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4年12月21日訊】（大紀元記者夏楚君澳洲悉尼編譯報導）在過去一個財年，雇員向澳洲工作場所仲裁機構提出索賠的數量創下新高。

根據公平工作委員會（Fair Work Commission）的數據，上財年的索賠總數達到40,190宗，比上一年增長了27%，是自2010年現行全澳勞資關係制度實施以來的最高記錄。

其中，不公平解僱索賠上升了34%，達到14,772起；與解僱相關的一般保護索賠則增加了10%，達到5,477起。

經濟壓力推動索賠

據澳洲金融評論網站報導，Lander & Rogers律所合夥人莫頓（Sally Moten）認為，這一增長與生活成本上升息息相關。2023—2024財年，澳洲的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升了3.8%。

「當失業對家庭經濟的打擊加劇，人們會更願意為工作權益進行抗爭，」莫頓說。

同時，政府在2023年6月實施的法律變革後，員工有更多機會將雇主告上公平工作委員會。例如，新的規定允許員工對被拒絕的靈活工作安排提出上訴，進一步刺激了索賠數量的增長。

澳洲工商業聯合會（ACCI）會長麥凱勒（Andrew McKellar）表示，企業因日益嚴格的合規要求面臨更多挑戰，導致解僱相關的索賠數量不斷攀升。

「以前處理過的問題或當時看似無害的問題可能會在員工解僱後被重新提訴。」他說。

權益意識提升促進索賠

此外，媒體對勞工法案件的報導增加，促使向公平工作委員會提出的索賠數量激增，因為它讓許多澳洲人更容易考慮提起索賠。

Gadens律所的哈洛斯（George Haros）表示，現在人們似乎也普遍認為， 如果員工無法通過不公平解僱的法律程序維權，對於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員工，尤其是高收入群體來說，提出一般保護索賠相對容易。

年薪超過 175,000 澳元的員工不能向雇主提出不公平解僱的索賠，但幾乎所有員工都可以利用《公平工作法》中的一般保護條款提出索賠。

Maurice Blackburn律所的伯恩斯坦（Josh Bornstein）則分析稱，工會會員數量的下降是一般保護索賠增加的長期驅動因素之一。

2024年8月，只有13.1%的澳洲員工是工會會員，遠低於1976年的51%。

「隨著集體爭議解決的減少，更多員工選擇以個人名義提起索賠，」伯恩斯坦說。他認為，這一趨勢既反映了僱主濫用權力導致更多索賠，也顯示出員工依賴法律手段維護權益的增長。

「（員工遇到麻煩時不再）找工會，而是找律師。」

澳洲工會理事會（ACTU）代理祕書米切爾（Joseph Mitchell）表示，新的工作場所權利的引入帶來了改變。儘管2024年的索賠數量僅比2013年增長了8%，但隨著新工作權利的實施，越來越多員工能夠通過公平工作委員會，爭取更高工資和更好的工作條件。

責任編輯：楊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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