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4年11月11日訊】大陸著名導演陳凱歌在其回憶文章中曾寫道：作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們從小就被告知，愛是有階級性的，階級，是區分愛與恨的最終界限。血族親愛關係也不例外。愛領袖，愛黨，愛自己人。但在階級社會中，「自己人」是一個變量，所以，昨愛今仇的事時常發生，唯一不變的是對領袖的愛。既然愛是暫時的，局部的，特定的，非普遍的，那麼恨就是長期的、全面的、普遍的。愛是毒藥，愛情是墮落，人性是虛偽，仇恨代表正義、仇恨和安全感。在一個人口眾多而格外擁擠的國度裡，以仇恨作為火炬而加以傳遞，其結果就不難設想。

在中共這樣的毒化教育下，父母與子女間、夫妻間、親戚間、朋友間、同事間的人倫慘劇在中國大陸不斷上演，共產黨成立早期就有方志敏殺死親五叔的慘劇，而到了延安時期以及中共建政後的歷次運動中，所謂的「大義滅親」都並不罕見，且尤以文革時期為劇。

然而，受中共荼毒的不管是高官，還是普通百姓，哪個能逃過天理和報應？中共竊取政權後封的十個「開國大將」之一的王樹聲的故事，就是天理昭昭最真實的體現。

誤入歧途

王樹聲1905年5月出生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地帶的麻城。父親早年做粉房生意兼務農，中年時已有水田四十餘畝、山林數塊，屬殷實之家。母親共生育了4男1女5個孩子，王樹聲在家中排行第三。在他6歲和9歲的時候，父母相繼去世。一家人此後靠著身為地主的舅公，也就是王樹聲奶奶的弟弟的幫襯生活。

靠著舅公的幫助，王樹聲，7歲讀私塾，17歲進入武昌高小補習學校，18歲考入麻城縣高級小學，在校長、堂兄王幼安的引導下，開始閱讀共產書刊，並加入該校馬列主義研究會。同年轉入中共黨人董必武開辦的武昌高小補修學校。1925年他回鄉任私塾教師，次年加入中共，並擔任乘馬區農民協會組織部長。他遵循共黨暴力革命學說，領導本地農民運動和組織農民武裝。他每日遊走在農民中，高喊「打倒地主豪紳」的口號，告訴那些深處在大別山閉塞之地的農民要學會鬥爭。

親手砍死舅公

在誤入歧途的王樹聲的鼓動下，其家族一共有五十多人，加入了中共。為了吸引更多貧苦農民加入中共，王樹聲還把自己家裡的田地財產都分給了他們，並親手燒毀了自家的眾多地契、地約，以證明其宣傳的共產邪說是「為人民造福的」。然而，這還不夠，王樹聲在面對自家親戚時，彷彿中邪一般，居然不顧倫理綱常，對親人下手毫不手軟。

當時最令農民們震驚的一件事是王樹聲親手殺死其舅公的事。他的舅公叫丁枕魚，是富甲一方的地主，有農田七八百畝，房屋幾十套，雇有眾多長工短工。丁家能如此富裕，也是福分所致。但在中共的敘事中，大概是為了凸顯中共和王樹聲所謂的「正確」，將其舅公描繪成一個無惡不作的「惡霸」。雖然沒有資料佐證他的舅公是怎樣一個人，但能夠幫襯親人的人，會是個沒有良心之人嗎？

而且在中共農會意圖剝奪其財產時，其舅公如何能不生氣？畢竟是自己攢下的一份家業。仍相信倫理綱常，相信王樹聲不會忘恩負義的他，仗著王樹聲的身分，與農會對抗，又有什麼錯呢？

顯然，丁枕魚沒有想到的是中了邪的王樹聲居然公開這樣說：「我們這些人家裡，雖然有錢有田，與窮苦兄弟不一樣；但是，我們已經懂得，那一切都是靠剝削群眾得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不允許這剝削制度再繼續下去了，要推翻這種不合理的現象，我們願意革命，我已經是在革命……」「請大家放心，我王樹聲脫胎換骨地和農友們站在一個隊伍裡作戰，一生一世永遠不變心！」「就算是親娘，反革命，那也應該處置。」

知曉王樹聲態度的農會成員，於是在晚上點著火把，浩浩蕩蕩前往丁枕魚家，將他家的大門踹開，進屋抓人。王樹聲也一同前往。丁枕魚被五花大綁的捆了起來，他的兒子丁岳平則僥倖從後院逃脫。

丁枕魚被綁起來後，哀求農會的人放過自己。但根據中共黨史的敘述，「還沒等他說完話，就被平日裡對他恭恭敬敬的僕人揍的鼻青臉腫」。丁枕魚又爬到王樹聲面前，希望他看在其舅公的身分讓王樹聲救自己一命，但早已六親不認的王樹聲「只是冷冷地笑著看著他」。

幾天後，丁枕魚被農會宣判死刑，王樹聲親手拿著大刀砍下了親舅公丁枕魚的頭。王樹聲的六親不認，讓那些曾經懷疑他的「革命群眾」打消了疑慮。試問，如果其舅公真的「燒殺搶掠、強搶民女」，自有官府處置，貌似「正義」的王樹聲等私下殺人又是什麼行為呢？在當下的中共治下的中國，王樹聲難道不會被判死刑？

這不禁讓人想到中共宣傳的另一個六親不認的中共早期領導人方志敏。1924年3月，方志敏加入中共，並於次年在弋陽建立農民協會，領導農民運動。他的五叔方雨田是地主，帶頭反抗農民運動，方志敏遂帶領全村貧雇農，手拿鐵叉、鋤頭，包圍了他的大院，將其抓住。

