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5日】論及古羅馬的教父時代和中世紀神學的希腊傳統，就必須談論羅馬初期的新柏拉圖主義的代表人物普洛丁(又譯普洛提諾)。他是西方文化由希腊化轉向基督教化的過渡人物，既是希腊傳統的最后一位直接繼承者，又是教父時代神學的先驅。

普洛丁的求知欲極強，年輕時曾經遍訪名師，卻無一令他滿意。后來，他才發現了一位將基督教和柏拉圖結合起來的老師，在其門下苦學十年。之后，他又游歷了東方，學到了古波斯的僧侶之術和婆羅門的智慧，便返回羅馬。

普洛丁生活在羅馬帝國歷史上最多災多難的時期，然而，奇怪的是，在他的著作中卻見不到絲毫苦難的影子，而是充滿了發現神圣价值的喜悅和陶醉。他熱衷于柏拉圖哲學，是新柏拉圖主義的代表性人物，但他似乎忽略了柏拉圖哲學中對人性分裂和社會惡俗的痛苦體驗，而專注于柏拉圖那縹緲的“理念世界”和玫瑰色的“理想國”，他描述了純洁的理想主義，甚至打動過當時的羅馬皇帝加列努斯（Galliennus）。

這位皇帝曾請他做大臣，允許他在坎帕尼亞建立一個理想國，以柏拉圖提供的政治原理進行治理。但是，不知為什么，皇帝后來又改了主意，撤回了他的允諾。普洛丁并沒有因此而沮喪，依然按照自己的信念生活，雖身處朝廷的奢華之中，卻保持著自己一貫的簡朴，所以，他被稱為高洁的圣人。也就是說，借助于柏拉圖的超驗哲學和斯多葛主義的苦行式解脫，普洛丁擺脫了現實中的享樂欲望，也同時擺脫了唉聲嘆气的悲觀和憤世嫉俗的激烈。他說：自己之所以對現實世界沒有任何留戀，是因為沒有什么值得留戀之處。當世俗欲望被神圣价值所克服，人世間的苦難便不再是精神重負，而是無法引人墮落的身外之物。由此，他便進入凝神于一的沉思境界，全身心地專注于一個至善至美的永恒天國。他相信惟有死后的天國才值得為之獻身。人應該閉上雙眼、堵住兩耳，等待那得救的一天。

在普洛丁的新柏拉圖主義中，蘊含著《圣經》般的虔信——相信吧，“上帝說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這种圣經句式，在普洛丁的表述中就是：相信神靈，就會解脫。這种不需要任何邏輯推理和理智認證的絕對命令，表現出一种無法抗拒的征服力量–上帝要人類受苦和要人類得救，同樣是無法抗拒的。當普洛丁把古希腊后期的“出世主義”(沒有上帝拯救，只是人放棄世俗走向自然)變成新柏拉圖主義的“超脫論”時(等待上帝拯救)，中世紀的救世主義便萌生了。

其實，普洛丁也未必不懂人世的苦難，他曾講過一個處女墮落和得救的故事，可以視為他對塵世的苦難和罪惡的理解。故事說：一個純洁的處女經不住現世的誘惑，失身而墮入塵世之中，受盡了种种苦難；后來，她在神父的指引下醒悟過來，重新回到圣父的怀中。塵世的婚姻是不洁的愛，塵世的放蕩是不貞的愛，必須變塵世之愛為天上之愛，人才能純貞、能得救。在這里，墮落就是原罪，受苦就是贖罪，得救就是天堂。所有樂觀主義的形而上學及其宗教，事實上都源于為逃避現世的苦難而對超現實幻想的信仰。但是，普洛丁是真誠的，極度真誠的，他不是為了擺擺樣子以獲取一個正人君子的美名，而是虔誠地相信那個超驗的永恒王國，真誠地希望人人都能擺脫現世的誘惑、墮落和毀滅，進入這至善至美的天國。他在生活上從來不注意自己的世俗欲求，具有一种難以企及的純洁性。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欲的消逝是神的誕生。”正是他的哲學，啟發了后來的“原罪論”。

