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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語﹕“英雄”影片反應種種﹐讓人聯想起本文所敘述的這段今已鮮為人知的往事。這似乎是藝術魅力與倫理律令之間永恆的較量。本文原標題為“雷芬斯塔爾﹐永遠有罪的玫瑰？”

這次發表加以改動﹐因故未能征求原作者意見。原附插圖由于技術緣故暫時無法奉上﹐一並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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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是不被允許犯錯誤的。” ——萊妮雷-芬斯塔爾

作為導演，她一生中只導演了7部影片；作為演員，她出演的影片數目大約是前面那個數字的2倍———但讓她在歷史上留下名字的恰恰是前者。如果再細細計算，她輝煌的時代加起來只有短短几個月。在這几個月里，她創造出來的美，超過了此前一切時代電影紀錄片的總和。然而就是因為這几個月，世界永遠沒有原諒她。

萊妮雷芬斯塔爾，1902年出生于德國一個商人家庭，起初是一個跳芭蕾舞的演員。然而有一天，她在地鐵里看到了阿諾德范克博士導演的《命運山峰》海報，電影鏡頭中的山峰仿佛具有一种异常的美，她在這种美里沉醉了。不久，她向范克毛遂自荐，要求在他的下一部影片中扮演角色———她成功了。短短几年后，萊妮雷芬斯塔爾已經成為德國最著名的影星之一。曾經執導過《藍天使》的馮施登堡甚至說：“我可以把你塑造成第二個瑪琳黛德麗。”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納粹党上台了，萊妮雷芬斯塔爾的命運要改寫了。 1932年，雷芬斯塔爾在德國電影前輩的指導下，導演了自己第一部影片《藍光》。次年她為納粹党大會拍攝了一部紀錄片，這部影片的拷貝從未問世，但雷芬斯塔爾在拍攝紀錄片方面的天才卻已嶄露頭角。于是1934年，當希特勒和他的党羽們在紐倫堡舉行閱兵典禮時，32歲的萊妮雷芬斯塔爾被理所當然地選中，指揮全部電影拍攝工作。

納粹党為她提供了任何一個導演都會為之咋舌的工作條件：無限制的經費，一百多人的攝制組，36架以上的攝影机同時開工，再加上無數的聚光燈隨時听候調遣——希特勒投下這么多的馬克，為的就是要把納粹党變成銀幕上最美和最有力量的形象。

雷芬斯塔爾做到了這一點。 這部紀錄片后來被命名為《意志的胜利》。《意志的胜利》具有一种宗教意味。 它以希特勒的專机從茫茫大霧中顯現為開端，充滿了游行、集會、震耳欲聾的吶喊以及如林的舉手禮，最后在瓦格納恢宏的史詩音樂里告終。

雷芬斯塔爾在影片中創造性地使用了多种表現手法，在希特勒驅車檢閱游行隊伍的場景中，雷芬斯塔爾打破了一直被奉為金科玉律的完整构圖原則，希特勒的頭部在畫面中被切去三分之一，這樣就使他的背影占据了整個畫面的一大半，而游行隊伍則變得相對渺小，而且仿佛是從希特勒舉起的手臂下面魚貫而過。

曾經有人評价《意志的胜利》具有一种宗教般的意味，希特勒宛如《出埃及記》中的摩西，率領他的子民度過紅海，前往流淌著蜜与奶的地方。

此后的几年里，無數德國人坐在電影院里，觀看這部影片一直熱淚盈眶。當他們离席起身的時候，所有的人都篤信希特勒是一個英雄，是上天派來的彌賽亞。他們決心為他做一切事情，包括慷慨赴死———很多人的愿望實現了。

在未來的10年之內，這個蓄著小胡子的人將指揮他們前往世界各地，然后死在北非，死在諾曼底，死在斯大林格勒。

《奧林匹亞》成了體育紀錄片的圣經

無論雷芬斯塔爾愿意与否，從1934年開始，她已經被公認為是納粹党最有力量的宣傳机器了。

1936年柏林奧運會舉辦之際，她受國際奧委會之托為奧運會拍攝紀錄片。這部后來被命名為《奧林匹亞》的紀錄片，几乎成了所有體育紀錄片的圣經。雷芬斯塔爾在其中創造的許多拍攝技法被無數后人所效仿，例如使用同步器拍攝百米賽跑場面，在地上挖深坑，以低机位拍攝跳遠運動等。

