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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學術

吳惠林:人類文明如何演化?

《文明的邏輯:人類與風險博奕》新書封面

【大紀元2023年02月22日訊】美國耶魯大學金融學終身教授、默頓・米勒獎得主、2006年被《華爾街電訊》評選為華人十大經濟學家,現為香港大學經管學院經濟學講座教授與亞洲環球經濟研究所所長的陳志武教授,繼2019年推出的《耶魯最受歡迎的金融通識課》和2020年出版的《受用一生的耶魯金融投資課》兩本暢銷書之後,2023年初再推出《文明的邏輯:人類與風險博奕》新書。前兩本書各厚達461頁和569頁,新書加碼至796頁。前兩本顧名思義都在教授一般大眾認識金融和利用金融投資,新書說的是「人類文明的推演」這個大課題,看似無關金融,是用經濟學視角解釋人類社會的進化,用風險與博奕來剖析和理解人類文明,其實骨子裡還是講述金融。

淺說文化、文明

在前兩本書裡,陳教授已明確指出「金融的本質是價值的跨時空交換」,且從金融的起源講起,透過我們生活中和歷史上的各種案例,闡述了金融的意義和價值、普惠金融、債券市場、基金市場、股票市場、金融衍生商品等與人們一般生活緊密相連的內容,已經隱隱約約觸及人類歷史和生活的演進。這本新書就大開大閤詮釋人類的演化,而以「文明的演進邏輯」作為主題探尋其來龍去脈。

翻開一般字典,「文明」是指「人類進步的狀態」,而「文化是文明所表現的典章、制度和教化」。根據《辭海》的說法,文化乃「文治教化也」,而《劍橋百科全書》,對文化的定義是「一個群體的生活方式,內容包括後天逐代相傳的行為模式以及思想,諸如群體的信仰、價值觀、語言、政治經濟活動,以及器具、技術與藝術形式(後四者即所謂的物質文化)」。雖然沒有一個標準定義,但也有「人類社會由野蠻而至文明,其努力所得之成績,並表現為科學、藝術、宗教、道德、法律、習俗、習慣等,其綜合體,則謂之文化」的一般用語。或者可將文化的內涵定義成「人類生活的全部」,而由文化的內涵與結構的觀點,大致上也可將文化區分為器物、制度與理念三個層次。

器物與人類食衣住行育樂的具體生活有關,而科技已大幅提高人類器物生活水準,制度是指一個社會的典章規範與風俗習慣,藉以維繫群體關係的穩定與秩序,至於理念,是指人生的理想與觀念,如一般所理解的「真、善、美」,甚至於更高層次的「真、善、忍」,透過文學、藝術、宗教、哲學、信仰,得以保存與發揚。在歷史演變過程中,「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富而好禮」無疑是正面發展,而「飽暖思淫慾」則是負面走向。中國半神文化五千年悠久歷史曾孕育出「忠、孝、節、義、仁、義、禮、智、信」等等的倫理道德,其目的無非要讓人民的生活福祉提升,不但一代一代永續發展,而且要愈來愈好,且「物質」和「精神」都應兼顧。不過,人類實際演化過程並不一定朝向正面發展,也不容易以具體數據「量化」。

這本《文明的邏輯》就在探尋人類從數萬年前古怪又混亂的原始人,進展到21世紀井然有序現代社會文明人,呈現出秩序戰勝混亂、文明戰勝野蠻。究竟一代又一代的人類做對了什麼創舉?作者由如何度量「進步」和「倒退」的「評估量尺」之選擇開章,選用傳統的「生產力」(productivity)和他自己新加的「風險應對力」(亦即應對風險的能力)這兩把量尺,並用經濟學的「成本效益評估」工具,來完整地解讀人類文明化進程。作者無疑更偏重「風險應對力」,認為在人類歷史長河中,風險是文明更重要的催化劑。

風險應對力催化文明

本書以十二章循序漸進剖析,以「風險惹的禍:為什麼古代人崇尚暴力?」開文,接著依序就「風險催生的定居農耕」、「迷信作為秩序的起源」、「把婚姻當成避險工具」、「禮制與家秩序」、「宗教興起與避險邏輯」、「基督教排斥金融和反猶的歷史」、「商業市場與文明化」、「海上絲路與全球化的興起」、「金融市場與文明化」、「風險、福利與國家的起源」,以及「文明化進程走向何方」等等課題,以「人類與風險的博奕歷程」為線索,使用資料量化分析和文獻研究分析,經由我們熟悉的創新、商業、金融等現象與歷史,用詳實的資料與資料分析探索文明演進背後的內在邏輯,由「風險應對力」這把新尺規,來幫助我們更完整地解讀人類文明化進程。

