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3年08月17日訊】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是「經濟學之父」，《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是最早的經濟學教本，但當代經濟學是否遵循《原富》？首先，必須問：「什麼是經濟學？」
何謂「經濟學」？
「什麼是經濟學？各種教科書或有不同的定義。最常見的定義是，經濟學是研究有限資源在不同用途上的運用（的學問）。這個定義其實與古典經濟學的思路並不同。此定義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標準定義，關心的重心是所謂資源配置問題。所謂資源配置問題，是在給定生產力和資源稀缺性條件下，研究各種產品的相對（交換）比例如何在市場上決定，以亞當‧史密斯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關心的重點卻不是資源配置問題。他們關心資源稀缺程度如何可以被人類的經濟活動所減少，或國民如何得以富起來。其實當代中國人更關心古典經濟學家注重的『國富』（國民的財富）問題。」
這是二○○四年七月七日去世的華裔經濟學者楊小凱（一九四八—二○○四）教授，在一九九八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這本教科書開頭的一段文字。楊教授親身經歷文化大革命的折磨，後來負笈美國，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在中國經濟體制轉變的時刻，他之所以本能的關切「國民或國家如何得以富起來」，是很容易理解的。
但，如果要說明亞當‧史密斯和新古典經濟學在思路上究竟有什麼不同，則楊教授要讀者注意「資源是（天命）給定的？抑是（人事）可變的？」這種區分對照，也許只有誤導的作用。事實上，楊教授本人，和當代許多經濟學者一樣，受限於「經濟學是一門選擇科學」的迷思，甚至也還沒有抓住亞當‧史密斯政經思維的主要旨趣。他把亞當‧史密斯所討論的分工發展問題，解讀成是一個權衡折衷的問題。他說，「『兩難的矛盾』有兩類，一是給定資源稀缺程度（或生產力），各種產品之間的生產有兩難衝突，多生產食物，就要少生產衣服，多生產衣服，就要少生產食物。另一種兩難矛盾中，資源稀缺程度不是固定的。比如勞動分工可以提高生產力，因而減少稀缺程度，但卻可能會增加交易費用（成本）。前一類兩難的矛盾是新古典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即資源配置問題。而後一類兩難矛盾是古典經濟學研究的重點。但兩類兩難矛盾都需要人們作出權衡折衷，以選擇最佳的折衷點，這就是經濟學研究的決策問題。」這和亞當‧史密斯的政經分析思路大不相同。
在《原富》裡，亞當‧史密斯雖然也費心討論政策，但他所研究的問題主要是，知見極為狹隘的芸芸眾生，怎麼竟然能夠對他們自己既看不見也沒想到的(當然更不用說權衡的)所謂「公眾利益」，做出正面的貢獻。此處亞當‧史密斯所謂的「公眾利益」，其實是某種人類意想之外的人際互動行為秩序。這顯然不是關於什麼人的決策（或選擇）的問題。實然的科學問題不可能是決策或選擇問題，只有在僭擬了某種超人能力的經濟學者眼裡，實然的科學問題才會被等同於應然的決策（或選擇）問題。
楊教授注意到，對於「國家如何得以富起來」，亞當‧史密斯所給的答案是，「勞動分工的發展是國家富起來的原因，而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是協調和促進分工的有效手段」。這是邁向理解亞當‧史密斯經濟思維的一個關鍵。可惜，楊教授似乎和當代許多經濟學者一樣，未能真正了解「看不見的手」（an invisible hand）一詞（出現在卷四第二章第九小段），而那裡只是它所代表的政經分析原則的一次應用；《原富》第一卷第一章和第二章，表面上它雖然沒有出現，但它所代表的分析原則卻得到較為周全的論述。如果不知道此一分析原則，那麼整本《原富》讀起來的趣味便會失去大半。值得一提的是，它也是海耶克經濟哲學的核心，而海耶克中年以後的絕大部分著作，可以說是用來闡揚該分析原則的。
