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3年04月06日訊】（大紀元專欄作家Stu Cvrk撰文／唐雲舒編譯）為實現領導人習近平的全球霸權目標，中共在過去20年裡發動了一場旨在控制國際組織的大規模運動。

在這場運動中，中共大範圍地操弄影響力及進行賄賂活動，以滲透、控制相關國際組織，並利用它們來推動對中共有利的政策，以及在北京面臨不符合其意願或者令其難堪的問題時幫忙轉移視線並且開展壓制活動。

我們來盤點一些遭中共腐蝕的國際機構，以及中共從中獲得了哪些好處。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創建於1944年，其最初的宗旨是「消除具破壞性的重商主義貿易政策，如競爭性貶值及外匯限制措施等」。

世界銀行（World Bank）為成員國的開發項目提供資金，並幫助成員國應對短期收支逆差的情況。1980年，該組織恢復了共產中國的席位，並在1981年向其提供了第一筆貸款。

不過，中共並沒有像當年支持其加入國際組織的人期望的那樣「民主地開放」，中共政權一直保持著專制的資本體系及重商主義貿易政策，包括操縱（貿易）標準和貨幣、對在中國經營的公司提出繁瑣的國內監管認證要求，以及通過歧視性的政府採購活動破壞自由貿易等，以此來剝削其它國家。北京不斷地從IMF和世界銀行那裡獲得資金，卻不受任何真正的附加條件限制。

中共還從世界銀行的數據造假醜行中獲益。據路透社報導，世界銀行在2017年進行了一項數據造假操作，使得中共在該機構《2018經商環境報告》中的排名從前一年的第85位躍升到了第78位。一個國家的經商環境排名上升，會幫助其吸引更多外資，進而促進其經濟和金融市場的發展。因此，世銀的數據造假活動直接讓中國受益。

世界貿易組織

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宗旨是制定和實施國際貿易準則，以促進貿易進一步自由化並解決貿易爭端。

中共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據稱就是中共在克林頓政府時期在美國操弄影響力（即「中國門」和其它醜聞）的直接結果。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可以獲得「最惠國待遇」，該條款旨在促進成員國之間關稅稅率最小化。從2001年開始，中共出口到美國的商品總額像火箭一樣飛速竄升。然而，專制政權掌控下的中國，並沒有像美國和其盟友在中國「入世」時設想的那樣實現自由化。

中國從世貿組織中獲得的所有好處，都是以犧牲其它國家利益為代價的。根據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說法，「在世貿組織裡，中國從符合其利益的條款中獲益良多，但卻不斷地規避對其不利的限制性規定。」

有二十多起提請世貿組織解決的貿易爭端，都指控中共違反國際認可的貿易慣例。其中多數都是美國方面指控中國通過強制美企和中企成立合資企業並轉讓技術，以這種方式來盜竊美國的知識產權。

儘管中國（中共）變得越來越好戰和獨裁，但美國（拜登）政府似乎更樂於與其合作而不是對抗。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盜竊美國知識產權的）狀況不太可能改善。

世界衛生組織

世界衛生組織（WHO）沒有獨立性，完全依靠會員國和其它夥伴的自願捐款來運作（包括為總幹事和工作人員發薪水）。因此，會員國的情緒和政策偏好對該組織有著重大影響。

據報導，中共對世衛組織真正產生影響力，是從2006年香港籍的陳馮富珍當選該組織總幹事開始的。陳馮富珍是第一位公開支持中共的世衛組織總幹事，任職長達10年。人類研究保護聯盟（Alliance for Human Research Protection）稱，在陳馮富珍擔任總幹事期間，世衛組織宣布「豬流感」（H1N1流感）是「大流行病」；與美國普渡製藥公司（Purdue Pharmaceutical）合作擴大鴉片應用範圍，導致全球上癮者增加；並且沒有對2013年爆發的埃博拉（Ebola）疫情採取行動。中共企圖在未來的「大流行」中引領全球的行動，並刺激（各國）對中製鴉片類藥物（如芬太尼及其化學前體）的需求，而世衛組織的上述及其它誤導性行為符合了中共這些方面的需要。

在現任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領導下，北京是怎樣出於自己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利益考慮、誤導全球在應對「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徵冠狀病毒」（SARS-CoV-2）中出現重大失誤的，媒體已有很多報導了。[註：媒體常用的「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是由SARS-CoV-2引發的。]2020年初，譚德賽稱讚中共「開創了疫情控制新準則」，該做法後來發展成習近平標誌性的「清零」政策，其它國家紛紛效仿。然而，「清零」政策實施近3年後最終歸於失敗，中共當局在2022年12月放棄了該政策。但這一政策不知道導致了多少人的生活被毀（如家人死亡或財務陷入困境）。

據美國布萊巴特新聞網（Breitbart）報導，儘管北京結束「清零」防疫政策後報告的感染數據很不可信，但世衛組織仍然在今年1月份認定COVID-19是「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從而維持其全球最高警戒級別。

就好像從他人死亡中獲利還不能令中共滿足一樣，世衛組織的這一做法，是為了維持其《全球流行病條約》（International Pandemic Treaty）的效力、剝奪194個簽約國的主權，讓世衛組織繼續控制全世界的衛生事務。

