲，有六個孩子，最大的十七歲，最小的才六歲，還有六十多歲的老母親。家裡的一切擔子全部壓在我內人身上，我是反革命，他們是反革命家屬，處處受到歧視，八口人要吃要穿，還得讓六個孩子繼續上學，把他們培養成人，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我內人忍受了許多不可言狀的痛苦與磨煉，但由於神的保守，靠主勝過來了。經上說：「我從前年幼，現在年老，卻未見過義人被棄。也未見過他的後裔討飯。」（詩篇37章25節）

六零年夏末，我就和其他犯人一起，被押送到東北黑龍江興凱湖監獄服刑，坐火車起程，此時，犯人坐在車廂裡，車廂前後都有當兵的拿著機關鎗，看守著。此時，我彷彿看到為我們捨命流血的主，背著沉重的十字架，艱難的走向各各他，我透過十字架看到了主順服神旨意的心。我心裡默默的說：「主啊，若是出於你，我就默然不語，這裡一定包含著神的美意。」想當年，約瑟被買到埃及為奴，將來的命運如何，他不曉得。當他被護衛長的妻子誣陷下到監裡，在人看來是多大的不幸，然而從神看來，這只是神計劃的一部分。我想現在我被判這樣重的刑，也同樣是神計劃的一部分。

興凱湖是在中蘇邊界，與當時的蘇聯只隔一條河，這裡是一片荒原，我們到這裡第一個任務就是先要燒磚善房子，犯人中有一部分被派去燒磚，有一部分人就用燒好的磚砌圍牆，砌完圍牆，又給幹部蓋房子，最後才是給犯人自己蓋監捨，每天工作九個小時以上，連窩頭都吃不飽，犯人們就在外邊找野菜，用野菜做菜窩頭吃。

監獄為了加強對在押犯的思想改造，白天要強制干繁重的體力勞動，晚上強制政治時事學習討論。討論時人人都必須發言，不然就會被批鬥，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有一次晚間學習討論時，我無意中說了「這幾天報紙沒有劉少奇的消息，難道黨內也有派系之爭嗎？」沒想到這句話被學習組長報告到監獄隊長那裡，我竟遭到了飛來的橫禍和難以想像的磨難。監獄隊長橫眉立目的斥責我，認定我說這句話是反動思想大暴露，並且問我：「還信不信上帝？」我理直氣壯的回答說：「還信！」為此，便更進一步激怒了這位隊長，他認為我頑固不化，反動透頂，不是在學習會上所能解決的，必須從嚴懲處，決定將我立即押入「小號」單獨禁閉，命令我每天除規定的睡覺和吃飯時間外，都要盤腿坐著老老實實反省自己「問題」。

所謂「小號」，就是監中之監，獄中之獄，是一間長寬各不足二米，沒有窗子，只有牢門下部接近地面之處有一個小方洞的小牢房。當我被押進「小號」單獨禁閉前，監獄隊長叫人把我衣服上所有的紐扣都揪走了，連腰帶也被拿去，怕在小號反省時吞食扣子，利用褲帶上吊自殺。獄方經常有人從牢門的縫隙看我是否按他的規定坐著反省，有沒有其它違紀行為。每天兩頓飯有人從小方洞遞進食物，大小便都不准出去，一律在牢房裡的馬桶方便。再加上牢內不通風，空氣可想而知。

在條件如此惡劣的「小號」裡蹲了長達半年之久禁閉，半年沒見到過太陽，沒有被放過風，身體得不到活動，沒有用水洗過臉和手，更談不上洗澡沐浴，沒有換洗過身上的衣服，身上生滿了虱子等等。這些非人道的折磨，對我身體的催殘是不言而喻的，我已更加瘦弱，眼睛視物模糊不清。感謝主給了我巨大的毅力，使我勝過這次殘酷的磨難，各種邪惡都沒能動搖我對主耶酥基督的信仰。當半年以後把我從「小號」裡釋放出來的時候，我的雙腿已經不能使身體站穩，不能行走，只能扶著牆緩緩挪動，我要感謝主的保守的恩典，在獄中生活和管養條件極差的情況下，我的身體都迅速的得到了恢復。