与此同時，這部影片在畫面審美方面同樣達到了極致，影片開頭的古希腊奧運會賽場廢墟，讓人感覺每一塊石頭都具有著惊人的美；繼而，几個裸體男女手持各种運動器械的鏡頭和“擲鐵餅者”等著名雕塑交替出現。戈培爾把這組鏡頭闡釋為“优等种族”理論的圖解，但是它所紀錄的人體之美和儀式之美，又的确讓以后的電影人嘆為觀止。

但這已經是戰爭的前夜了。1938年，雷芬斯塔爾出訪美國，為她的《奧林匹亞》進行宣傳，但是好萊塢卻給了她這樣的歡迎詞：“萊妮，滾回家去！”———制片商們都不敢見她，怕從此影響公司的聲譽。最后她竭盡所能主持了一場《奧林匹亞》的非公開放映，好萊塢不少圈內人在黑暗中偷偷溜進影院。

美國評論界畢竟無法忽視《奧林匹亞》的成就，《洛杉机時報》曾這樣評論道：“這部影片是攝影机的胜利，是銀幕的史詩。”

一枝永遠帶罪的玫瑰

一年后，戰爭爆發了。整個戰爭期間，雷芬斯塔爾匪夷所思地沒有參与任何納粹宣傳片的拍攝———或許她此時已經刻意地与希特勒拉開距离。

40年代初，她拍攝了自己最后一部故事片《蒂芬蘭》，這部直到1953年才得以公映的影片成了她最后的罪狀。因為影片中使用了一群來自集中營的吉普賽人，戰后再沒有人相信她關于自己對种族滅絕計划一無所知的辯解。

希特勒垮台之后，雷芬斯塔爾成為第一批被逮捕的電影人之一。此后的几年里她數度被送進監獄，直到1949年才重獲自由。然而她的電影生命已經被處以死刑了，戰后50多年的時間里她再沒有執導或演出過任何影片。在各种文獻記載中，她被說成是納粹的宣傳工具、希特勒的女人。

中年以后的雷芬斯塔爾曾經前往非洲大陸，出版過一本有關土著生活的攝影集，72歲時她又開始學習潛水和海洋攝影———熱帶魚和珊瑚，也許它們畢竟不像人類那樣危險吧？然而這個世界仍然沒有放過她。

1997年，德國漢堡舉行了一次“雷芬斯塔爾劇照和攝影展”，立即有抗議者打出了“納粹展覽！”、“不許兜售法西斯美學！”的標語。為此，雷芬斯塔爾憤怒地說：“不要因為我為希特勒工作了7個月而否定了我的一生！”

雷芬斯塔爾直到今天仍然生活在這個星球上，生活在曾經給了她巨大榮譽然后又將她唾棄的人群中間。如果不出現意外的話，几個月后她將度過自己的100歲生日。這個世界上的很多東西都已經改變了，當年曾經同樣為納粹充當宣傳工具的許多藝術大師們，包括羅貝爾多-羅西里尼，薩爾瓦多達利，馮卡拉揚都在戰后獲得了重新工作的机會，而且名聲依舊顯赫。《意志的胜利》和《奧林匹亞》在經過長時間的禁止后，重新發行了DVD并在電視上公映。

她在這兩部紀錄片中創始的技法，被無數后人或巧妙或拙劣地反复模仿著。斯蒂芬斯皮爾伯格和喬治盧卡斯都曾公開地向她表示過同行的敬意。在這個意識形態對立逐漸淡化的時代里，人們再一次感受到了這兩部作品中強大的力量、秩序和美。

中國的學院教授們甚至不敢把《意志的胜利》在課堂上全部放完，他們說：“它的力量太強大了，我擔心我的學生如果把片子看完，就會變成真正的納粹。”

然而這一切對于雷芬斯塔爾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她在經歷了60年的流放之后，已經步入人類生命的極限，接下來的時光不再屬于藝術而屬于上帝。一种恨竟然能夠長達60年，或許是因為其中摻雜了恐懼的因素。影評人里查德考利斯就此說得很坦率：

“那是因為《意志的胜利》拍得太好了；加上，她的風格；加上，她是個女人，一個美麗的女人。”

雷芬斯塔爾的故事為人類藝術提出了一個永遠無法解答的命題：美与非美，罪与非罪。當它們糾纏在一起的時候，到底應該如何去定義和評价？從有毒的荊棘中生長出來的花朵，有沒有權利具備獨立的香气和色彩？對于它，可不可以單純地從美學的角度來加以欣賞和闡述。或者說，那永遠是一枝帶罪的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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