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4年07月1８日訊】（大紀元記者陳羽柔台灣桃園報導）2024年7月16日晚間7點50分，電影《國有器官》（State Orgnas）在桃園舉辦首映會，電影放映完後，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主席汪志遠醫師、《國有器官》製片宋美馨女士、活摘器官見證醫師鄭治（前中國瀋陽陸軍總院實習醫生）、《國有器官》導演章勇進參與放映後的座談，與民眾互動，讓更多人了解與關注「活摘器官」的議題。以下是座談會的記錄。
一、 中共活摘的惡行，是為了錢？
對此，《國有器官》製片宋美馨女士分享她以下的看法：
「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是為了滅絕信仰」
「在我們這些年的研究和觀察當中，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目的不是為了錢，是為了滅絕信仰，為什麼他要滅絕法輪功信仰呢？第一，當時煉法輪功的人非常的多，1999年迫害之前，中國大陸修煉法輪功的人數是達到了上億人，超過了共產黨員的人數，這個引起了共產黨高層的妒嫉。
另外，法輪功的核心價值是「真、善、忍」，教人做好人、修心重德，這是根植於中國的傳統文化。宋美馨認為，「我們說的中國並不是現在的共產黨的，中國是那個古老的沒有共產主義的中國，是五千年的中華，或是華夏文明的正統，在這個文化當中有修煉的文化，人通過修煉自己的道德，他可以得到上天的護佑，可以得到生命的提升，這是中華五千年文化中、在正史的記載中，不斷出現的一個文化的主線，是敬天祭神、重德修心的文化。」
「在今天的中國大陸，經過共產黨幾十年的這個無神論和唯物論的灌輸之後，經過幾十年不斷殘酷的運動和鬥爭，在死去了八千多萬中國人之後，再從1992年開始，中國大陸又出現了一個傳統文化的復興、傳統修煉文化的復興，這個代表的就是法輪功，法輪功是根植中國的一個傳統文化。」
共產黨迫害正信 劣跡斑斑
「共產黨是講唯物論和無神論，它跟法輪功這種重德修心的價值是相反的。」宋美馨補充道：「共產黨在他的共產黨宣言中明確的說，他的根本目的是毀掉一切人對於神的信仰。當年江澤民推動了對法輪功的迫害，他認為在共產黨幾十年的歷史中，他想要打到誰不會超過三天，他剛剛掌握政權幹的第一件事，就是屠殺所有的正教的神父、神職人員，殺到幾大宗教都俯首稱臣，僅是宗教人士就殺了約一百萬。所以到後來，在中國大陸，天主教的神父不是由梵蒂岡任命，而是由共產黨來認定；西藏的藏傳佛教的轉世靈童，不是由達賴喇嘛指定，而是由共產黨政府指定；在中國的基督徒，必須說他們先是愛黨後才能愛上帝。」
中國近二十多年來最重要、民族最苦難的一段歷史
此外，對於共產黨長達二十多年迫害法輪功，宋美馨表示，「這是近代中國過去二十多年間最重要的一段歷史，在這段歷史當中，手無寸鐵的這一群人，能夠在走過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最慘烈的迫害，他們不是靠美國、不是靠西方，靠的是內心信仰的力量，這是人類的一個奇跡。」
「他們不但在自己受到迫害的過程中，還幫助很多中國人認清了中國共產黨，幫助超過四億多的民眾退出了中國共產黨，這個退黨大潮正在解體中共，正在改變這個紅色中國的歷史，這是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團體能夠做到的，他做到了，所以這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一段歷史，他是一個民族最苦難的一個歷史，同時也在苦難中恢復傳統的道德，恢復對神的純潔的信仰，得到了神佛慈悲的護佑，從而走向一個光明的未來，這是一段最真實的歷史，我們只是把它真實的呈現了出來。」