如作者在最後一章「文明化進程走向何方」的最後所言:人類上萬年的文明化探索中,生存風險經歷多次轉型,而每次又因風險挑戰催生出新創舉。先是「自然風險」開啟早期文明化,氣候風險迫使人類放棄狩獵採集的原始生活,發明各類迷信與定居農耕。「自然風險」也催生了婚姻、家庭、家族、宗族、私有財產、國家,並將無組織的鬆散迷信轉型為組織化宗教,這些創舉加在一起,大大地提升了人類的風險應對能力,促成暴力的持續下降。到了中世紀後期,特別是歐洲新教改革之後,金融市場加速發展,給人類提供更多的分攤風險、實現人際合作的工具,逐步取代過去基於婚姻、家庭和宗教的避險互助方式,也從此開啟了「人造風險」時代,這也就是「金融危機風險」,而且失業風險、經濟危機風險這些人造風險也伴隨而來。為了因應這些人造風險,19世紀創造了「福利國家」和「中央銀行」,1930年代末又出現了「凱因斯主義」,由政府來「創造有效需求」,於是「大政府」應運而生,而「福利國家、貨幣國家、財政國家」的現代政府全權管控並消除人造風險。同時,婚姻、家庭、宗教等傳統組織與生活方式逐漸式微,人們在探尋新出路。

「大政府」腐蝕文明

陳教授最後提到,無論在北美還是亞洲、歐洲,打開電視和其他媒體,或者參加論壇研討會,看到、聽到的建議多以「政府應該……」,而不是以「民間應該……」的句子開頭,把責任和出路都推向政府,而不指望民間自做創舉。長此以往,文明進程只會延續工業革命以來的趨勢——資源與權力更多集中於現代政府之手。陳教授自問:「這對人類文明化進程和風險應對能力是禍還是福?」

我個人認為「應該是禍」,畢竟政府是由「凡人」組成,無法成為無所不能的神,而且「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舉例而言,「氣候變遷」是多年來熱門話題,2022年11月6日至18日第27屆聯合國氣候峰會在埃及舉行,大會同意設立「損失和損害基金」,聯合國祕書長認為是「向正義邁出了重要一步」。不過,這可能是催生了一個世界級的政府、世界級的稅收機構和世界級的管理體系,來重新分配財富,讓窮國和富國的中下層人民承受不必要的負擔,因而被認為是類似於全球化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畢竟氣候變遷及其成因,在學術界和科學界仍爭議不休,而聯合國的官僚們不顧反對派科學家的強烈呼聲,就強行推出這樣一個徵稅、花錢、滋養官僚主義和跨國浪費的基金協議,而且相信人工可以改變氣候、改變地球大氣的運行、改變地球氣候的長期運作模式,並主導未來地球氣候的轉變和走向,這和當年中共領導人喊出的「戰天鬥地」,「我們一定要戰勝大自然」不是很類似嗎?

關於氣候問題,木身就是偏頗、謬誤、存在巨大爭議,但左派大政府主義者,卻在誤導民眾,讓人們判斷錯誤。以「節能減排」來說,政治目的和利益驅動都非常明顯。當然,人類應節能,但應是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而非減少用或不用。畢竟人口還在增加,必須使用能源,不可能降低能源消耗,「減排」應是減少污染物的排放,扯到碳排放或氣候問題,顯然是有人在模糊概念、誤導民眾,尤其當由而引來的國際強制,以增稅、加大國際官僚主義、膨脹世界政府,或者劫富濟貧、中飽窮國官僚階層的腐敗私囊。難免走入歧路,可能引領人類世界步向國際共產主義之路。

回歸傳統拾回倫理道德

至於社會福利、福利國和政府壟斷貨幣,奧國學派學者早在1940年代就擔心前者會是通往「奴役之路」,而政府壟斷貨幣,早被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F.A. Hayek)嚴厲批判,認為貨幣遭到政府無恥的摧殘,以致貨幣竟然變成延遠的人類合作秩序當中,干擾各種自動調適過程的主要亂源,甚至於更被指責為「國家偷走了我們的錢」呢!當今流行的政府「大撒幣」量化寛鬆(QE)政策其實是「五鬼搬運」的「竊盜行為」,將升斗小民的錢搬到巨富手中,就是政府獨占貨幣的後果。貨幣本是「交易媒介」,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是「承諾」或是「信用」,也就是「倫理道德」,一千多年前唐玄宗開元時期的宰相張說七十多歲時寫出的〈錢本草〉一文,就明說需以「道、德、仁、義、禮、智、信」煎熬,才會是「良藥」,否則會是「毒藥」,而如今「金融病毒」的出現,可以得知金融圈的道德之敗壞,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耶魯大學教授席勒(Robert Shiler)就明確指出,要讓社會繼續前進的「金融創新」,必須將優良的道德融入華爾街文化。至於凱因斯的「政府創造有效需求」,正如他的名言「在長期,我們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是「活在當下,沒有明天」的政策,怎麼可能讓人類文明持續呢?

其實,由「置於死地而後生」、「生命是會自行找尋出路的」之話語,可知「自由人」會自發創新來克服困境而向上提升,而大政府的本質是極權主義,不只會讓人類進入「奴役社會」,甚至走向「毀滅之路」呢!何不大家齊力拒絕所謂的「現代社會進步觀念」這種無神論思想,回歸「敬天敬神」、找回「倫理道德」做個「真人」呢!

回頭再看這本《文明的邏輯》,是陳志武教授花費十六年的歲月,在諸多研究人員協助下完成的嘔心瀝血巨著,文筆流暢,資料扎實、豐富,由其獨創的「風險應對力」來詮釋人類的文明史,提供我們深思人生,很值得一讀!

(作者是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責任編輯:朱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