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3年11月17日訊】（大紀元記者楊清清加拿大溫哥華編譯報導）「我失去了一切。」克里斯汀‧瑟伯（Kristin Thurber）本認為自己的生活相當不錯。她就職於電影業，時薪 41元，曾在本拿比的一棟出租屋住了5年，和鄰居們一起種植花卉和蔬菜。

大溫慈善機構第一聯合社區事工協會（First United）在2022年6月至2023年9月期間對卑詩省698名租房者進行了調查，發現較高的收入並不能使租房者免於被驅逐的命運。在被驅逐的受訪者中，超過四分之一的人表示年薪超過7萬元，其中就98名受訪者的年收入超過10萬元。

據溫哥華太陽報報導， 2022年7月，瑟伯收到了一份驅逐通知，她說房東沒有給出任何正當理由。在疫情期間，電影製作停頓，她失去了工作，把積蓄都花光了，成為一名無家可歸者。」「我租不起任何地方，所以我只能靠朋友的接濟度日。」瑟伯有時會為外出旅行的人照顧貓，「實在不行，我就住在車裡。」說到這，她忍不住哭了起來。

瑟伯曾因長達數月的編劇和演員罷工而無法工作，她希望在勞資糾紛得到解決後，能在電影製作恢復時找到一份新工作。不過，被趕出家門的經歷讓她明白，即使重新拿到一份不錯的工資，也不能保證她能租到負擔得起的可靠住房。

租房負擔能力和被驅逐的恐懼一直是大溫哥華地區低收入家庭苦苦掙扎的問題，在過去的十年中，大溫哥華地區的生活成本飆漲。瑟伯說：「我是一個年收入超過10萬元的正直公民，卻找不到一個負擔得起的住處。這真是令人痛苦不堪。」　　

 數據顯示，無論收入如何，許多驅逐行為會帶來可怕的後果。40%年收入在2萬至3萬之間的租戶被驅逐後無家可歸。年薪8到9萬、年薪9到10萬之間的租客被驅逐後無法在短期內找到新住處，這一比列分別為20%和18%。一些人說，他們被迫住在汽車或拖車裡。

報告的撰寫者者、第一聯合協會變革與法律部主任薩拉‧馬斯登（Sarah Marsden）說， 許多被驅逐的租房者被迫搬到其他城市尋找新的住所，他們往往會面臨孩子教育、通勤和網絡支持等問題。不過，城市租戶搬到大溫哥華以外的地方不一定能找到負擔得起的選擇，根據報告中的「驅逐地圖」，從納奈莫（Nanaimo）到坎盧普斯（Kamloops）再到喬治王子城（Prince George），各地都出現了房租大幅上漲的情況。

在近三分之二的受訪者中，他們被驅逐的原因是「業主使用」，即業主因個人原因需要租戶的住房而要求租戶搬遷。

倡導者擔心，這是房東用來趕走長期租戶，以便向新租戶收取更高租金的最終手段。但是，一個代表房東的組織否認了這些說法，並指出如果房東被發現將這些空出的單元出租給家庭以外的人，將會受到嚴厲的經濟處罰。

調查還發現，因未支付房租而被驅逐的比例不到10%。報告稱，高收入者被驅逐的普遍現象表明，這些租戶被要求搬走的背後一定還有其他因素。

驅逐與收入無關

數據顯示，2022年有近四分之一的被驅逐者年收入在7萬元或以上，2023年迄今被驅逐者中這一比例躍升至40%。安德烈婭‧雷默（Andrea Reimer）有切身體會，高薪工作並不能保證不被驅逐。

在她擔任溫哥華市議員的 10 年間，她面臨了不下4次的驅逐。在她任職市政廳的十年間，議員們的薪水各不相同，但她在擔任副市長期間的收入高達11.8萬元。

雷默說：「即使在我擔任議員並有錢進入市場的時候，有一次我們搬家，能找到的最便宜的房子也要相當於我當議員收入的一半。」

現任卑詩大學（UBC）公共政策與全球事務學院兼職教授的雷默說，在大溫哥華租房感覺就像在玩「音樂椅」遊戲，「當音樂停止時，是否能獲得一張空椅子往往取決於你擁有的金錢和機會。」◇
 

責任編輯：李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