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落在台北市巷弄內的一家葡萄酒館，下午四點開店、晚上十二點打烊，酒館老闆高仲明親自烹煮下酒小菜。這裡不定時的有小型攝影展。但他從不展自己的作品，「不好啊，太自戀了」。
高仲明，來自香港的紀實攝影師，「酒館老闆」是他來到台灣後的新身分。
擅長拍攝「圖片故事」的他，2021年與妻子移民台灣。「有時候我會接一些攝影的案子，我還有自己的project，所以挺忙的。」同年，他以《慢性港傷》獲台灣第二十屆卓越新聞獎系列新聞攝影獎。
在拍照中找到自信
高仲明長期關懷弱勢貧窮與人權問題，作品屢屢獲獎。2012年他以《豪宅——香港低收入人士的居住環境》系列拿下WMA大師攝影獎冠軍。2013年、2015年皆獲人權新聞獎項。
自2014年起他長期拍攝遊民議題，「其實我都不知道原因，我真的很融入他們，遊民或者是弱勢，他們都很相信我。」高仲明家住香港半山羅便臣道上的高級社區，父親經商，家裡有名車、傭人。環境優渥的他對弱勢卻有莫名的同感，小時候自願當義工陪老人上醫院，「我看見那些婆婆很慘，很可憐，我就會跟我爸爸說，她們為什麼會那麼可憐啊？」
8歲那年，爸爸帶他去看電影《神行太保》，螢幕上劉德華和苗僑偉扮演的熱血記者揭露資本家的醜行，小小年紀的他對自己說：「未來我都希望這樣做。」他立下了當記者的志願。
但他自稱個性很悶又不愛唸書、不擅言詞，「什麼東西都沒有興趣，做什麼都不好，又沒有自豪的。」國中時，他向爸爸的朋友借來相機，「原來我自己好喜歡拍照」。往後他拿著爸爸送的相機，開始瘋狂地什麼都拍，在作品裡找到了自信。
入行第一年，高仲明就獲得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的獎項，「我爸爸就很開心，比賽協會有一本書，我就拿了幾本放家裡，我爸爸就拿這幾本書到處傳給朋友看：『我兒子很厲害』。」
然而三年後父親離世，沒能目睹他日後的成就，成了他最大的遺憾。而同年，他因家道中落，搬離了位於半山的豪宅。
「我知道這個政權是不可信的」
20年的香港攝影記者生涯，任職《壹週刊》期間到大陸報導社會事件，影響他最深。他提起了兩樁往事。
2011年，高仲明與同事前往中國內蒙古拍攝沙塵暴專題。抵達當地，觸目可及嚴重的土壤沙漠化，他目睹當地政府聯合大公司，開著大噸位的車子一趟又一趟地重壓農民賴以為生的土地，直到不能耕種，再以賤價購入。原來他們覬覦田地下豐富的煤礦。而失去田地的農民不得不幫人放羊。「我覺得這是很不公義的事情。」
又有一回，前往河南拍攝兒童注射毒疫苗事件。他們找到一位年約八歲的受害兒童。健康的小男孩施打疫苗後，全身癱瘓，躺臥床上。男孩眼神純真清澈，讓他不忍卒睹，「小孩很乖，我記得他的思路完全清晰，但是動不了，癱瘓了。那一刻，我真的覺得……我真的無法接受。」
調查發現，地方官員貪污是事件主因，「一小撮人貪污就讓一大堆人造成這麼嚴重的影響一輩子的事，這是我沒有辦法接受的事。」高仲明與同事擔心報導將給男孩全家帶來麻煩，於是詢問男孩父親：「你確定要接受我們的採訪？」男孩父親態度堅決，「一定要給外面的人知道，現在我們發生了什麼事。」
臨走前，高仲明與同事掏出錢包裡的現金，塞給男孩父親，但被婉拒了。「其實某種程度上，他都明知道（報導）不會有什麼結果，但他就是想把真相讓人知道。」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深的影響，我知道沒有人幫他們，他們沒有發聲的機會，就只有media（媒體）可以幫他發聲。」他看見了記者為弱勢發聲的社會責任；也看清了極權下的暴政，「為什麼這個政權可以這樣對自己的人民？你做錯，你可以補救，但是你們沒有。我就知道這個政權是不可信的。」
