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日訊】在大陸，因房屋被拆遷而引發的民間抗議不斷激烈化，導致人員傷亡的悲劇並非個別現像。根據中共官方統計，從去年1月到7月，在因房屋拆除引發的三級以上的事故中，共造成26人死亡，16人受傷。同時，與拆遷有關的投訴也越來越多，僅今年前八個月，信訪局就收到了11641封有關拆遷問題的投訴信件，比去年同期增加五成，上訪人數為5360人，也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將近五成。

最近，接連發生了三起因強制拆遷而起的自焚事件，特別是從安徽到北京來討說法的農民，在申訴無門的絕望中，9月15日自焚於天安門金水橋旁，更成為國內外媒體的熱點之一。

在自焚事件成因的諸因素中，官府的冷血和資本的貪婪，固然是重要因素，然而，至關重要的因素是國民權利缺乏法律保護，形成了政府權力和百姓權利之間的巨大不對稱。絕望自焚的背後是巨大的人權災難–國民個人的私產權、公平交易權、申訴權、享受公正裁決的權利、甚至是人身保障權的嚴重殘缺。

私有產權的缺失

中共國務院制定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賦予了政府部門以任意擴大拆遷範圍的強制權力，而如此惡法之所以能夠出台，就在於國民個人的土地私有權的空白。儘管，改革以來，下放土地使用權一直是官方政策，從最早的農村土地使用權的下放，到房地產熱中的城鎮土地使用權的下放，再到居民住房的商品化，下放土地使用權已經普及到全國和多種方式的土地交易。

表面上看，這是衙門權力下放的過程，也是一個私有化的過程，但在實質上，這至多是一種政府仍然握有收放決定權的”半吊子私有化”，也是擴大權錢交易的腐敗範圍的過程。中國的土地仍然是”國有”的，在所有權的意義上，作為分散個體的百姓實際上沒有任何土地資產，而只有政府租給他們土地使用權，類似於1949年前的土地所有者與雇農之間的關係。只不過，過去的土地主人只是一個人數有限的食利階層，租賃土地者在數量上也只是民眾中的一部分（哪怕是大部分），而現在的土地主人是打著國家名義的中共政權，它是土地所有權的唯一老板，租賃土地使用權的是全體國民。在此意義上，中共政權強制剝奪私人財產權的整體性，在性質的野蠻和惡劣上，遠甚於1949年之前的任何政權。

土地使用權歸個人而土地所有權仍然歸政權的畸形產權–強制拆遷私人房屋的政府行為，卻發生在”國有土地”上，”國土”賦予了強制拆遷以”合法性”。然而，這種所謂的”合法性”是典型的惡法：在公有住房商品化中，政府已經將”國有土地”的使用權有償出讓給私人，就等於私人與政府定立了契約。在交易已經變成雙方認可的契約之後，契約本身就具有了法律約束力，如果政府仍然強制介入就是違約違法。正如青年學者王怡在《質疑”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的合憲性》一文中所言：”土地使用權是一種物權，土地使用權及其附著的房屋所有權是老百姓用一生積蓄換來的、安身立命的最重要的財產權。拆遷問題首先不關乎補償，而關乎對私人產權的剝奪。”

而且，普通市民也對強制拆遷的合法性提出質疑。今年8月31日，六名北京居民聯名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工作委員會，對《北京市房屋拆遷管理辦法》和國務院發佈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提出質疑，認為這兩個法規中有關強制拆遷的條款，嚴重違背了《憲法》第十三條、第三十九條和《民法通則》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和第七十一條之規定。

缺乏公平交易權

在”半吊子私有化”的現實中，不可能有自由而公平的市場交易發生，而只能有既不自由、更不公正的”半吊子的市場交易”，因為完善的市場經濟必須以完整的私有產權為基本前提。當交易發生在私人之間時，不完整的私產權還可以作為交易前提，而當交易發生在私人和政府及其權貴之間時，不完整的私產權就等於什麼也沒有。無論是城鎮土地還是農村土地，一旦列入政府的開發計劃（城市規劃、商業開發、基礎設施如鐵路、橋梁等），私用地就自動轉化為公用地，擁有土地使用權的個人便喪失了自由處置權或自願交易權，而必須屈服於政府的強制收回之下，正如六公民上書指出的那樣。

中共各級政府出台的拆遷法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三條、第四條及第七條之規定相悖，因為強制拆遷中的交易價格完全由單方面確定，是典型的強迫交易。在政府主導的大規模的拆遷改造中，買賣與否、買賣的時間和價格、買受及賣予對象等交易關係的基本因素，皆以政府強制力迫使房屋所有人接受，不想賣也得賣，對交易條件不滿意也得接受，以至造成違法拆遷比比皆是，甚至”不惜運用犯罪手段”。

缺乏申訴權和公正的司法裁決權

中共各級政府在制定土地開發規劃時，無視百姓的知情權和基本利益，根本不徵求民意，不進行公開的社會聽證，至多做一點所謂的”專家論證”，完全是黑箱操作，是壟斷權力和長官意志的濫用﹔在土地開發的實施階段，基本上採取強制性開發，根本不顧及當地居民的利益要求﹔由強制拆遷所造成的政府及其權貴與百姓之間的衝突，其結果大都是以官府及權貴們的勝利告終。受侵害的百姓，不僅申訴無門，即便有門，申訴也很難奏效。

因為，”土地國有制度”淪為強制開發的尚方寶劍，”顧全經濟建設的大局”成為強制拆遷的最大借口，實質上是在為權貴私有化的保駕護航。中共政權及其相關的機構，不但黑箱制定開發規劃、非法介入本該加以迴避的商業交易，而且在介入中充當開發商的支持者和保護者：

一方面，默許甚至縱容開發商採用恐嚇、騷擾和暴力等黑社會手段，輕則停水停電，重則動用警察抓人，甚至不惜雇佣打手，或毆打房主、或縱火毀財、或深夜綁架……對拆遷戶進行強買強賣﹔另一方面，當開發商與住戶發生衝突時，政府就動用公、檢、法為開發商撐腰，在土地使用權的擁有人遭受到人身和財產侵犯時，本來應該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26條的認定：強迫交易屬犯罪行為。特別是拆遷人以暴力、威脅等手段的強迫交易，理應受到《刑法》的嚴懲。然而，對強制拆遷中的種種違法暴行，公安視而不見，檢察院知而不究，法院或不受理控訴或判決控方敗訴。

現代意義上的貧困，絕非單純的資源匱乏和供給不足，而更多的是制度貧困或權利貧困，即權利分配的嚴重不公。一個用”惡法”剝奪民眾的基本權利的制度，既沒有合法性可言，也不可能消除現代貧困。所以，在受害群體很難尋求到有效的行政保護或法律保護之時，走極端的自焚式反抗便成為弱勢群體的最後維權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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