《大紀元時報》曾報導，拜登政府準備讓美國加入這一有法律效力的國際條約，把世衛組織放在「駕駛座」上，實際上是讓中共來掌控世界衛生事務。

聯合國

聯合國的「共同議程」報告強調「重新擁抱全世界大團結」「為共同利益共同努力」，和習近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互利共贏」「共同富裕」等說法如出一轍。

這絕非偶然，從中共1971年加入聯合國開始，中共就在持續不斷地腐蝕和顛覆聯合國。中共承擔了大約12%的聯合國經常預算及維和行動經費，是該組織的第二大捐助國，因此對其官僚機構有很大的影響力。

中共把聯合國視為可利用的夥伴，是其實現世界霸權野心的有用工具。例如，聯合國祕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是一名葡萄牙籍的社會主義者，他是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議程」的主要推動者，並推動「以聯合國為基石，建立更強大、更為網絡化、更具包容性的多邊體系」。

旨在應對所謂「氣候危機」的「可持續發展議程」非常符合中共的需要，因為中共在全球綠色科技（包括電池、太陽能板和電動車）開發方面占主導地位。與此同時，聯合國倡導的多邊體系，只有在全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衰落的情況下才能實現，而這也是習近平和中共夢寐以求的地緣政治目標。想不到吧，聯合國的地緣政治目標和共產中國的竟然如此一致。

北京一直在不遺餘力地搶占聯合國官僚機構中的領導職位，以便推進其地緣政治目標。據《外交家》（The Diplomat）雜誌報導，「聯合國的15個專門機構中，有4個由中國人領導，分別是糧農組織（FAO）、國際電信聯盟（ITU）、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P）和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CAO）。」

自2007年以來，中共職業外交官還占據了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DESA）副祕書長的職位，這使得北京能夠偷偷地將其「一帶一路」投資滲透到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中。

中共持續削弱和影響聯合國的決策，以利於達成自己的目標。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在中共承諾10年內提供2億美元的捐款後，聯合國於2016年成立了聯合國和平與發展信託基金（UNPDTF）。

聯合國官網說，該基金為與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有關的項目和活動提供資金，自成立以來在全球範圍內支持開展了多個項目和活動，所涉領域包括「維和安保、快速反應系統、預防和調解、反恐、加強聯合國與區域組織的夥伴關係、扶貧」等。

不過，英國《觀察家報》（Spectator）指出，中國的資金是有附加條件的，「由聯合國（帶頭）推動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倡議，是該基金的優先事項之一。而伴隨該倡議的，是中共掠奪性的貸款操作、強硬的外交和貿易路線，以及潛在的軍事擴張。」這些捐款是「有中國特色」的捐款，例如，為中共的地緣政治目標服務。

中共在聯合國操弄影響力，還為其帶來其它紅利。例如，去年10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以19票反對、17票贊成的投票結果，擋下一項「由西方主導、就中國（中共）侵犯新疆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人權問題進行辯論」的動議。這一投票結果是對聯合國高調宣揚的「普世人權」的嘲弄，因為中共持續對維吾爾人進行「群體滅絕性」打壓（包括把一百多萬人關進集中營），卻能夠一再逃脫罪責。

再舉一個相關例子。據美國之音新聞網報導，今年2月份，非營利研究機構「維吾爾人權項目」（Uyghur Human Rights Project）指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美化中共迫害境內維吾爾人及破壞其文化遺產的行為。

「維吾爾人權項目」的報告指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違反自己的準則，因為「中國（中共）政府摧毀了大量清真寺、神龕、墓地和歷史書籍，並限制人們使用維吾爾語和其它突厥語言。此外，數以百計，甚至數以千計的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和吉爾吉斯族知識分子和文化領袖遭監禁」。

教科文組織顯然是另一個「有中國特色的」聯合國機構。

總結

在過去幾十年裡，北京發起一場旨在控制聯合國及其它國際機構的運動。中共的資金及操弄影響力的做法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受其影響，這些國際機構支持中共、使其能夠推進長遠地緣政治目標。在中共的地緣政治目標中，最首要的就是取代美國的世界超級大國地位，以及用一個由中共專制主義主導的「反烏托邦」體系來代替現有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註：「反烏托邦」（dystopian）也叫做「反面假想國」，是基於「烏托邦」（Utopia）所創造出的詞語，用來形容可怕的社會。]聯合國的「共同議程」目標，北京可以很輕易地擬出來，因為這些目標和中共宣傳的「共同繁榮」等說法高度吻合。

北京的影響力操作，已經使其從許多國際組織那裡獲得了有利的回饋。

作者簡介：

Stu Cvrk在美國海軍服役30年，擔任過各種現役和預備役職務，在中東和西太平洋等地區擁有豐富的作戰經驗，退役前是一名上尉。他畢業於美國海軍學院（U.S. Naval Academy），接受了古典的自由主義教育，具有海洋學家和系統分析員的教育和經驗，這些為他此後的政治評論打下了重要基礎。

原文：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