身上及心裡的傷痕
高仲明翻開攝影作品集《港傷》：暗室裡，燈光聚焦在令人驚駭的傷痕：在後腳上、額頭上、手指上、背上，甚至是眼神裡。這是他拍攝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中，遭到香港警方暴力傷害的24名抗爭者的受傷情況。
「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故事，可能有部分人現在在香港的監獄中。」
一名高中生放學回家，路過抗爭地點，一群警察拿著警棍朝他而來，莫名地一陣爆打後，他倒臥血泊中。「訪問他的時候，他不斷地哭，『我沒有去啊，為什麼要打我……』這對我影響很深刻。」男孩的右手尾指骨折並造成永久傷害，無法握拳。後來他與父母移民海外。
傷勢最嚴重的？高仲明翻開一張照片：赤著腳的結實雙腿，右小腿前方一道又深又長的縫合疤痕。「他拄著拐杖來，他這一輩子不能再跑了。」在理工大學的「圍城」事件中，他從橋上一躍而下，逃離警方封鎖。高仲明不知道這名年輕的大學生日後能否正常行走。
此外，他也看見了深烙他們心底的、無形的傷，「每都人心裡都有傷啊，失去自由啊。沒有自由，也沒有未來……」
催淚彈直落腳下
而拍攝《港傷》的背後，也有著高仲明的一段故事，他也受了傷……
2019年8月，一場發生在元朗的抗爭，一場大型的衝突過後，場面平息了下來。高仲明拿下頭盔、面罩，喝了喝水，接著點了根菸，突然間他聽見「啵啵啵」警方射擊催淚彈的聲音。很快地白色煙霧在酷夏熱氣裡蒸騰，一陣熱麻的痛感襲來，高仲明什麼都看不見了，呼吸變得困難。原來催淚彈直落在他腳下。混亂中，幾個年輕的抗爭者快速地衝向他，將他抬離現場。
「我記得當時我附近全部都是記者，但是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事情發生呢？」高仲明的衣服與頭盔上有明顯的「PRESS」字樣。反送中抗爭持續，香港警察日漸失控，無差別地向民眾噴胡椒噴霧，射擊催淚彈、橡膠子彈，用警棍襲擊民眾。這些場面雖已司空見慣，但這時的高仲明仍難掩怒氣。
更糟的是催淚彈化學毒素的後座力，回家後的高仲明全身開始過敏，但他忍了下來，一樣地外出拍照，但漸漸地全身腫了起來，面部腫得扭曲，眼睛腫成一直線，耳朵大了一倍，尿液都成了橘色。有一天採訪回家，呼吸困難的他，進了醫院急診室。「這一刻我就害怕，人都是怕死的。」
醫生建議他不要再到抗爭前線。「但是我是個記者，我很想要繼續記錄香港發生的這件大事。到底我應該如何繼續？」同是記者的妻子建議他，「警暴致使很多人受傷，不如我們試一下記錄香港抗爭者的受傷情況。」於是他們開始了《港傷》的拍攝計劃。高仲明的妻子透過採訪過的抗爭者，找到拍攝對象。幾個月後，他們完成了攝影集《港傷》。
《港傷》一發表，即獲得國際社會極大回響，更獲得了「Sony世界攝影獎2020（紀實組別）專業組冠軍」。美國國會討論香港事務時，都曾經引用其中的照片。爾後在台灣、倫敦、意大利等地方展出。
國安法出台 架在身上的刀
「我沒辦法想像香港會淪落到整個街頭……我不會說是戰地，說是戰地應該還有一個距離，但街頭是如此恐怖。」2019年反送中運動，港人上街遊行、抗爭反對《逃犯條例》。他們憂心中共隨時可向港府提出申請、逮捕任何在港人士，並移交中國審判。自由法治、一國兩制將蕩然無存。