當時，方志敏的祖母和父親都為其五叔求情，但他還是堅決下令處死了方雨生。方雨生到底有多大的罪過，是否應被處死，文章並沒有細說，但從中共對地主的歷次冤殺來看，很可能方雨生並不屬於什麼罪大惡極之列，否則為何連方志敏的最親之人都為其求情？

無疑，王樹聲、方志敏等中共黨人，為了所謂的革命，為了所謂的黨派利益，竟然不惜殺掉自己的親人，這在遵循倫理綱常、孝道為先的農村中，實為罕見。然而，對於王樹聲、方志敏的所為，中共卻大加讚揚，贊其是「大義滅親」，由此可見正是王、方等所信奉的馬列主義讓他不知人倫天理，而這樣的慘劇隨著中共的發展、壯大、竊取政權，從未斷絕。

「五倫」，是中國傳統儒家的理論之一，即「父子有親，夫婦有別，君臣有義，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父子、夫婦、君臣、長幼、朋友，這五種倫常關係乃天下共有。違背倫常之事，不可為。中國傳統的道德價值觀，也是歷代王朝統治者所倡導的，就是注重維護倫常，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仁愛、信義、孝悌，並以此維繫家庭與社會的穩定和安寧。

然而，以毀滅傳統文化、毀滅人類為己任、不講任何道義的中共，在以無神論治國的同時，以「黨性」壓制「人性」，強調黨的利益至上，要求黨員和民眾放棄親情、背叛良知，大義滅親受到鼓勵。這樣的中共對傳統社會的破壞無以倫比。

為中共賣命 甚至去搶錢

殺死親舅公後，王樹聲在中共的邪路上是越陷越深。網上有文章曾披露過這樣一件事：因為經費緊張，隊長派王樹聲和另外一個隊員去搶劫錢財。兩個人都是知識分子，接受任務後想了半天，覺得無從下手。最後王樹聲想起自己的老家有個地主家庭，主人是他的遠房叔父，他小時候常去他家，熟門熟路。

於是兩個人躲在那家屋後的樹林中，等到天黑，才蒙著臉進去喝令主家拿錢。不料這家的老太太認出兩個蒙面客中有一個是王樹聲，大驚下叫出了他的小名，還對他說：「娃兒呀，你要錢，就直接回來跟叔奶奶說，用不著帶上刀槍來叔奶奶家搶呀。」

王樹聲聽後滿面羞慚，無地自容。老太太知道了他們的來意，轉頭和兒子商量，認為這個侄孫子大概是急得無法才來搶的；如果讓清鄉團知道了，反而會弄出許多是非，不如趕緊給他們錢讓他們快些離開。於是老太太拿出密藏的五十元一筒的袁大頭和一包金銀首飾，要他們拿走。王樹聲不忍心拿那包首飾，只拿了那筒現洋，並脫口而出說了聲：「謝謝您家！」便與同伴急急忙忙從後門溜走了。晚年，王樹聲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也講述過這件事情。

既然搶錢時都知道無地自容，那他在殺死舅公時是否也良心不安呢？

1927年，王樹聲參加領導了黃麻暴動，暴動被國民政府軍剿滅，中共麻城縣黨代表等8人都先後被打死，只有王樹聲一個人活了下來。其後，他成為鄂豫皖、川陝根據地和紅四方面軍的創始人之一。北上逃跑被中共美化為「長征」期間，擔任西路軍副總指揮。

國民政府抗戰期間，王樹聲秉承中共不抗日、發展壯大自身的旨意，在太行山建立豫西根據地，擴大武裝。國共內戰期間，任中原軍區副司令員、中原軍區第一縱隊司令員兼政委、鄂豫軍區司令員、湖北軍區副司令員等。

1949年中共竊取政權後，他先後擔任湖北軍區司令員、中南軍區副司令員、中共國國防部副部長、總軍械部部長、軍事科學院第二政委等。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在十大將軍中，王樹聲位列第五。

三個兒子皆不得善終

貌似風光的王樹聲，其實也有難言之隱，那就是三個兒子都不得善終。

王樹聲是在1944年秋天遇到身為軍醫的楊炬的，並對她一見鍾情，兩人開始了交往，之後結婚。兩人一共生育了四個孩子，一個女兒和三個兒子。大兒子王魯光是夫婦倆的驕傲，他自幼聰明，繼承了母親楊炬的才學，文質彬彬，小小年紀就考中了清華大學。但在一次外出時他遭遇車禍，導致高位截癱，終身都只能在輪椅上度過，而且離不開人照顧。

二兒子王楚還自出生起就體弱多病，即便父母家人花費最多的心血，最終還是成為了植物人，早早離世。

小兒子王建初在青年時期就參了軍，時常出現頭痛頭暈的情況，他多次告知父親自己頭痛想要回北京醫院治療，可王樹聲卻誤以為這是小兒子為了擺脫軍人生活偷懶找的藉口，後來又因為種種原因，王建初的病情就這麼被耽誤了。最後王建初患上了精神病，從此痴痴傻傻不再正常。

三個兒子接連出事，對於王樹聲夫婦的打擊可想而知。女兒王季遲是子女中唯一平安長大的，成為了父母的慰藉。

而在中共黨魁毛澤東發動的文革中，彼時在軍事科學院任職的王樹聲為了保護葉劍英，被造反派批鬥，並被拳打腳踢，但在周恩來的保護下，沒有遭受更多迫害。1974年1月，他因患食道癌晚期病亡。

結語

從佛家的因果報應角度看，王樹聲的三個兒子出事且不得善終，以及自己罹患癌症而死，都是自己造下的罪孽的報應，這罪孽自然也包括違背綱常倫理，殺死親舅公吧。而這樣的罪孽，中共黨員中有多少個王樹聲需要還啊。

責任編輯：莆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