認識楊小凱
雖然楊教授沒能參透「看不見的手」是協調和促進分工的有效手段，但他對「分工」的研究卻開拓另一片天，在介紹楊教授在經濟學術領域的開疆闢土之前，有必要先認識楊教授。
在一九六八年中國文化大革命之際，就讀湖南省長沙市一中高一的楊小凱，二十歲正值血氣方剛，寫了一篇名為「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字報，批評中國政體的不民主，被當時的湖南領導華國鋒舉報，中共「頭號理論家」康生與毛澤東、周恩來點名批判，責以「思想反動」罪名。於是湖南當局以「反革命罪」判其十年徒刑，先後在長沙市看守所、湖南省模範監獄和岳陽縣建新勞改農場坐牢（關牛欄）。牢中受苦想當然是不堪回首的，倒是當時在牢中尚有甚多高級知識分子被關在內，年輕的楊小凱拜這些人為師勤學苦讀，尤其對數學和英文有重大成效，是他受苦之餘的一大收穫。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楊小凱應當時台大經濟學系主任張清溪教授之邀，到台大擔任國科會特案研究員。張教授回憶說，楊小凱在聊天時告訴在場人士，他現在做的經濟理論大方向，就是在牛欄裡想出來的。當年被關在牛欄裡的人形形色色，有地下反對黨首領、有從事當局不允許的自由經濟活動的民間企業家，有強盜、小偷、不同背景不同政見的政治犯、牧師、作家、教授，還有國民黨時代的官員。楊小凱從這些人身上看到、聽到、感受到許多故事、理想、冤屈、知識，以及社會、政治現象。他暗自盤算：「不管將來發生什麼事，我一定不能讓這片土地上發生的種種動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親眼見到的一段黑暗歷史告訴世人，因為我的靈魂永遠與這些被囚禁的精靈在一起。」後來楊小凱真的靠其驚人的記憶，寫成《牛鬼蛇神錄—文革囚禁中的精靈》一書。該書被《中國之春》主編胡平稱為「描寫共產黨監獄生活的傑作」。
經過這段修練經歷之後，楊小凱居然完成了高中和大學學業。一九七八年刑滿出獄，由於當年陷害他的華國鋒已成為「英明領袖」而不能立刻平反，他以原名楊曦光找不到事做才改用乳名楊小凱。由於楊小凱對經濟理論用心鑽研，發表許多論文而受學界矚目，一九八二年受聘為武漢大學經濟管理系助教。當時美國興起一股吸收中國傑出學子的風潮，擔任該項選才任務的鄒至莊（一九三○—）院士發現楊小凱，乃推薦其至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當時還曾因所謂的「反革命問題」沒平反，出國受到阻撓，最後才好不容易成行，但也連累了同情他、幫助他出國的武漢大學校長被撤職。
在順利取得普林斯頓大學博士之前，楊小凱曾於一九八七到一九八八年在耶魯大學的經濟成長中心做一年研究員。畢業後隨即赴澳洲莫納石大學（Monash University）任經濟系講師，一年不到即升為高級講師，一九九二年又升上教授，其升遷速度在澳洲史上甚為少見，這也足以顯示楊小凱的研究成果確有過人之處。他也曾擔任世界銀行顧問。
楊小凱不僅著作多，品質更為傲人，其所獲的榮譽也極多，不過，楊小凱念茲在茲的，還是「中國要往何處去」。他在被關的十年中想到很多經濟問題，而在普林斯頓大學要寫博士論文時，拿出當年的筆記，發現絕大部分他的「問題」，人家早就解決了，但有一個很基本的問題—分工，卻一直未被深入研究，這就成為他博士論文的主題。不過，因為這個問題太基本了，指導教授認為這麼根本的問題哪還有什麼好研究的？後來每次他上台報告論文進度時，台下的教授就分成兩派，贊成他的與反對他的，吵成一堆，沒有他插口的機會。一般經濟的選擇問題是「多或少」(生產多少)，而分工則是「有或無」(生產這個，不生產那個)，因此通常所謂的「邊際分析法」就不適用，於是楊小凱創建了「超邊際經濟學」（Inframarginal Economics）。二○○三年莫納石大學成立「遞增報酬和經濟組織研究中心」，楊小凱是中心主任。他在一九九八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教科書，就是以此概念為基礎，他自認該書是自馬夏爾（Alfred Marshall, 1842—1924）以來的第三代教科書。
