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3年02月05日訊】陳懋蘅是重慶忠縣人，屬於書香世家，父親民國時當過縣長，主編過《忠縣誌》，在地方上很有聲譽。

陳懋蘅的父母做主，很早就將她許配給該縣天塹鄉陶大老爺的兒子陶奎。陶大老爺叫陶華軒，是有名的鄉紳。他有三個弟弟，陶吉軒、陶馥軒、陶南軒，都是滿腹文章的人，陶吉軒還當過四川省參議員。

陶奎朝陽大學畢業，在磨子鄉完小當校長，人很不錯。他們的婚期定在1950年正月十二。陳懋蘅在重慶讀書的弟弟在外面知道很多新東西，多次寫信給她說，你的婚事不能辦：明明已經解放了，還去嫁給一個地主做啥子。陳懋蘅父親堅決履行婚約，說君子不能悔言。陳懋蘅是個孝順女，就聽從父親的話，嫁到天塹鄉陶家，那年她23歲。

新婚之初，陳懋蘅的父親到陶家來做客，天天和親家陶華軒在亭子樓上把酒談詩論文，非常投機，晚上在燈下暢談到深夜。但是，這種日子很快就過去了，因為土改開始了。土改是1950年冬天開始的。忽然之間，情況就變了。

陳懋蘅回憶說，「我公公陶華軒兄弟四個，包括陶奎這一輩的兄弟好幾個，都被劃為地主。陶華軒是個省吃儉用的人，不吃煙，不喝酒，不打牌，家產都是他幾十年辛辛苦苦積累起來的。

土改分地主的財產，開始人們不大相信，怎麼能把別人的財產拿來分呢？後來看確是如此，很多人就積極起來了。民兵們擁到我們家，把所有值錢的東西都強行搬走。我剛結婚，娘家陪嫁的箱子、雕花床、蚊帳等全部搬走，泡鹹菜的罈子也不放過。我們身上穿的稍好一點的衣服，被當場從身上剮下來，不准你多說一句話，最後把我用的尿罐都拿去了。事先我把一些貴重的東西悄悄帶進城，藏在大姐家，民兵追進城，在大姐家找到那些東西，全拿走了。我公公為自己準備的生塋，好大一座墳，修得很氣派，也作勝利果實分了。墳都要分，他的棺材也給抬走了。」

每天白天晚上都在開會鬥地主。一說開會，陳懋蘅就害怕。她剛到陶家，與人沒有什麼仇怨，積極分子們拿完她的東西就了事，沒有鬥爭她，她公婆和另外一些人就慘了。他們把她公公吊起來打，先把老人的兩個大指拇並在一起，再用一把火鉗把兩個拇指夾住，再用繩子把火鉗捆緊，往屋梁上吊。寒冬臘月，民兵們把她婆母的衣服脫光，只留一件薄單衣，然後把她丟進一個盛滿了水的大水缸裡，再把她的頭壓到水裡，過一陣又提起來，再按下去。天上下雪，水缸裡的水冷得像冰，她婆母60多歲了，怎麼受得了。

「造孽呀！我們全都被押在旁邊看著，不敢哭，只有背過身去悄悄流淚。我陶家的二哥是民國時期天塹鄉的鄉長，也挨了不少鬥。我二嫂更慘，手被點天燈。什麼叫點天燈？在手窩裡裝上油，然後放上燈芯點燈。她還被大針穿進指甲縫，痛得昏死過去。」 陳懋蘅說。

村裡有個好吃懶做的人叫陶文斗，不做農活，在外面要飯混日子。土改工作組說他是叫花子，苦大仇深，給他分勝利果實。他做夢也沒想到一分錢不花就會忽然得到這麼多財產，一下就來了精神，成了最積極的民兵，天天提著棍子在村裡走來走去打人。這個人後來培養成幹部，送到部隊當兵，轉業後在天塹公社當武裝部長。

陳懋蘅說，「地主們起先在各自村子裡挨鬥，後來集中關到我們附近龍洞村的一個大崖洞裡，不准回家。那個大崖洞是一個大岩腔，現在還是老樣子。後來我從那裡過都怕，那裡發生的那些事情太嚇人了。我被強迫上山砍柴，每天做飯給洞子裡送。那些民兵冷，還要我送柴給他們烤火，所以我看到了許多悲慘的場面。」

縣商會的主席朱耀庭是大地主，他的老婆被關在大崖洞。這個女人長得高高長長，挨的打多喲，說不完。民兵們要她把金銀財寶交出來，她早就交完，再也沒有了。民兵就把一條蛇放進她的褲襠裡，再把褲腰和褲腳繫緊，讓蛇在她的下身亂鑽。積極分子還發明一種叫 「舞轉轉」的刑罰，由一個身強力壯的大漢抓住朱耀庭老婆的手，使勁舞圈子，讓她在原地不停地旋轉。這個女人是個小腳，本來就不容易站穩，加上已經上了年紀，哪裡經得住這樣「舞轉轉」，一會兒就昏倒了。民兵們還不放過她，過一會兒又把她提起來舞。

朱耀庭的小女兒不到20歲，還是個閨女沒過門，你猜民兵們怎麼整她？他們把她脫光衣服，捏住她的兩個乳房，把又粗又硬的豬脊毛往她乳頭裡刺，刺一下那個女兒就慘叫一聲。人家還是個黃花閨女啊！這個女兒活著出來，後來跑到外面去了。朱耀庭自殺了，他一家真的是家破人亡了。

陳懋蘅的公公陶華軒、叔公陶馥軒，還有她那個當過天塹鄉長的二哥，後來他們被押到烏楊鎮，天天吊打。已經快過年了，不管日子怎麼艱難，年總還是要過的，她和陶奎就天天等著他們回來過年。到了臘月三十，家家都在團年了，他們卻沒有回來。最後終於得到他們的消息，在臘月三十那天，正是萬家團圓的時候，他們父子叔侄三人被綁到神溪口，就是縣城對面的河壩，和另外幾十個地主一起槍斃了。幾天後才去收屍，他們的屍體在河邊暴露了幾天，已經變顏色了。他們不敢哭，眼淚往肚子裡流，心裡比刀絞還痛。一家三個同時被槍斃，暴屍河灘，這是個什麼年頭？

「我婆母和二嫂都成了寡婦，經常挨鬥，不久死去。1961年，陶奎餓死，我和惟一的兒子相依為命，直到今天。土改時我23歲，現在我已經80了，將近60年來，我從來沒和任何人說過土改的事情，我怕提那些事，說起傷心。」 陳懋蘅最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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