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提名坎貝爾任副國務卿 關注印太和中共
【大紀元2023年11月03日訊】(大紀元記者程雯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週三(11月1日)提名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出任副國務卿。目前擔任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的坎貝爾素有「亞洲事務掌門人」(Asia Tsar)之稱。在美國忙於應對歐洲和中東地區的激烈衝突之際,拜登選擇提名坎貝爾為國務院的二號人物,顯示對亞太戰略的重視,釋放出華盛頓依然重點關注「對抗中共影響力」的信號。
對坎貝爾的提名已經送交美國國會參議院,一旦確認,66歲的他將接下今年7月退休的前副國務卿溫迪‧謝爾曼(Wendy Sherman)留下的職缺,成為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重要的左膀右臂。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一份聲明中說:「庫爾特是一筆巨大的財富。他對我們的聯盟和夥伴關係的熱情和承諾無疑會加強美國在世界上的戰略地位,並提高我們應對共同挑戰的能力。」
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共和黨眾議員邁克爾‧麥考爾(Michael McCaul)支持這項提名,他說:「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的是,我們國家的最高決策者繼續關注印度-太平洋地區和中國(中共)的威脅。」
「我希望坎貝爾先生將努力推動競爭性行動,讓中國(中共)對其邪惡行為(包括公然違反出口管制和侵犯人權的行為)負責。」
為拜登政府制定以抗共為重點的亞洲戰略
2021年1月20日,在拜登上任總統的第一天,坎貝爾就被任命為總統副助理和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
坎貝爾為拜登政府制定了以對抗中共影響力為重點的亞洲戰略。
其中的關鍵努力包括鞏固並提升了「四方機制」(Quad),這是美國與區域大國澳大利亞、印度和日本達成的更密切的安全合作機制;創建「澳英美」(AUKUS)三邊安全夥伴關係,促進澳洲和英國簽署一項美英協助澳大利亞建造核動力潛艇艦隊的協議;加強與印度發展更緊密的雙邊關係;與菲律賓簽署一項軍事協議,增加美國在菲律賓的軍事基地;並幫助緩解了韓國和日本之間的歷史緊張關係。
這些舉動令中共不滿,今年1月底和2月初發生了中共高空間諜氣球飛越美國本土領空並被美國擊落的事件後,中共方面拒絕進行美中熱線聯繫,美中關係觸底。
拜登政府近幾個月一直在尋求恢復美中對話,並派出高級閣員訪華,以管控衝突,尤其是避免台海危機升級。預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11月晚些時候到加州出席APEC領袖峰會,期間將與拜登會面。
長期涉足美國國家安全和亞太事務
在隨拜登進入白宮擔任印太地區協調員之前,坎貝爾於2013年2月創立了「亞洲集團」(The Asia Group, LLC),擔任董事長兼執行長,這是一家專注於亞太地區的、總部位於華盛頓的戰略諮詢和資本管理公司,其在香港設有辦公室。
2009年至2013年,坎貝爾在奧巴馬政府中擔任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幫助制定了「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戰略。
在更早的克林頓政府期間,坎貝爾擔任過負責亞太事務的副助理國防部長、財政部白宮研究員,及國家安全委員會民主辦公室主任。
在政府以外,坎貝爾還擔任過「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CNAS)——2007年1月成立的國家安全智庫——的執行長兼聯合創始人,並兼任「阿斯彭戰略集團」(Aspen Strategy Group)董事和《華盛頓季刊》(Washington Quarterly)編輯委員會主席。
坎貝爾曾是哈佛大學約翰‧肯尼迪政府學院公共政策副教授,也曾在美國海軍預備役服役,擔任過美國海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和海軍作戰特別情報組組長。