中文聖經使徒行傳稱保羅是僕人，原文聖經為奴僕，奴僕與僕人是不一樣的，奴僕是沒有選擇自己道路的，通過這次飛來的橫禍使我徹底的降服在神的腳前，就像摩西在曠野倒空了自己一樣，做一個忠心的奴僕。

神的時候到了，「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轉。」（箴言21章1節）。他在我身上實施了他的奇妙的計劃，一九七九年下半年，政府看到這些老政治犯已年過六十，沒有什麼勞動價值了，在這裡還得養老，即便回到社會也沒有反革命市場，對社會危害不是很大，加上把他們交給當地公安機關、街道繼續管制，也解了政府的一份負擔。就這樣我就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拿到了釋放證，這使我們看到君主的心，在神面前就像垅溝裡的水。

走出監獄的大門，步行三公里，歸心似箭，很快就把監獄遠遠的拋在身後了，趕到汽車站，再坐汽車到革志縣城，革志是個小車站，只有慢車經過，我坐在慢車上如坐針氈，盼望早一秒鐘看到家人，車開到吉林平川那站，我就下了這列車，買了一輛快車票，就給家裡發去一封電報，在火車上，我幻想看闊別二十多年見到親人的情景將是什麼樣子。由於列車晚點，我本來二十三日晚十點半到北京，卻推遲了一個多小時，下了車，我穿著一身黑，又戴著大皮帽子，已過了十一點，我以為接我的家人都回去了或者沒接著電報，我就跟著兩個同樣乘夜車去白塔寺的人，坐車到了西四，下車後我就往西，向白塔寺走去，因我五八年被捕後搬了家，只知道地址在白塔寺西夾道，我就朝亮著燈的房子喊我內人梁惠珍的名字，就聽屋裡答道：「我媽去車站接人去了，你有什麼事？」我想肯定是這了，就連忙說：「她接的就是我。」開門的是二兒媳，從來沒見過面，不知道該說什麼，她連忙為我打了熱水，讓我洗臉，洗腳，正洗腳的時候，內人和二兒子就失望的回來了，一見我正坐在板蹬上洗腳，兒子喊了聲「爸爸」，奔到我面前，我雙腳還站在水裡，我一家三口緊緊的抱在一起，抱頭痛哭，我一邊哭一邊說：「這些年你們受苦了。」……神真是奇妙的神，我被抓走時是夜十一點多，回來時也是十一點多。

我被放回家以後，由於精神上愉快，生活環境好，心中滿有主恩，因此身體恢復較快，當時耳不聾，眼不花，頭髮也沒白，可在靈性方面確實需要下功夫，很好充實，二十多年沒讀聖經，記憶力也已衰退，更需抓緊讀經求得啟示和能力，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當時自己有個強烈的感覺，已近六十七歲的我還能再活幾年呢！不知那一天走完在世的路程，而且主來的日子實在近了，該怎樣警醒等候，又該怎樣利用這短暫的晚年餘生呢？要愛惜光陰，要竭盡全力去贖回已經白白浪費二十多年的光陰！要在自己生命的後期單單為主而活，將來不但要去見主，而且還要「交帳」，我不過是主的管家，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要繼續靠主忠心到底，迎著各種困難和阻力獻出我的餘生，使我將來向主交帳時無愧，歡歡喜喜的站在主的榮耀裡。

