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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18日訊】以悼念王若望先生開局的2002年，人權話語遍地開花，正在完成由精英們的實驗室向俗衆的大地移居的過程。如果單從人權意識覺醒的廣度來看，已經超過1980年代的任何一年，功勞主要應該記在精英們頭上，次要方面則是托互聯網之福。以大慶8萬職工爲代表的數十起發自底層民衆的大規模抗議示威，“天安門母親”行動，中共被迫釋放方覺徐文立等民主人士，控訴網路管制的簽名活動，反獨裁者連任的致“十六大”公開信，香港6萬人反23條立法大遊行，“阿安紮西案”簽名援助行動，年終歲首的聲援劉荻簽名活動……這些亮點將過去一年點綴得分外妖嬈。在另一層面，體制內明智人士的立場也大有“向我靠攏”的迹象：有助於培植國力的農村稅費改革全面鋪開，民間資本力量的日益坐大，深圳謀劃急轉身啓動政治改革試點，江澤民在黨內黨外而重點是黨內的種種壓力下終於被迫遜位，執政黨內的政治改革聲音愈來愈響亮，私産入憲和旨在保護公民人權財權的民法典草案浮上水面，以胡錦濤爲首的“第四代”以憲法的聲音蓋過“三個代表”的叫囂，讓人們生髮出“法治的政府而非人治的政府”的希望。2002，體制內的務實派與體制外的自由民主力量有內外協同形成合力夾擊保守派的趨勢……在經過十餘年痛苦的沈寂之後，1989所凝聚的道義資源終於開始發揮效力。13年來，被強行按下的1989的頭顱從來沒有昂得這麽高。人們像商量好似的，掙脫犬儒主義的羈絆一齊向威權政治大聲宣告：我-不-服-從！面對2002的強大的反對聲音，北京當局雖然依舊手持屠刀，卻一次次上演“心太軟”的啞劇，只能借助僅存的一點點暴力資源在遠小於既往的範圍內“只做不說”。托克維爾說過：“如果政府是軟弱而有節制的，只在萬不得已時才動用武力，對局部的接連不斷的不服從行爲置之不理，則國家將逐漸墮入無政府狀態；而如果政府是魯莽而強大的，每天都使用暴力，則國家很快就會變成一個純粹的軍事專制國家。” 如果在這句名言後加上尉健行先生的“留給黨的時間不多了”以作尾綴，難道我們不應該感謝2002嗎？

強大的“自由民主”旋渦裹挾住2003的年頭，使它既不可能轉向，也不可能停滯，更不可能後退。雖然政權在宏大敍事方面依然強作鎮靜，但來自民間的洶湧澎湃的暗潮已會集起不可阻遏的力量。

迄止昨天，發自“罕見奇談”的聲援劉荻的簽名達到創紀錄的855人。簽名者遍佈美洲，歐洲，澳洲，大陸及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簽名者中間既有國際知名的大學者，大作家，大記者，也有許多一般民衆。這個無辜的24歲女孩子的悲劇故事只要一天還在世界範圍內流傳，就在那一天瓦解著北京當局已趨分崩離析的道義基礎。某種意義上說，自由主義信徒們應該感謝北京那些愚蠢的傢夥們。正是他們拘捕“不銹鋼老鼠”的不法行爲，使得13年來被專制離解成原子狀態的良知重新會聚到一起，使得許多因北京挑撥離間而爭執不休的論敵在“基本人權”這一底線上達成了共識，重新團結。

發生在岳陽市的市長落選新聞像劃過暗夜的流星。這件事的不同凡響之處在於它發生在專制塗毒至爲嚴重、民主人權理念“春風難渡玉門關”的閉塞的中西部地區。它折射出窮居內陸的人們對被操縱的選舉的厭倦，和因此而生髮出不甘於受辱的自主意識。從這件事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體制內下層與高層對峙的苗頭，還可以看到利益博弈對民主集中制的本能反動。“一葉落而知天下秋”，區域自治意識正在古老的大地上覺醒。

另一個來自友人的“小道”消息讓我更加鼓舞。北京一位主動承擔代我買書義務的教授來信說，哈耶克等自由主義學者的著作遍尋不著，書店方面講，思想類書籍最近賣得脫銷。“思想淡出，學術凸現”曾經不久還是人們逃避社會責任的藉口，然而，現實讓人困惑的太多，讓人迷惘的太多，讓人痛恨的太多，既然暴力的選擇隨20世紀的落幕而退出歷史舞臺，認真思考不可能不是理性的最後選擇。隨著自由、憲政、民主等觀念“隨網潛入夜”，建構在謊言基礎上的官方話語遭到越來越多的人們的厭惡，自由主義思想家經典著作的市場將越來越廣闊。隨之而來的，則是憲政民主的土壤越來越深厚。

作爲一個自由主義者，展望2003，我沒有任何道理不感到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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