他真誠地描述過自己超脫塵世而進入另一個世界的內心體驗。這段描述，也是出自普洛丁筆下的最著名篇章：“這曾發生過許多次：擺脫了自己的身體而升入自我之中；這時其他一切都成了身外之物而只潛心于自我；于是我便窺見了一种神奇的美；這時候我便愈加确定与最崇高的境界合為一體；體現最崇高的生命，与神明合而為一；一旦達到了那种活動之后，我便安心于其中；理智之中凡是小于至高無上者的，無論是什么我都凌越于其上：然而，隨后出現了由理智活動下降到推理的時刻，經過了這一番在神明中的遨游之后，我就問我自己，我此刻的下降是怎么回事，靈魂是怎樣進入了我的身體之中的–靈魂即使是在身體之內，也表明了它自身是高尚的東西。”

普洛丁反复強調進入這种境界需要上帝之光的照耀和啟示，甚至，他在進入凝神于一的狀態時，會生發出一种似神的感覺，他說：“只要靈魂是合乎神的標准的，將要看見神，也將要發現自己被智慧之光所照亮，或者，她可能把自己想象成真光，沒有任何重擔，頭腦敏捷，變成好像神一樣。”（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愷撒与基督》P805，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北京）

在這里，柏拉圖的形而上學的理念論，發展為普洛丁的太一、精神、靈魂的三位一體，從而以哲學的形式開啟了后來神學中的圣父、圣子、圣靈的三位一體。在普洛丁的三位一體中，亞里士多德式的靈魂与神的并列不見了，有的只是：太一至高無上，精神和靈魂處在屈從地位。“太一” 是對現世存在的絕對超越，既是宗教上的神，也是倫理上的至善，因而也就是哲學上的至真，藝術上的至美。在柏拉圖，理念至上，現實是理念的投影；在普洛丁，太一至上，精神和靈魂是太一的投影，到了中世紀的神學，人是上帝的投影。在這三者的傳承關系中，我們看到了由古希腊形而上學到古羅馬神學的清晰思想線索——由哲學的形而上學之真，轉向倫理的形而上學之善，再轉向神學的形而上學之真善美的合一。人只有擺脫了肉體和塵世的誘惑和紛爭，潛心于內在靈魂的自我精神，才能徹底超脫，与太一融為一體，完成最崇高的生命。

如果從審美的角度看，普洛丁的太一境界与東方式的“天人合一”頗為相似，但在普洛丁的境界中，“太一”是絕對超驗之神，沒有任何世俗之物的關涉，而非老庄式的泛神論之道，甚至可以“在尿溺”中找到。然而，普洛丁的哲學，既缺少柏拉圖式的由清明理智到沉醉狂迷，由現實悲劇到烏托邦喜劇的過渡，也缺少庄子式的由怀疑到幻滅，由幻滅到絕望，由絕望到逍遙遊。而普洛丁，只有過多的審慎、太審慎和樂觀、太樂觀，審慎到近于冰冷的清醒程度，樂觀到相信人終可以獲救。西方人對人世苦難銘心刻骨的體驗（也就是西方文化中的悲劇情怀和幽暗意識），最早表現在古希腊悲劇的命運之不可抗拒的宿命觀中，之后表現在柏拉圖的理想与現實相分裂的理念哲學中，到了神學時代就由人的原罪論來表達，特別是表現在基督教神學的第一位天才哲學家圣奧古斯丁的著作中。

可以說，在進入黑暗時代的門口，古希腊的樂觀精神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式的掙扎，由普洛丁哲學承擔。他只鼓勵人們專注內心的恬靜，而不看外部世界的紛擾；只要人們超脫而不想能不能超脫。一個被苦難和失望所折磨的時代的開始，就這樣被普洛丁的上帝之光忽略了，如同中國那血雨腥風的魏晉六朝時代，被那瀟洒飄逸的魏晉風度所忽略了一樣。

如果說，古希腊后期哲學的主題，已經由學問轉向了德行，由對自然之真的研究轉向了對道德之善的追問，那么，普洛丁完成了這种轉變，并開啟了神的哲學主題。這一主題所追問的不是自然的起源、本質、歸宿，而是人的起源、本質、歸宿。古希腊人探討自然時，所确立的先驗的絕對前提是“數”、“火”、“原子”、“理念”之類的本源，中世紀神學探討人本身時，所确立的先驗的絕對前提是“上帝”：“人從哪里來，又到哪里去”，是中世紀所有哲人的主題。對自然之真的研究再度成為哲學的主題，要等到人們從漫長的苦難歷程中蘇醒過來的文藝复興了。

2003年10月8日于大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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