二、單方面證據的不足？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主席汪志遠醫師表示：「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這個國家群體滅絕犯罪，這個犯罪的基本特徵，就是受害者被他摘去了器官、殺害了、人死了，執行殺人的這些凶手有種種原因也不願意、不可能站出來。此外，在共產黨這樣一個極權統治下，各方面的消息封鎖壓制，那麼這個（活摘）的信息就不容易得到。其實，有些信息不是沒有，而是有，而且是大量的，但是你不知道。」
鐵證如山：「866個電話取證的證據，其中有66個是直接證據」
汪志遠表示，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經過了近二十年持續的調查，收集到大量的的證據，鐵證如山。目前為止，已經發表866個電話取證的證據，其中有66個就是直接證據，就是參與殺人的這些凶手，或者是殺人現場見證目擊者的舉證，或者是被害者本人的舉證等已經超過66個。（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網址：）
他舉例，如：「二零一九年，哈爾濱市的法輪功學員張秀琴，在哈爾濱的解放軍962醫院的感染科被活摘器官殺害了，在院方清理遺體的時候，人醒過來了，被有良知的醫生發現，這個人就講出了她被酷刑虐待、活摘器官的慘烈遭遇。」「日本的一個經濟評論家去年向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舉報，親眼目睹北京武警總醫院把二十多歲的一個法輪功學員砍斷了四肢的筋、肌腱綁在床上，準備活摘他的肝臟；還有來自上海、目前住在美國加州的移民陸樹寒向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舉報，其嫂子的姐姐是上海普陀醫院的院長，在上海的武警醫院參與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因為不打麻藥，非常慘烈，嚇得她每天晚上做惡夢，就做不下去了……」
醫生自爆：「官方、警方、監獄，一條龍在運作法輪功學員的器官」
二零二零年一月份，汪志遠親自打電話給西安原來叫第四中醫大學，現在叫空軍中醫大學附屬醫院，腎移植科的醫生叫李國偉，汪志遠以病患家屬的身分和他聯繫一腎移植，他就明確承諾說「可以提供法輪功學器官」，而且還說「你們只要膽大，你要敢看，我可以把你領到床頭，讓你看一下，就是二十幾歲的人……」另外，解放軍駐在北京豐台解放軍是307院腎移植科的連絡人陳強，說他們是「官方、警方、監獄，一條龍在運作法輪功學員的器官。」汪志遠問怎麼證明是法輪功學員？陳強說：「到時候我們上面會給你出示他身分的材料」……
當時，汪志遠以追查國際調查員的身分跟他說：「今天給你贖罪的機會」，對方說：「你少來跟我說這些，我是個老百姓，你有本事去找共產黨，中國就是一黨制，我要不摘他器官，我用什麼移植……」絲毫沒有悔意。
「這是共產黨主導的一場超限戰爭」
汪志遠表示，「這是共產黨主導的一場戰爭，超限戰爭。由江澤民親自下令，通過政法委610系統，從中央到地方操控了整個國家的機器和資源，在全國範圍內用活摘器官這種慘無人道的方式大規模地殺害堅持修煉法輪功的人。從一九九九年底開始至今，持續二十五年，全國所有的器官移植的醫院移植中心開足了馬力在做，是多麼慘烈、多麼嚴重、多麼邪惡的事情……」
為什麼說它是國家（主導）的呢？汪志遠說：「江澤民下令我們就有四個調查錄音可以證明，直接指證是軍方總後勤部衛生部的部長講的，還有五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一名國防部長、一名衛生部長、還有現場的目擊者，有一個武警持槍在現場維持秩序，這個人看了整個活在器官的過程，心裡良心受不了，跟我們舉報，還有四十一家器官移植的醫院，移植中心的院長、主任……在調查過程中，他們直接承認了是用的法輪功器官。」
二零一八年，汪志遠親自打電話，就有17個電話錄音，有涉及到11個省12家頂級醫院，包含北京、天津、上海、武漢、廣東、廣西、湖南、杭州……從中國的北邊向南橫跨中國。當汪志遠問：「你們現在用的還是那個法輪功的、健康的、正常的器官嗎？」其中有十個人說，「沒錯，你說的對。你明天來找我，我一個星期給你搞定。」另外六個人，沒有直接肯定回答，但也沒有否認，只是轉移話題，其中一個浙江大學第一附屬院的院長說：「我們這都是檢查過的，你來吧。」