在楊小凱著作中，最被人稱譽，也是楊小凱自認最有創見的，是一九九三年與黃有光教授合著的《專業化與經濟組織—一個新興古典個體經濟學架構》（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a—New Classical Microeconomic Framework），楊小凱自己也最常引用該書的觀點。該書提出一種把古典經濟中關於勞動、專業化以及經濟組織的理論，用一個數學結構組織起來的新分析法。楊小凱也以該理論來解析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並比較中共和蘇聯體制的差異。他指出，由於經濟發展過程是由勞動分工演進過程決定，而市場大小、組織複雜性以及貿易依存度都由分工程度決定，在人類沒這些知識時，私產和市場制度是用來試驗不同的分工組織而得到這些知識的有效方法，但社會主義制度和政府都不能創造它們。不過，當資本主義制度創造了發達的分工組織後，落後國家的政府卻可無償得到這種組織的資訊，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質就是用計畫經濟模仿資本主義的組織，但卻用強盜法將創造這些組織的私有財產剝奪，並廢除公平的市場。
楊小凱對理論和現實問題間的關係有其獨特看法，提醒自己在提供實用性服務時，一定要對理論的侷限性有清醒的了解。他自己作學問時總強調數學模型和概念的嚴謹，不喜歡空泛的「思想、觀點」，但分析實際經濟問題時，卻更信任自己的直覺，而不信任那些簡化得不現實的數學模型。這一位對科學方法有嗜好，曾對那些非數學的思想不重視的楊小凱，在讀了不用數學模型的已故一九七四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海耶克（F.A. Hayek）的著作後，竟有強烈的「相見恨晚，非常欣賞」的感覺，更企圖用數學來證明海耶克的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楊小凱這一篇名為〈我所了解的海耶克思想〉短文是一九九五年十月發表在我主編的《經濟前瞻》。當我看到此文，感到驚訝與困惑，因為海耶克根本不相信人的思想可用數學模式表達，而楊小凱在文中也表示他覺得海耶克的非數學的經濟思想，比現有最好的經濟數學模型深刻得多。雖然楊小凱也在該文中指出，現在用數學模型最純熟的一批經濟學家，在其眼中是思想相當淺薄的一批人，於是他想扭轉此一頹勢。上文提過的他與黃有光合著一書的第十五章，楊小凱就認為是成功之作。儘管如此，我還是認為多此一舉，畢竟這種作法正好與海耶克的原意相違，真不知楊小凱如何化解這個幾乎是「難解」的矛盾？
由於該疑問一直存在心中，當二○○一年初，楊小凱篩選出其經濟散文，以《楊小凱經濟學文集》為書名欲在台灣出版時，我自告奮勇向出版社毛遂自薦作序。在徵得楊小凱同意之後，努力讀完該書全部文章，我的本意就在於由這些篇章解答我的疑問，但仍無法讓我信服。不過，我卻能體會楊小凱為了在全球學術社群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於成為引領者的苦心。經過數年的辛勤努力，楊小凱的確已有相當成就，已在全球具崇高學術地位，並逐漸吸納華人青年才俊形成堅強的學術社群。其實，楊小凱不只在學術圈大放光芒，在世俗政治或政策上也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在全球學術圈大放光芒
我們知道，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放權讓利、向自由經濟傾斜二十多年之後，在物質生活上就已有很大的進步，但也同時顯現出極大的瓶頸，二十一世紀初，關於「後發優勢」和「後發劣勢」的辯論就是對此瓶頸的討論，簡單的說，也就是自由民主體制能否盡早建立和落實的課題。在這方面，楊小凱有著深入的觀察，特別是他出生在中國，對「中國向何處去」這個深切大課題早就關心並逐漸累積豐碩成果。由於楊小凱不是以「私利」作為出發點，在經過十年牢獄的體驗，並且浸淫西方學理和分析工具，以及由歷史的經驗尋求妥適的解決之道，我們已經可以說，經過數十年的鑽研及觀察比較之後，楊小凱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收割時刻，正待揚帆展現他對未來中國體制轉變的能耐。
