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俘的安德洛瑪刻》（Captive Andromache，約1888年）由英國學院派畫家弗雷德里克‧萊頓（Frederic Leighton，1830–1896年）構思並創作，動人地展現了母親與孩子、丈夫與妻子之間的情感。在萊頓敏感的筆觸下，這些充滿愛的親緣關係，為安德洛瑪刻在特洛伊戰爭後經歷的國破家亡，提供了修復的解藥。這幅畫也提醒我們，往往透過失去，我們才學會珍惜擁有。

學院派藝術的目標，是成功引導觀者超越時空，領略一種真實即景。萊頓的創作達到了這一效果，畫作描繪荷馬《伊利亞特》（Iliad）中的一幕：剛失去丈夫赫克托耳（Hector）的安德洛瑪刻哀悼丈夫，也思考著幼子的未來；四周是一群汲水的女子，她們手持希臘水壺（hydriai），正在公共噴泉邊盛水。

萊頓對《伊利亞特》的逼真詮釋

當《被俘的安德洛瑪刻》於1888年在英國王家藝術研究院（Royal Academy of Arts）展出時，展覽目錄中包含了由白朗寧夫人（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翻譯的《伊利亞特》中的詩句：「將來，有旁觀者見你流淚，會如此說道：『這就是她，赫克托耳之妻，在所有特洛伊人浴血而戰時，最驍勇善戰的那個赫克托耳。』」

《被俘的安德洛瑪刻》描繪的場景不是史詩中的事件，而是《伊利亞特》第六卷中，赫克托耳描述的想像：他預見到自己死後，妻子將受希臘人奴役。因此，當你默想著赫克托耳死於戰場，追隨畫中安德洛瑪刻的目光，《伊利亞特》第22卷中寡婦哀歌的場景，便會浮現在觀者腦海中。

在哀歌中，安德洛瑪刻對兒子阿斯提亞納克斯（Astyanax）將在沒有父親的狀況下成長表達了悲傷，她思考著赫克托耳之死將使兒子在世上缺乏親情的安全感。赫克托耳不僅是阿斯提亞納克斯的父親和安德洛瑪刻的丈夫。在《伊利亞特》的架構中，赫克托耳還象徵著一種父性的理想；他的角色體現了一種秩序與和平的願景。

因此，《被俘的安德洛瑪刻》不僅捕捉到一位寡婦對亡夫的哀悼，也傳達了一個國度的悲傷，因為赫克托耳之死標誌著特洛伊人的戰敗。在《伊利亞特》中，希臘詩人荷馬展現了對「敵人」的深厚同理心，將一些最感人的場景刻畫留給了赫克托耳的家人。萊頓的畫筆成功捕捉了詩人感同身受的情感。這幅畫不僅動人地描繪了安德洛瑪刻被俘禁，還對過去和未來進行了冥思，無論是在這位新寡者的家庭層面，還是在國家層面。

講述故事

畫作描繪清晨時分，鎮上居民聚在公共噴泉旁，往水壺裡裝水，她們寶石色系的長袍在晨光中相當耀眼。伴隨溪流，聽覺上喚起悅耳的潺潺水聲，形成宛若白噪音的聲音背景，反襯出畫面中心的心理戲。

即便觀者不了解故事情節，這幅畫依然傳達出很多信息，引導觀者聚焦於安德洛瑪刻的複雜心理；畫中的她身裹黑色大袍，側臉低垂。

周圍的正常世界依然忙碌不休，但她已知悉令她頓感天崩地陷的悲劇，這將她與這種節奏隔絕開來，拉開了與周邊環境的心理距離。

在為安德洛瑪刻而作的中（用木炭和白粉筆繪製在棕色紙張上），我們得以窺見萊頓在定下這位寡婦頸部姿態時的構思過程。在右側的縮略圖中，萊頓讓安德洛瑪刻的臉孔朝向觀者，整個臉部都在陰影中。他隨後決定，最終構圖不採用這個姿態，由此在較大的粉筆素描中重新調整，同時也探究光線與布料間的互動關係。

在身著橘黃色長袍的女子與安德洛瑪刻之間，有著一種驚人的相似。在所有人物中，只有這兩個人物的姿態與頸部側面的俯角相同——二者都以陰影方式提煉出形體。

與面部的相似截然相反，比起身體蜷縮的安德洛瑪刻，橘袍女子的身體姿態富於動感，彷彿萊頓在暗示，她代表著安德洛瑪刻如果沒有失去丈夫會是什麼樣子。女子長袍的鮮豔色彩，讓人聯想到火光的溫暖或陽光透射的花瓣，與安德洛瑪刻象徵哀悼的黑曜石色長袍形成強烈對比。

與安德洛瑪刻衣著最相似的人物，其實是畫面左下角的織布老婦。這位婦人的臉部也以側面呈現（儘管完全被陰影遮住），她是安德洛瑪刻之外的兩個黑衣人物之一。這似乎在暗示，老婦的現在，就是安德洛瑪刻不久的將來：年老與孤獨很快就會追上這位寡婦。

這位織布老婦讓我們想起《伊利亞特》第6卷中赫克托耳的話，當時安德洛瑪刻苦勸丈夫不要參加戰鬥（「可憐可憐我吧，請你留在護牆內，不要讓你的孩子成為孤兒，你的妻子淪為寡婦」）。赫克托耳是典型的英雄和男性化理想範本，他拒絕在同伴戰鬥時退縮，於是以悲傷的心情回應妻子，因為他內心知道特洛伊將陷落：「在阿耳戈斯，你得勞作在別人的織機前，汲水在墨賽斯（Messeis）或呼裴瑞亞（Hypereia）的清泉邊，違心背意——必做的苦活壓得你抬不起頭來。」

家庭三人組

追隨安德洛瑪刻哀傷的目光，我們的視線會落在畫面右下角的一家三口身上。母親位於金字塔形構圖的頂端（意在喚起觀者聯想「聖母子」題材所表達的母性理想），她是織布老婦和安德洛瑪刻本人之外的另一個黑衣人物。萊頓再次暗示，如果赫克托耳沒有死，安德洛瑪刻本可以成為這位女子那樣。

小寶寶安靜地坐在母親膝上，她則凝視著寶寶的面容，看著他抓住爸爸的鼻子。父子之間的眼神交流充滿可愛的默契，「家庭三人組」的每個成員間都有著共同的親情紐帶。

萊頓於1878年成為王家藝術研究院（倫敦的首要藝術機構）院長，他的畫作以體現新古典主義的道德化、寓言化和希臘化精神，以及「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美學主張而聞名。《被俘的安德洛瑪刻》與荷馬的史詩直接對話，是他較具新古典主義風格的作品之一。

萊頓秉持學院派藝術的手法，帶觀眾領略柏拉圖式的超時空，同時也超越了純粹的美感，描繪出安德洛瑪刻困境的悲劇性。如此一來，如荷馬一樣，萊頓將特洛伊人「人性化」，傳達出戰爭使得每位捲入者國破家亡；而追隨安德洛瑪刻的目光，我們也會思考人生中那些最重要關係——夫妻關係、母子關係的修復潛力。

原文：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Mari Otsu擁有藝術史與心理學學士學位，並在紐約王后區中央車站工作室（Grand Central Atelier）的核心課程中學習了古典素描和油畫技法。

責任編輯：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