在假釋期內沒有公民權，不能外出，我除了認真查考聖經之外，就盡量想辦法在家裡做聖工，主要是以下四方面工作：一、接待各方來訪的信徒，在家裡做培靈工作。這些年我每天都要接待許多弟兄姐妹來訪，其中有本市的也有外地遠道來的，還有不少是不認識我慕名而來的。我與來訪者親切的彼此交通，相互作見證。我內人就整天忙於倒茶做飯燒菜服侍肢體。大量的接待工作花費不少費用，但主也預備了。感謝主！在侍主方面我內人與我完全同心，他雖已年近古稀，但主賜給她力量，每天早晚辛勤操勞，卻感到無尚欣慰。從外省市來的信徒，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要聖經參考書籍；二是要尋求侍奉之路。他們不贊成走「三自」道路，問我該怎樣帶領群羊？我回答：『很簡單回到使徒行傳中去，跟著使徒的腳蹤行』，打破老框框及教會的傳統，聖經裡沒有的一概不要，馬丁路德時代需要宗教改革，現代更需要改革，因為「三自」大教會離聖經太遠了，教會裡充滿了人的意志，人的方法，本來基督是教會的頭，現在教會另外有了頭，教務方面的事，要經過上級批准，教會變成了政府的工具，變成了人民團體之一，成為地上的機關，在組織上也傚法這個世界，失去童女的聖潔與世界聯合。將來是無形的教會被提，所以我們要建造教會一定要按著山上指示你的樣式，（來：八章5節）在出埃及記最後兩章有十四次說：「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我們不敢伸出烏撒的手去摸約櫃，聖工就是聖工，人的手不能動。烏撒的動機雖是好的，但神還是擊打了他，因為不按神的話去做，神也不會賜福，外邊看是轟轟列列……，在神看來是草木和秸，所以我們不敢再犯任意妄為的罪。

在接待工作中，除國內的以外還有一些來自美國、日本、香港、新加波、台灣等地的信徒。其中絕大部分是以前我們之間互不相識的，他們聽過我的事，來到中國北京要見一見這個人，聽聽我的見證，放下一些福音書籍。

二、用信件來談道傳播福音，通過文字交通解釋神的話，給我來信的弟兄姊妹較多，有時一天就能接五、六封，郵遞員曾對我笑著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你的信得三百多封」，為此，我和內人幾乎每天都要擠出一定時間寫回信或郵寄福音書籍等。

三、錄製福音錄音磁帶和放映電視錄像。由於我們當時缺少聖經又缺少牧人，最簡單的方法是充分利用錄音機功能，在家裡錄製各種福音磁帶，送給各地的肢體，幾年來已先後錄製並送出去近五百多盤磁帶，傳播福音，造就了信徒。特別受文化水平較低的老太太歡迎，他們認為這是傳福音，造就信徒的最好方法。

四、辦家庭聚會。因為每天都有信徒談論真理，後來就發展成固定日期，每週一次查經聚會和一次主日敬拜。查經是每週一至兩章，認真閱讀後大家發言，將所得的亮光分享。主日先擘餅，按使徒的教訓在七日的第一日，由幾位弟兄輪流主持分餅，然後大家交通共勉。由牧師主持崇拜是聖經上沒有的，信徒不是來得什麼，乃是要來獻上什麼，顯出肢體的功用來。在聚會中大家要禱告，挑選詩歌或分享讀經心得或作蒙恩見證，會上偏重聖徒的相通，聚會的性質不是工作性的，乃是教會性的，是信徒的家。願我們的聚會體驗這恩賜，一個重生的信徒要追求第二步的恩典，那就是被聖靈充滿，運用屬靈的恩賜來服侍教會的肢體，怎樣才能夠得著聖靈呢？使徒行傳二章38節要悔改，罪得救，就必須受所賜的聖靈。主日聚會去大禮拜堂，坐一坐聽聽講道，好像聽大報告，顯不出教會信徒的家，活不出愛來，那不是教會生活，更談不上走教會道路了。那時我住在一間十九平方米的房子，家庭聚會後來發展到四、五十人，因為是平房，四面都有鄰居，聚會時不敢放聲唱詩和禱告，怕干擾鄰居引起反感。也有人來問：「禮拜堂離這兒這麼近，為什麼不去那兒聚會？你說你們在讀經禱告，別人怎麼知道你們在搞什麼名堂！」我對來人說：「他們是主動來的，我不能說別到我家來，我可以應許以後少點。」（此時我還未恢復公民權）。我心想，最起碼在我屋裡應該有我宗教自由吧！聚會只要不擾民不妨害治安，別人無權干涉。後來由於到我家來聚會的人越來越多，實在容納不下，只要將聚會遷到我大女兒家，她家住朝陽區廣渠門外垂楊柳，她住在高樓十層三居室，她們工廠是星期二公休，平時樓裡人很少，我們關上樓門聚會，不會對鄰居干擾。因為在她家裡聚會使我大女婿在主的道上大有長進，他們全家四口人於八九年都受了浸。