「這只是冰山的一角，不是沒證據，而是大量的證據，你不知道，因為中共的封鎖，很多東西出不來，因為它嚴酷的迫害、嚴酷的管理，比如說這些人參與活摘的這些凶手，一旦有洩露的情況下，他馬上要牽扯到生命，至今為止，有好幾個專家跳樓的，為什麼？就是這些原因。」
讓全社會都知道這件事 讓全社會都起來追究 因為這威脅到全人類
汪志遠表示，相信「在不遠的將來，會有大量的證據出來，到時候全世界的人就會傻眼了，就像當年納粹德國有計劃性的在死亡集中營，把六百多萬猶太人殺死了一樣，在戰前的人們也都不相信，包括波蘭的一個外交官被抓進去了，他混在死人堆裡出來說，也沒人相信，還有美國的大法官是猶太人也不相信，為什麼？超出了人們的正常想像，人們不可能相信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了，你想想看這是多麼慘烈的事情啊！多麼不可思議的事情啊！我打電話調查的這些人，沒有任何的愧疚，沒有任何的犯罪感，為什麼呢？他是國家組織的一場戰爭，你聽誰說過國家組織一場戰爭下來的將軍、士兵殺人多的會犯罪啊？不會，會立功受獎，對吧？同樣的，只不過這一次殺人的方式不一樣，殺老百姓，所以他是祕密地在進行著。」
「其實現在，中國已經把這個事情向全世界在擴散，不光是中國大陸，非常嚴重，是人類的一次大的劫難。」汪志遠希望台灣民眾有幸能參與這個座談，看到這個紀錄片，「每一個人面臨著選擇，面對這樣的毀滅人類道德底線的邪惡，至少你應該從你的良心上、道義上應該站起來揭露他。向你的親朋好友去傳說，讓全社會都知道這件事，讓全社會都起來追究，因為這威脅到全人類，每一個人都在危險之中，尤其是大陸生活的每一個人。」
三、為什麼要「活摘」器官？
「活摘器官，在臨床器官摘取完之後，存活率高，為什麼他不用麻藥，因為那個麻藥劑對這個人體的臟器的功能有強大的抑制作用，如果沒有在血液共用的情況下，他壞損率非常高，所以說當時那個軍隊的命令，就是不惜一切代價，需要活的臟器。」
「如果不是活體，死亡率非常的高」
活摘器官見證醫師鄭治進一步表示：「臟器離開人體之後，規定最長時間，在六個小時之內，必須移植到人體上。如果不是一個活體的話，它的死亡率也非常的高，所以這些情況促成了（活摘）。」
「因為共產黨本身是無神的，當時我們在軍隊軍校，教育的程度沒有這個道德的約束，沒有這個人的這個觀念，所以我們對著這個人體就是可以作為你想像不到的任何的事，因為我在現場的時候，就無法用語言表達的一種血腥和恐怖。我從來沒有想到，你的眼球是這樣取下來的……當時，我的心都要跳出來，如果是正常社會的正常的人的話，你可能會好像都要瘋掉了，很難控制情緒，太慘酷了，對我來講，是刻骨銘心的一個傷痛。」
「但是，我想還有千千萬萬的家庭，還有那麼多善良的人，我想雖然歷經千辛萬苦，真的是九死一生，我逃離了中國大陸的這個恐怖的地方，我知道一旦信息泄露，我和我的家人的生命馬上面臨著被追殺，因為我知道我是面對著整個一個暴力的國家機器，全部的暴力的國家機器，包括公安、國安、軍隊、司法……都會對我痛下殺手。所以我曾隱姓埋名了十七年，今天來到自由、民主的台灣，我真的很不容易。」
「不打麻藥，這就是活摘時才採用的」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主席汪志遠醫師補充道：「『活摘』這個名詞出現於法輪功被活摘的真相，即2006年蘇家屯死亡集中營曝光以後，全球指控中共迫害法輪功學員，這個名字才出現。活著是指的是摘取『活著的』『正常的』『健康的』法輪功學員的器官，用這種方式殺人的一種犯罪叫『活摘』」。
「為什麼要活在的時候不打麻藥呢？是因為麻藥本身的功能，就是抑制神經、抑制功能，你把一個器官取下來移植在另外一個人身上，你希望的是讓他功能恢復了，可是麻藥要是打上以後，它是不同了，麻藥會存留在組織器官裡面，你取下了以後，不可能把麻藥給取下，那麼麻藥就會留在器官裡面，在沒有血、沒有氧的情況下，這個麻藥對組織的抑制作用更厲害、破壞作用更大。但移植到身體裡面以後，你再把血液接上，這個功能它也不見得能夠恢復起來，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不能打麻藥，打了麻藥這個器官很可能就是失敗的。」汪志遠解釋道。