「幾乎每天都有抗爭」，以往高仲明是退後一步的事件記錄者，但這一次「我自己就一定不是局外人，你看到警察好像是他可以隨便拉人、抓人，可以隨便打人，這些都是一些很恐怖的事情，跟中國大陸一樣，可能比中國大陸更恐怖」。
2019年6月9日103萬人上街遊行反對惡法。6月12日上萬人包圍香港立法會，要求停止法案二讀、撤回修例。6月16日200萬港人上街遊行。但高漲的民意，難阻中共高壓的專制蠻橫。
2020年7月《港區國安法》正式實施，中共黑手伸入香港，自由香港宣告結束。「我覺得世界上最重要的是自由與公平，有不公平的事，我作為記者就記錄下來。記者做採訪都是天經地義的，我哪想得到會有國安法呢。」
「攝影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喪失新聞、言論、創作自由，高仲明等同失去一切，「就好像有一種無形的壓力讓你自我審查：我應不應這樣拍？我應不應該在社交媒體上，發表一些言論說這些話？」
惡法如影隨形、無所不在，「這就很像一把無形的刀架在你的身上。我覺得這是最恐怖，比直接不讓你說，更恐怖。」早年到中國採訪，他看透了暴政下受荼毒人們的血淚悲歌。他預見中共黑手下的香港將「慢慢脆弱、慢慢腐化」。於是他與妻子選擇移民與香港生活狀態接近的台灣。
以攝影融入台灣
2021年甫到台灣，高仲明就以《慢性港傷》獲台灣第二十屆卓越新聞獎系列新聞攝影獎。這是他離開香港前的作品：香港大街小巷處處可見的一塊塊灰色圖漆，那是香港當局用來塗銷民眾在反送中運動期間留下的塗鴉和抗爭口號。
主辦單位寫下的得獎理由，「……鏡頭下彷彿結痂未癒的傷痕，想要遮掩的，卻反被揭穿。作品結構清晰，沉鬱跌宕，調性一致，完成度很高。」
接著他又完成了攝影集《後時代革命》：記錄港人因反送中或躲避香港國安法，移居台灣的生活狀況。他以臉部曝光的手法，既保護了受訪者的身分，也傳達了初來乍到、對身分的認同問題。
高仲明出色的作品很快地被台灣藝術界、攝影界看見。來台三年，舉辦了三場展覽，主辦單位包括：台灣文化部及司改會。「如果我在香港的話，根本就沒有機會可以做這個展覽，沒有人敢租場地給你，我相信連很多受訪者都不敢接受訪問。」
三年了，適應台灣生活了嗎？他仍以淡定而緩慢的語調，「以前我沒有很喜歡香港的生活，太快，太緊張了，住的地方太窄，這樣對我來說，是不太舒服的地方，還有很吵，我都不太喜歡。」
「台北人以為台北已經很快了，其實不是，台北對香港來說，還是慢的。我都變慢了。變慢對身心都比較好一點。」憂鬱的神情難得露出了笑容。
這天，趕在酒館開店前，高仲明背上徠卡相機，搭上計程車，在一棟商場大樓前下車後，進入一旁一間不起眼的老舊公寓，直上三樓。推開門，一排排分門別類的攝影器材，映入眼簾。忍不住問他：「你怎麼知道這間店的？！」高仲明靦腆一笑，緩緩地說著一口不甚流利的粵腔國語，「是台灣的攝影同好告訴我的。」
週一的酒館休假日，是高仲明攝影的日子，「我覺得攝影方便我更加認識台灣，可以比較容易融入台灣。」
在台灣自由的土地上，他繼續關心香港、拍攝他最喜愛的街友議題，拍台灣特有的廟會文化、被拆除四落的蔣中正銅像……
預定一年後的展覽計劃，高仲明希望能以「台灣人」的身分辦展，這時的台灣已是他「要慢慢生根的地方」。
責任編輯：李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