八九年六月四日期間，市內交通中斷，滿街都是戒嚴部隊，大教堂已停止了聚會，而我們的聚會從沒停止過，平常我從阜城門白塔寺去廣渠門外垂楊柳都坐公共汽車，這期間我都是步行去，往返20多里，有時戒嚴部隊不讓通過，我就指著女兒家所住的大樓說：「這就是我家為什麼不讓我過」。戒嚴部隊不得不放行了。

參加聚會的人數像滾雪球似的不斷增多，終於有一天下午，正在聚會時，來了很多派出所的民警，強制停止聚會，壽弟兄最後做了一個結束禱告，把我叫到派出所，其它信徒逐個登完記，也都放回了家，第二天他們又叫我到朝陽分局，一位管宗教的喝斥我說：「監獄這麼多年就沒給你改造過來嗎？下次不許到這裡來聚會」，從那以後，聚會又搬回了我的家。後來我們採取「化整為零」和「打游擊」的方法，聚會的人員太多就再分家，以家為單位，這次在這家，下次在那家，定期輪換。

一九九四年夏末初秋，一位出國的金弟兄願意把他在東城區朝陽門內南豆芽胡同68號的住房借給我用，聚會仍在白塔寺我家，當我考慮到新址有兩大好處：一、那裡獨門獨院，既安靜又寬敞，還有電話，因此無論是接待信徒和同工以及相互聯繫等都比較方便；二、白塔寺原址專做聚會之用，室內傢具撤除可增大聚會使用面積，雖然每次聚會我和內人東城至西城往返奔波辛苦一點，也每次聚會可容納三十多人，大家都很高興。

在新址住了一年，在這期間，民警曾多次來到家裡告戒要注意安全如防盜等等。一九九五年8月14日（星期一）當地派出所的民警來到我家突然對我說：「你們住在這裡不合適，到你們這裡來的人那麼多，那麼複雜，你們也沒有辦理租賃手續，也沒報戶口，現在『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很快召開了，限你們在這星期五一定搬走。那天我們會來看你們搬走沒有。」隨後問我：「你家有宗教書嗎？」我說：「有」，幾個民警走到南屋見窗台上用床單罩著放有一些聖經，就說：「這是非法的，你為什麼不上繳？「然後就把放在那裡的聖經全部裝到他們開來的汽車上拉走了。當時沒有清點數量，拿走時也沒有留下任何字字據。我估計約有二百多本。

八月十七日上午，我三兒媳和小女兒兩人前往派出所找負責人交涉：「房主有許多傢俱和家用電器，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等都放在屋裡，由我們代為看管，假如我們搬走了，這些東西一旦失盜，我們要承擔賠償，如此我們已給住在香港的房主打了長途電話，對方表示最近因身體不適，待稍好一點就馬上回北京，我們等他回來之後再搬，免得房子空著被人偷走了東西。」雖經再三交涉和請求，均被警方拒絕，並且說：「你們搬走後鎖上門，東西丟不了。當晚派出所又派幾名民警來到我家，見我還沒有搬的動靜，非常不滿，態度十分蠻橫和強硬，當時已經是晚九點鐘，要我立刻去見所長，轉達所長的命令叫我立刻就搬走。我見派出所民警態度強硬，而且發展到不講道理的地步，於是我就對他們說：「無論如何我們立刻搬不走，我們二位老人，已七八十歲了，要搬也得等兒女們休息才能搬」，也許他們聽我講的是實情所以就不在說什麼了，這時一位女民警問我：「你懂得什麼叫『三自』嗎？」我說：「懂」，隨後他們什麼也沒說。這次又將我家裡擺放著的許多福音單張全部都拿走了。同樣沒留下任何字據，令人氣憤的是，他們剛走不久，家裡的電話既被做了手腳，電話拿起來沒有聲音，既打不出去，又打不進來，顯然，當局想用電話來對我施加搬家的壓力。家裡電話不能用，只能跑到街上去打公用電話，通知兒女們親屬們來幫搬家，第二天，我們正在搬家時，電話突然間能用了，我們根本沒向電話局申請修理，電話就自動修復，說明電話是故意被人掐掉的。這件事就可以看出在我的住宅周圍派出所設有耳目，見我們已動手搬家就向上面做了報告，所以電話馬上就恢復了，我們就是如此迫不得已倉促地搬回了白塔寺。