這由二○○三年九月楊小凱接受《大紀元時報》記者肖靜專訪，分上、中、下刊於128—130期的訪談內容可見端倪。當時中共的十六大允許資本家入黨，楊小凱明指是將「官商勾結制度化」，他認為不實行憲政改革，只學技術而不學習「好資本主義」的制度，中國的經濟只能是後發劣勢，而共產黨的政治資源正越來越少，不實行政黨輪替和黨內民主，將會連體面下台的機會都失去。楊小凱舉史實來說明：為什麼工業革命在英國，而非西班牙發生？
十六、七世紀的大西洋貿易是一個國家富裕的基本動力，凡是沒有大西洋貿易的義大利、東歐的一些城市發展都很慢，而跟大西洋貿易有關係的西歐城市都發展得很快。當時的西班牙在大西洋貿易的條件比英國好多了，為何沒發展起來？主因就是只有大西洋貿易的壟斷還是不行的，英國除了有此條件外，在一六八八年有個光榮革命，之後把王室對大西洋的壟斷打破了，西班牙卻一直都由王室壟斷，此亦即當今社會的國營事業。由於英國的大西洋貿易好處大部分歸於民間，就是一些小私人公司，有的原先是地主，看見有錢賺就投資大西洋貿易。這些人跟王室沒啥關係，當憲政改革後，他們發了財繳稅後，可在議會具政治影響力，這個發展過程出現了很多制度創新，包括王室的財產和國家銀行分開，執政黨不准從事營利性事業，成立企業不要批准，自動註冊，廢除對高利貸的限制。
楊小凱指出，廢除對高利貸的限制以後，就沒有高利貸，限制高利貸，它就有高利貸。他認為中國溫州有很多高利貸錢莊，就是因為中共限制私人搞銀行。而英國的經驗就是你把限制一丟掉，就沒有高利貸了。這些制度創新都是因為一六八八年的光榮革命把它的專制制度改成了憲政制度。楊小凱進一步指出，二十一世紀初中國的問題正好在這裡。中國的三十幾個行業不准私人經營，包括銀行、保險、汽車製造、電信、賺錢的外貿等，不但不准私人經營，它還有嚴格的許可證制度。國營企業沒有許可證也不准經營外貿，由外貿部等少數機關壟斷了太平洋貿易。所以它走的這條路就像當年西班牙走的這條路，那它就很難真正發展起來，制度創新也就很難。
中國早已顯露出「後發劣勢」
楊小凱對中國內部都在講的「中國有後發優勢」深不以為然，他舉一個叫做沃森的已過世經濟學家所提「後發國家有後發劣勢」的觀念。畢竟後發國家可以模仿先進國家，少走彎路，但是你可以模仿制度，也可以模仿技術。日本當年走的就是模仿制度，政黨自由、專利制度，它都模仿，這樣會有後發優勢。但中國就是模仿技術、模仿工業化模式，不模仿制度，就會形成後發劣勢。因為光模仿技術，短期內發展時效很好，但不模仿制度，就等於你造了許多汽車，而沒有建高速公路一樣。制度就像高速公路，沒有高速公路，到一定程度，汽車就走不動了，結果前功盡棄，可能一下子就垮下來。楊小凱以蘇聯為例指出，蘇聯一九三○年代、五○年代的增長率比現在的中國還高，西方搞的大量生產，生產流水線，標準化，什麼泰勒科學管理（在蘇聯稱為定額管理），它都學，僱了很多美國的專家，但是制度不學。制度還是公有制、計畫經濟。它用一種非常落後的制度去模仿非常先進的國家，那增長率很高啊！你去看它一九三○年代，百分之十幾的的增長率，中國現在頂多就是百分之八，蘇聯是百分之十幾，長期平均百分之九。那又怎麼樣，說垮就垮，它一下子就垮下來了。
楊小凱繼續說，中國二十一世紀的工業化模式比當年蘇聯更厲害，它模仿香港、台灣，叫勞力密集出口導向工業化模式，但它制度不模仿的話，有可能這個技術模仿的潛力耗盡以後，就像蘇聯一樣垮下來。中國在二十一世紀初的出口強項是電視機，全世界到處都是中國做的電視機，這是一個後發劣勢的例子，它基本上是進口電視機經濟學生產線，就是模仿技術，但是這些工廠都是國營工廠。它制度上是不模仿的，利用這個，再加上出口導向，想要趕超、跨越。楊小凱認為，長期來說，這種策略是會失敗的，就像蘇聯，技術模仿的潛力耗盡後，制度的弊病就會暴露，所以這叫作「後發劣勢」。後發劣勢中國人不想聽，他們一天到晚講後發優勢。中國在十六大後，又把大門敞開，官商勾結，錢操縱權，用權來賺錢，這個實在很糟糕，也是中國主要的大問題。
我之所以說楊小凱已到具影響力的時候，除了上提對中國發展觀察的深刻外，可由他「被公認是華人諾貝爾經濟學獎最有希望的人選」見端倪。獲得諾貝爾獎桂冠，不但是學術圈裡最高榮譽，是學術地位的肯定，而且在俗世裡也最被尊崇，得獎後的一言一行都具高度影響力，甚至於邀請他們參與國家政策的擬訂。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獎得主弗利曼（Milton Friedman, 1912—2006）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頂著貝爾獎的光環遊走各國，特別對極權國家政府的實施自由經濟政策有所影響，智利皮諾諾契特（Pinochet, 1915—2006）軍政府的實施經改就是一顯例。