「那麼正常情況下，是不打麻藥的，為什麼呢？無論是車禍事故死了的人，或是你搶救無效的人，他都死了，沒有神經感覺，你不需要打麻藥，只是你用機器呼吸機、心跳擊博器在心跳維持上，讓他還在呼吸血液，還在循環，組織器官細胞還是有血液供應的情況下，還沒有死，那時候就是所謂的『腦死亡』，那時把器官取下來，這個是可以移植的，但是他不需要打麻藥，所以也不存在打麻藥的事情，所以說不打麻藥，這就是活摘時才採用的。」
「中共把活摘作為一種極端的酷刑在使用」
「中共就是這麼殘忍，為了這件事情，因為他不把法輪功學員當作人看來，他認為這是一個敵人，它要消滅他，甚至於從我們得的這個證據看，他把活摘作為一種極端的酷刑在使用。使用酷刑折磨各種方式洗腦，迫使法輪功學員放棄修煉，就這樣的情況下，他都沒有放棄修煉，最後惱羞成怒，把活摘了，為什麼呢？放棄了修煉，轉化的比例，這是他們工作的成績，要立功受獎的，轉化少了就要受批評，或者是得不到那麼多的功勞，他把這個作為一個極端的酷刑，不能說不轉化，最後不轉化把你活摘了。」汪志遠表示，中共活摘沒有說像正常情況一樣在治病救人最大限度的保護供器，或者保護病人。
四、導演製作過程中最深刻的事情
「非常感謝大家來看影片，因為這個片子不管做了多少時間，其實還是為你們做的，要是說過程什麼困難的話，我個人覺得還是第一手的這個證人比較難找。」導演章勇進表示，「我們當然找了大量的人了，但是很多人由於害怕他就不出來了，就不想接受採訪。」
「有一次我印象比較深，我去了在紐約比較偏遠的一個地方找到一個受訪人，當時是別人介紹。我花了四個多小時去了他們家，然後他就表現出非常害怕，說『我不知道、不知道……』」
當時是關於是關於一位武警證詞，有一段是講了這個人被殺害之後，還把他的腦髓吸出來，其中有一個人大概了解一部分，然後他給章勇進介紹這個人，沒想到，找到當事人，卻顯出非常害怕，直說「我不知道這個事，生意上的事情可以談，但是這個不知道……」
此外，採訪鄭醫師的時候，也令章勇進印象非常深刻。「醫師當時跟我說，就是在描述這個事情的時候，他感覺好像自己的靈魂回到了那個活摘現場，所以他感覺非常恐怖，所以整個過程是非常非常艱難，幾次他去了洗手間，然後水龍頭就打開了，我聽嘩嘩聲音，過了一段時間，我能聽到有人在裡面哭，其實當時裡面就（只有）鄭醫生了，第一天採訪進行了一半就中斷了，他就很難再堅持了。」
所以，章勇進第二天再去，採訪完完了之後，「鄭醫師說他以前感覺那種無所不在的恐懼，總是有人隨時要追殺他啊……這種感覺好像突然之間就消失了，好像感覺自己生命的靈魂得到了一種救贖。」這對章勇進觸動也很大，也是他萌發要做這個片子的原因。
此外，章勇進說：「我本來以為這個事情跟台灣關係不太大，我其實也不懂政治，也不太了解台灣的情況，但是我感覺到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在台灣滲透得比較嚴重。有一些人多多少少受到比較大的影響。有的時候，你對它（共產黨）稍微有一點點的認同，它（共產邪靈）馬上就能過來，而且一點點的、一點點的積累，越來越多，好像這個東西日積月累對這個地方、地區影響，我感覺也是很大的。」
但是，冥冥之間，章勇進感覺到好像有上天護佑著台灣，他覺得「這個片子對台灣可能也有所幫助，所以我想這次也把這個片子帶過來，也是希望給台灣帶來一些和平安定，也希望能給台灣帶來新的希望，這是我來的初衷。」
註：
電影《國有器官》（State Orgnas）是一部「活摘器官」的紀錄片，片長達75分鐘，記錄中共殘忍活摘器官及受害者的故事。《國有器官》於今年6月，在美國曼哈頓電影節獲得了「最佳人權紀錄片」獎，此外，榮獲2023年加拿大雄獅獎（Leo Awards）最佳導演和最佳音樂兩項大獎，以及最佳紀錄片、最佳劇本、最佳剪輯、最佳聲效等六項提名；還有藝術電影精神獎、榮譽全球電影競賽卓越獎、美國國際金勳章影片競賽獎等多個國際獎項。
責任編輯：鄭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