一九九六年初，國家主席簽發了加強宗教活動場所管理，要實行登記命令，隨後北京市各區既先後開展了實施登記的工作。因我住在西城區，七月三十日下午，西城區民族，宗教僑務辦公室的李科長及另外兩名工作人員來到我家，向我提出登記的要求。我對他說：「按現有的條件，無論那個方面我都不夠宗教活動場所條例第二條的六項要求；我們就一間房子，我也不是牧師，我們既設有規章制度，又設有經濟基金，所以我們認為自己不夠條件，所以不登記。」李科長提出：「到這聚會的人很多，雖然你們這不夠正規宗教活動場所條件，但可以稱做簡單宗教活動場所，按規定也要登記，登記之後來屬於某個大教堂領導，只有按規定登記，聚會才是合法的，若不登記就停止」。於是我就對他講：「讓我們考慮之後再答覆你。」然後他們就走了。

處於這種情況之下，我們經過祈禱並且和同工認真分析了當前的形勢，反覆權衡利弊，大家都感覺到這次是政府部署的全國統一行動，早在幾個月前在一些省市甚至北京郊區都發生了，對家庭教會的領會人和參加聚會的信徒進行了罰款及刑事拘留或入獄判刑等事件，假如我們硬是頂著既不登記又繼續照常聚會，必然會遭到類似的後果。眾弟兄姐妹，皮肉受些苦罰點錢，這都是小事，更重要的是會給神的事工帶來一些不應有的損失，因為白塔寺聚會停了，並不等於停止了牧養工作，況且這裡的聚會被迫停止後，必然會推動更多的小家庭聚會，如雨後春筍般的發展壯大起來，使更多的信徒得到更多的操練，基於上述原因，眾同工一致認為：「我們寧可暫時停止白塔寺的家庭聚會，也決不進行登記。」於是8月2日我既向有關部門正式告之停止家庭聚會的決定。一直在處境艱難中堅持近十六年的聚會，就這樣被迫停止了。

聚會宣佈停止了，可信徒卻照舊來，宣佈停止聚會的一兩個星期，信徒少了一些，可沒幾天，人又漸漸地多了起來，人多了，李科長又來了，並且帶著管片所長來了，可見他們已觀察好久了，是有所準備的，這天是禮拜日，正在聚會，李科長和派出所所長在外邊喊：「把老袁叫出來！」信徒們把我從裡面叫出來，當時我正在講道，所長對我說，「這樣不行，讓你登記你不登記，現在又這麼多人，妨礙交通，這裡是非法聚會，現在正式取締，你讓聚會的人趕緊走！」我耳朵不好，所長的話沒有完全聽清楚，這些話還是事後弟兄們記述。既然沒聽清，我又回屋裡繼續講道，這下所長火了，更大聲的喊：「這裡不能聚會了！馬上停止！老袁出來！你們大家趕緊散開，回家去吧！」聚會被驅散了，有三個青年弟兄留下來陪我，也被他們查了身份證，問是什麼地方人，後來也被轟走了。我一再與他們交涉，據理力爭，最後所長說：「老年人以後可以來，年輕人都要上大教堂，要控制人數，人多了就是你負責！」

後來我們的聚會照常。李科長第三次到我家來，這一次談的很僵。我對他表明了立場，「信徒要來我沒辦法，除非你們把門封上，把我帶走，他們就不來了。至於我個人，我是信仰至上，國家的法律如果和我的信仰牴觸，我只有順服神。」李科長很生氣，說：「你是怎麼念聖經的，聖經上寫的，在上掌權的，你們要順服。你念了這麼多年聖經，卻一點都不順服政府，關你的門就關你的門，你不要以為我們不敢。我只要說一句話，就可以把你逮起來。但你要想一想，你家裡人等了你二十多年，才可把你等回來，你如果在犯法，屢教不該，被我們抓起來，你這樣對得起老梁嗎？」李科長很會說話，軟硬兼施，但說來說去，我就是不肯登記。李科長走時說：「你不要以為我們不敢動你，只要我說一句話，你就完了。」從他走後我們還照常聚會，我想我已經八十多歲了，神還這麼掛念我，我能不掛念他嗎？

