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4年10月03日訊】上個世紀的五四運動之後，中華民族對未來的選擇，出現了兩條完全不同的道路。一條是民國道路，結合了儒家思想、傳統信仰和歐洲的古典自由主義。另一條則是中共道路，由法家理念、無神論和馬列主義勉強拼湊而成。

台灣的民國道路，是正統中美文化相互結合的道路。而大陸的中共道路，則是引進前蘇聯體制所形成的道路。這兩條不同道路之間的較量，直到今天還在延續。

政治的基礎是評判是非與利弊的標準，這個標準來源於文化。而文化的基礎，則是信仰。

18世紀後半葉，隨著工業化時代的到來，西方社會傳統的生活方式開始受到工業化的衝擊。而建立在歐洲古典自由主義基礎之上的美國文化，和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之上的前蘇聯體制，則成為了人類社會應對工業化時代浪潮的兩大轉型模式。中華民族在上個世紀所面臨的兩條道路之選擇，就與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轉型模式息息相關。

今年是五四運動105周年，也是中共建政75周年，同時還是民國成立113周年。回顧過去百多年間中華民族的歷史，重溫美國獨立之後的近250年間，人類在自由人道與專制共產之間殊死搏鬥的慘烈進程，炎黃子孫應該不難看到，上蒼在他們祖先留下的土地之上，用他們自身的血脈傳承，為他們的未來所鋪下的道路。

民國道路的文化鋪陳

人類在蒸汽機發明之前，度過了數千載農耕與畜牧的時代。而這段漫長的歲月，從宏觀上講，基本可以說是靠天吃飯的日子。所以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不信天的不多。

從宗教的角度看，美國基本上可以說是一個基督徒的國度。有統計顯示，即使到了今天，美國的基督徒仍占了美國人口的超過60%。但美國文化卻並不是基督文化。美國文化與基督文化的關係，有些類似於中華文化與佛家文化，或中華文化與道家文化之間的關係。

支撐美國憲法和其政治體制的三大支柱：宗教自由、言論自由和政教分離，皆源於歐洲的古典自由主義。而眾多的古典自由主義者，以及後來相當一部分的美國建國之父們，他們在信仰上，都受到自然神論（Deism）的深刻影響。自然神論者所信仰的，是超越於一切宗教之上的神。

美國獨立戰爭之前出版的《常識》（Common Sense）一書，是美國革命的啟蒙著作。該書的作者湯瑪斯‧潘恩（Thomas Paine）就是一位自然神論者。他的名言是：相信有神，但不相信任何一個宗教中的神。因此，潘恩不去任何一個教堂。

起草了美國《獨立宣言》和寫下了「天賦人權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的湯瑪斯‧傑弗遜與潘恩一樣，也是自然神論者。所以，他所提出的「天賦人權平等」這個概念中的天（creator），也是超越一切宗教之上的。

自然神論是歐洲17和18世紀啟蒙時代的標誌之一，甚至在不少基督徒中，也存在著一個基督教自然神派別（Christian Deism）。這個派系認同耶穌的教導，卻不認為耶穌是神。因為，他們所相信的神，是高於宗教的。

在歐美認同或受自然神論影響極深的著名人物包括：古典自由主義的主要奠基者約翰‧洛克；大科學家牛頓、愛因斯坦；大音樂家貝多芬；美國總統喬治‧華盛頓，和亞伯拉罕‧林肯（另見拙作《從天命的視角看美國感恩節》）。

特別要說明的是，這裡所說的神，是西方文化範疇對神的理解。意思是宇宙萬物的創造者，是獨一無二的。而東方文化中所說的神，則一般是指高於人這一層的高級生命。

既然自然神論者相信宇宙是神創的，但又不相信任何一個宗教中的神。那麼就帶來一個問題：自然神論的持有者，是否知道他們所信仰的那個超越宗教之上的天地萬物的創造者是誰？答案，當然是不知道！而恰恰因為這個不知道，才有了美國文化中的宗教自由。