天妒英才，中國不幸
以楊小凱現有的學術成就，早已獲得一九七二年諾獎得主亞羅（K. J. Arrow, 1921—2017）、一九八六年得主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1919—2013）的極力讚揚，被推薦並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應是早晚的事。一旦獲獎，聲名大噪之後，發言份量頓時加了好幾倍，北京政權也應會向其請益，楊小凱的建言也就會產生莫大影響力，對於中國免於走入「後發劣勢」泥沼，以及早日邁入自由民主、真正脫離共產體制，都會有意想不到的催化力。
我之所以對楊小凱會有這樣的信心及期望，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上文提過的他對海耶克學理的高度肯定和推崇。高舉自由火炬的海耶克，一生對抗並拆穿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假面具，他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這本小書被認為是自由世界能免於共產主義荼毒的大功臣。得到海耶克思想精髓的楊小凱，當會把握機會推展海耶克思想，而中國走向真正的自由民主大道也指日可待，將「中國的民族主義」掃除也非難事。奈何楊小凱英年早逝（五十六歲而已），我的這個期待也就落空了，這難道不是中國人民的不幸，也是人類的一大憾事嗎？
回過頭來看史密斯在《原富》中對促進國民財富的方式，勞動數量和勞動分工是兩項關鍵因素。用現代經濟發展和經濟成長在追求「國內生產毛額」（GDP）這個狹義的國民財富來說，可用一個簡單的數學式子來表示：假設Y為GDP，L為勞動力，則Y=Y/L．L，Y/L為平均勞動生產力，即每單位勞動能有多少的產出（財富）貢獻，而分工和勞動品質就是勞動生產力提升的要因。文明社會有許多人不勞動，但全部勞動的生產豐富，上下各階級的每人供應也豐富；相反在未開發社會，人人都勞動，但大家都貧困。《原富》第一卷乃以勞動生產力改進的諸原因及勞動生產物分配於社會各階層的自然秩序為研究主題。
再回頭探究「經濟學是什麼？」根據一九八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的轉述，芝加哥學派大將范納（Jacob Viner, 1892—1970）曾說「經濟學就是經濟學家做的事（寫的文章）」（Economics is what economists do.），而芝加哥學派掌門人奈特（Frank Knight, 1885—1972）聽了之後，開玩笑地加了一句「經濟學家則是那些以經濟學為業者」（Economists are those who do economics.)。范納和奈特之所以有機可乘地開玩笑，也許是因為「經濟學是什麼？」這樣的問法有很大的漏洞。如果問的是「經濟學是什麼知識？」則得到的答案也許會正經些。
且讓我們試著問：經濟學是什麼知識？或者問：經濟學者的種種論述，想回答或回答了什麼性質的問題？我們之所以這樣問，是因為經濟學是什麼，端看學者認為經濟問題是什麼而定。那麼，主流經濟學者認為經濟問題是什麼呢？毫無疑問地，最著名的回答出自於英國經濟學者羅賓斯（ Lionel Robins, 1898—1984）。他說：經濟學是研究人的行為的科學，而所謂的人的行為，則是指多樣目的和具有多種替代用途的稀少資源之間的某種關係。這個定義很清楚地突顯出了個別（或總合）資源的稀少性與替代性，以及各種目的之不可兼得性。不過，對照史密斯的《原富》，似乎是狹窄了許多。
（作者是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責任編輯：朱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