宗教場所登記這件事傳到國外後，許多外國弟兄不理解：「為什麼不登記？我們國家也是登記，登記就合法了呀！」就連美國大布道家葛培理也不理解，曾派他的二兒子東門來我找我，勸我與「三自」和好，並邀請我去美國。他說：「三自教會，印聖經，傳福音，救人靈魂。基督徒連仇敵都愛，為什麼不能愛三自呢？」我對他們說：「教會是童女，永遠以耶穌為頭，他們另有頭了，你們聽到的、看到的，是宣傳，在無神論掌權的中國，信仰自由是幌子，控制才是真的。那些曾不參加三自，後來經不住三自重金、地位的誘惑，進了三自，他們的屬靈情況，就遠不如以前了。」

我對信徒說：「大家要做好準備，現在我們是應許一天就聚一天，這個地方不應許了，就去那個地方，總之，聚會不能停，神的工作不能停。」

雖然以後再也沒提登記的事，但我們的聚會還是被政府勒令停止過幾回，九七香港回歸，派出所通知我三天內不許聚會，這三天他們把我和內人用車接到離我家不遠公安局的一個地方，大鐵門，沒有門牌，有兩個幹部一刻不離的陪著，早晨接，晚上送。這樣讓我們看了三天的電視。

第二次是九八年初秋時節，美國的一個由三個宗教組織組成的代表團，來中國考察，要想見我，而政府卻不讓見。同樣他們來到我昌平的住址對我說：「這麼熱的天，你就自己在這查經吧！」不讓我離開住所去聚會。

第三次是中共召開「十五大」整整兩個星期公安把著門不讓出去，我對他們說：「你們這是強制，我心裡不服氣」。

第四次是美國總統克林頓訪問北京的時候，當時有兩千多名記者隨同，他們又怕記者採訪我，不讓我聚會，我對他們說：「克林頓是大總統，我是小老百姓，他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他，他來和我有什麼關係呢？」他們回答：「克林頓來，帶著很多記者，這些記者難免不找你。所以只要克林頓在北京，你就不能聚會。」我很氣憤說：「克林頓是政府邀請來的，又不是我請他來的，你們請來的客人，你們自己管好，憑什麼反倒管我，不讓我出門？」

最令人可笑的是，他們還讓我寫個紙條，說自己病了，停止聚會。我鄭重的對他們說：「我是基督徒不能說謊，我不會寫的。」在聚會點門前，他們對來參加聚會的信徒說：「袁相忱病了，你們回家吧。」

九八年八月一日，我租用國棉三廠游泳池兩個小時，為三百一十六人施洗，歸向耶穌，後來又被他們叫到公安局，我說：「我沒有犯法，我是在游泳池裡活動，不妨礙交通和治安。」公安說：「宗教活動只限於教堂裡面，不許在外邊。」我對他們說：「你們不應管這事，這是我們教會內部的事。」公安人很生氣：警告我：「下次不許你再這樣，否則後果自負。」公安還提醒我說：「九九年很重要，一是澳門回歸，二是「六四」十週年，你們要有思想準備。」

除了被迫停止聚會外，他們多次找我去公安局談話，原因不外乎是因為發送書籍，聚會人數過多等。「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希伯來書10章25節）。

2001年我們遷入了新居，因原白塔寺的住房是廟產，房管局歸還給了佛教協會，這回「十六大」可能又要被監控上了. 這幾天身體不適，心臟不太好，劉弟兄來看望我, 說我主一生的經歷是寶貴的財富，讓我寫出來，謝謝各位同工，你們為神對大陸聖工有負擔，在中國大片禾場上搶救靈魂，主會記念你們的，我請劉弟兄為我代筆好了。最後我要說的一句話是：「你要誓死忠心」。

2002年5月27日於北京袁相忱口述，劉鳳鋼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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