無獨有偶，老莊也不知道天地萬物的創造者是誰。所以，老子只能用一個「道」字代表他的存在。

孔學的基礎是道，而三民主義則來源於林肯。於是，當孫中山將傳統儒學與美國文化進行結合的時候，西方古典自由主義中超越宗教的神，與東方道家思想所追尋的道，就重合了，成為民國道路的信仰根本。

中共道路的理論與實踐

馬克思年輕時曾先後相信過基督教和撒旦教，但後期則是無神論者。馬克思和列寧都認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馬克思高度評價達爾文的學說，他曾在給恩格斯的信上指出：「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包含我們的理論的自然科學基礎。」

所以，無神論是中共的信仰。

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對毛澤東思想有以下定義：「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

那麼毛澤東是怎樣完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這個過程的呢？

馬克思主義首先進入人類社會的實踐，是蘇聯的共產體制。中共的道路，至今也仍然沒有超脫這個所謂蘇維埃道路的影響。而蘇共的列寧主義道路，簡單地講就是：暴力革命、一黨專政和國有經濟。

毛澤東將蘇聯體制中國化的過程，就是用陳勝吳廣式的農民暴動，取代蘇共的城市暴動；用武則天式的嚴酷統治，去揉合史達林的恐怖清洗；通過法家的治國手法，確保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最高目標，是為中共的統治服務。

對於陳勝吳廣，毛澤東的評價是：「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完全是正義的。」但這裡的問題是，陳勝吳廣奮起反抗的原因是自衛。而中共的土地革命，則是先鼓動農民的仇富心理，然後發動農民對地主進行土匪式地搶奪。最後再利用農民對失去搶到手土地的恐懼，幫中共打江山。毛澤東正面評價陳勝吳廣的「揭竿而起」，目的不過是為中共的土匪行徑披上「正義」的外衣。

對於武則天，毛澤東曾說：她「確實是個治國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識人之智，還有用人之術。」武則天曾用飛蛾撲火來比喻那些被她殺掉的官員。她認為，只要她手中拿著高官厚祿，哪怕被她殺掉的官員再多，照樣還會有人來當官。毛澤東對中共官場的控制，就是用武則天的方式，將史達林式的血腥清洗中國化。

至於法家的影響，早在1912年，年僅19歲的毛便以《商鞅徙木立信論》為題作文，推崇商鞅治國的法家理念。而毛在其晚年，又在文革後期的評法批儒運動中，再次高調評價商鞅。毛澤東一生盛讚商鞅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法家思想的核心，是以集權的政治體制，推行國家主義，最後達成強武強兵的先軍國策。毛澤東篤信「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但要使這個來源於槍的政權能夠得以延續，最好的保障方式，就只能是由槍桿子所控制的國有經濟。

所以，在中共的體制下，中共黨魁的另一個頭銜，是軍委主席。

結語

不論是古代的中華文化，還是當代的美國文化，敬畏天地，相信神明都是文化中的人道基礎。古代的皇權來自天之歷數，現代的人權也照樣源於天賦。

西方文化在兩千多年前的亞里斯多德時代，就意識到人性是不完美的。於是，由不完美的人所組成的政府，也同樣無法完美。所以，政府的權力必須受到制衡。而民眾得以對政府權力進行制衡的合法性，則來源於上天所賦予的權利。

人作為個體，沒有上天或神明的幫助，無法克服自己與生俱來的弱點。人類作為群體，其權利之最後也是最終的保障，只能是超越於政府之上的神明。所以，美國作為當今世界的第一強國，其大小公眾會議的第一儀式，就是向星條旗宣誓：美國是神明之下的一個國度（America is one nation, under God ……）。

回顧過去百多年來的歷史，中華民族所走過的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條源自於天道，依靠的是神明的祝福。另一條則基於對所謂按需分配理念的「道路自信」，依靠的是不斷揮舞的刺刀和槍桿子。

哪一條才是炎黃子孫所應該選擇的道路，答案在每個華夏後裔的心裡。

責任編輯：連書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