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大學》

要如何做到明德親民以止於至善？蔣中正釋義曰：「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這就是講止於至善的程序和功效，乃是正心修身的法則，亦是格物致知為學治事的工夫最重要的一段。」

蔣公在《科學的學庸》的附錄《大學章句》中說道：「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慮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終，我們如果不先知所止，不預定目標，既不知本末，又不知先後，這樣做事怎樣能夠分別是非、判別得失、肆應咸得其宜呢？所以任何一件事，要看清本末，分別先後，更要能貫徹始終，然後才能有成……」

在復興民族過程中，會遇到很多困難。有人一遇到困難，就會灰心喪氣，懈怠意志，不去想辦法克服，也不懂得振作自己。本該好好修身明德，也不想主動修繕自己；本該好好親近百姓，卻也不會主動地善待百姓。似乎是否明德、是否新民都無所謂，蔣公認為「這種消極的心理，不是做人，更不是做革命軍人所應有的精神。」

蔣中正深知普通人做事有一個弊端，往往有始無終，所以難以獲得成功。「如果我們心無定向，不知所止，凡遇有一些危險困難，便畏難卻顧或灰心懈志、不能奮鬥到底，這就是有始無終，亦就是不知所止，那麼你過去一切歷史和成績，都要毀於一旦，任何事業，便永無成功的希望！」

他舉例說道，譬如軍事教育和練兵，如果只教一些學科、作戰的技術技能，不能從內在的良知和德行著手，發揚他的天性，在日常中實踐真理（天理），也就是不知道明德、親民是成功立業的基礎，自然也就不曉得對國家和人民的責任，也不知道尊卑上下之秩序，「那麼，這種軍隊隨時可以作惡為非，害國害民」，甚至還有可能被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還渾然不自知。

「明德是修己，新民是治人，你自己不能先修其身，當然不能感化社會，使眾人信服，既不能善處人與人之間而得到尊重，就無法改造社會，管理眾人。」

蔣中正在演講中回顧了孫中山總理曾經講過的話。孫中山知道中國人有一個最大的缺點，不知所止（不知道應該依附哪一種思想，作為精神和行為的導向）所以做事有始無終。所以孫總理特別告誡國人「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

在當時，有不少外國人一來到中國，就譏諷中國人缺少科學智能。在蔣公眼中，外國人所認為的科學方法和智能，「中國自古就很完備了，在大學裡面，所說的道理，群己內外，本末先後，逐層推展，層次何等分明，這些科學的組織體系又是如何的自然而精密。只怪現在一般學者和我們軍官不知寶重，不能發揮，以致做人不得正道，做事沒有效能，結果不僅個人——就是國家民族，亦要被人家來譏笑輕侮與壓迫！」

蔣公引述王陽明所說的一段話：「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之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為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王陽明詳細地解釋了這段話的意思。蔣中正認為這段文字，「不僅其對於為學的程序極為重要，而且對於學者思維的法則，更有密切關係，補益不淺。」因此他又補充了個人的理解。

他說：「我們先能由格物致知的工夫，求得真知灼見，把握住這一個獨一至善之理，確定中心的信仰，這就是『知其所止』，也就是『止於其所當止』，然後在事既有不易之理，在心自有不易之趨，這樣心才能定。這就是『知止而後有定』的意思。換言之，『知止』乃是求得真知，止於真知。如何可算為真知，就是知道真理。在陽明所說『我心之良知』就是真知，亦就是真理所在。因為必須認識這是真理之後，其心乃能堅定不撼，這樣真知，亦就是良知，惟有求得這個真知，才能說是『窮理知本則知止』的『知止』了；亦惟有這樣『知止』，而後才能『集義養氣則有定』，以定其心，其心既能堅定不撼，然後妄念不萌，外物不搖，而能澄澈光明，虛靈燭照，這樣就能做到靜的工失，所以說定而後能靜。靜了之後，此心便能泰然怡然，無入而不自得。這樣就能進入了安的地步，所以說『靜而後能安』。安了之後，對於事事物物，便能深思遠慮，精究熟察，調處一切，無往而不得其宜，亦無往而不收其功。這就是所謂『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的意思所在。這亦就是我時常引用吳草廬所說的『窮理知本（原文為『知言』）則知止，集義養氣則有定，定則靜矣，靜如止水，安則無慮而不自得也』的意義。」

參閱資料：《 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六《科學的學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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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