他的主要著作有:《支點:美國未來的亞洲外交之道》(The Pivot: The Future of American Statecraft in Asia,2016)、《艱難的轉型:總統權力初期的外交政策麻煩》(Difficult Transitions: Foreign Policy Troubles at the Outset of Presidential Power,2008)、《硬實力:國家安全的新政治》(Hard Power: The New Politics of National Security,2006)和《獲勝:美國的反恐戰略》(To Prevail: An American Strategy for the Campaign against Terrorism,2001)。
坎貝爾擁有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文學學士學位,並在馬歇爾獎學金的資助下於牛津大學布雷齊諾斯學院(Brasenose College at Oxford University)獲得國際關係的博士學位。
他的妻子萊爾‧布雷納德(Lael Brainard)自今年2月起擔任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在奧巴馬政府期間,布雷納德在美國財政部從事中國問題研究。
對美中關係、中共和習近平的看法
坎貝爾數十年的職業生涯軌跡反映了美國對華政策從接觸(engagement)到競爭(competition)的巨大變化。2021年5月,坎貝爾在出席活動時表示,「被廣泛描述為(與中國)接觸的時代已經結束了」,美國的對華政策現在將在一套「新的戰略參數」下運作,「其主導模式將是競爭」。
當時坎貝爾說道,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應對美國政策的轉變負責,他提到了中共與印度在邊境的軍事衝突、針對澳大利亞的「經濟運動」以及中共「戰狼外交」的崛起。他說,北京的行為象徵著其向「嚴苛力量,或硬實力」的轉變,「這表明中共決心扮演一個更加自信的角色」。
根據坎貝爾接受媒體採訪的公開報導,在談到今年初美中關係惡化時,坎貝爾提到拜登政府對美中關係的評估是:「在習近平主席的領導下,中國(中共)走上了野心勃勃的道路。他們認為美國正在急劇衰落,他們尋求採取侵略性行動來加據(美國的)這種衰退,並在全球政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那種感覺是在幾乎所有方面都要挑戰美國。」
關於美中恢復對話,今年7月包括國務卿布林肯在內的多位拜登高級閣員訪華,坎貝爾透露說,中共方面也想要和美國對話,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想了解美國「對俄羅斯的看法」,因為6月24日發生了俄羅斯瓦格納僱傭軍集團反戈從烏克蘭前線挺進莫斯科的兵變事件。
坎貝爾說,這起事件令中共和習近平非常不安。他引用中國歷史上發生過的唐朝「安史之亂」解釋說:「他們自己知道,一個接近皇帝的軍閥基本上推翻了中國存在100年的秩序。在中共權力委員會中,這一直令他們深感不安。」
不過,在美中對話過程中,坎貝爾認為雙方「都存在嚴重的(對於對方)不信任」,而且中方的「意識形態因素越來越突出」,美國「現在與中國(中共)對話者的討論範圍非常狹窄」,兩國在各個領域的互動「都不會從根本上改變美中之間本質上是競爭關係的性質」。
對於外界不理解的,在俄烏戰爭期間,為什麼中共會冒險和俄羅斯結盟? 坎貝爾的解釋是:「習近平最重要的項目是與俄羅斯建立更深層次的關係,我們討論的是(習近平和普京)兩個人之間的關係。雙方共同關心的是深刻的意識形態認同,其核心是對遏制美國實力的渴望。」
對於印太戰略方面,坎貝爾說,「印太觀念變化最大的地方是歐洲,許多歐洲國家都了解了印太與歐洲互聯互通的本質」,「這就是為什麼在歐洲理事會中,最重要的對話領域之一越來越多地涉及印太地區。」
在談到台灣問題時,坎貝爾提到,美國的情報顯示,習近平已經命令中共軍隊在為台海開戰做好軍事準備。
他說:「習近平主席對我們關心的台灣問題表現出了一定程度的不耐煩和野心。我們的目標與前幾屆政府保持不變,我們致力於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關於習近平,坎貝爾說,「習近平是一位與以前的(中共)領導人不同的領導人」,「他是對自己的野心和目標表達得最清晰、最公開、最直率的(領導人)之一。」◇
責任編輯: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