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2年08月30日訊】近期，中共國對台灣某些農產品祭出「禁止進口」命令，此舉引起台灣內部的騒動，在一片譴責聲中，卻也傳出「中共國不再讓利」的聲音。顧名思義，「讓利」就是一方將利益給予另一方，亦即一方受損，另一方得利。不過，貨品的進出口買賣，只有單方面得利嗎？不是買賣雙方都有利的「互利」行為嗎？即便是中共的「政治行為」購買方式，對中共國人民都沒有利益嗎？當然不是！

管制政策要不得

記得台灣本土名作家黃春明的小說《蘋果的滋味》被搬上螢幕時，畫面中男主角咬了一口蘋果，那種「滿足、享受」的表情讓人永遠難忘，因為那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嚐到蘋果的滋味。那個時代的台灣禁止蘋果進口或者受到嚴格的管制，一般人要嘛買不到、要嘛無力買（價格高），這都是政府的「管制政策」造成的。

之所以會有進口管制，是因為對於國際貿易的「進出口」，很普遍的認定「出口是好現象」、「進口是不好的」，而「出口大於進口是順差」、「進口大於出口是逆差」的習慣說法就是明證，因為「順」是好的，而「逆」是不好的呀！這可能是由於「出口」是「我們的東西賣出去換到錢」，而進口則是「我們將錢給了對方」，前者好似「賺了錢」，後者則是「虧錢」。這當然是極大的繆誤，其間忽略了實實在在的「東西或產品或物品」，而身為「消費者」的人，不是要消費「實實在在的東西」嗎？進出口指的是一方以實實在在的東西換到了錢，另一方則以錢換到實實在在的東西，不是兩邊都獲得各自想要的嗎？不是都有「利得」嗎？

在自由市場裡，商品交易或商業交易總是有利於買賣雙方的，雙方都是覺得「值得的」，否則不可能成交。這裡所謂「值得的」，是說買方在拿出一筆錢買到一份物品的時候，他總會覺得：他所捨的東西其值小，所取得的東西其值大。相對地，賣方在拿出一份物品賣得一筆錢的時候，他也是覺得所捨者值小，所取者值大。若有一方覺得「不值得」，買賣就做不成。所以，買賣或交易，其實不是等值的，更不是一方的利得來自對方的損失，而是雙方都有所得。

自由交易是「互利」行為

照理說，這個事實我們每個人應該都可以從自省中體會到，但在日常生活中，畢竟有人不會經常反省而有所蔽。人在有所蔽的時候，再淺顯的道理，也不會懂。譬如：當一個人生病看醫生買葯吃時，就想不通他所花的醫藥費，不是醫生和葯房要他花的。而醫生和葯房賺的錢，不是因為他的病痛，而是因為給他消除病痛。進一步說，有所蔽的人如果是賣方，當他在某情況下不得不賠本賣出時，他也想不通要他賠本的不是當時的買者，而是他自己的經營失算。畢竟買者並沒給他賠本的痛苦，而是減輕他賠本的痛苦，若無此買者，他會賠得更多呢！

這兩個比喻應可說明在自由市場，商業是有利於雙方的基本原理了。至於「一方的利得是另一方的損失」這個說去，可以適用於盜竊、劫掠和戰爭。盜竊和劫掠得到的東西，是失主的損失，而戰爭的勝利，則是敵國的敗降。原本盜竊、劫掠、戰爭這些罪惡行為與商業不僅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而且是像黑暗與光明那麼相反的兩回事。不幸的是，「商場如戰場」一直被人們琅琅上口，而「商戰」也早是慣用說詞，不但將同業競爭比喻為「商戰」，而且把買賣雙方的關係看作戰爭。

「商戰」謬見

18世紀的鼎鼎大名作家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在他的《哲學詞典》「祖國」這一條目下寫著：「要做一個好國民，就要希望本國以貿易致富，以武力致強。明顯的，一個國家如果不犧牲別國，就不能致富；如果不加害於別國，就不能稱強。」伏爾泰因為揭發一些古老的迷信而享盛名，卻不自覺地陷入一個最可悲的謬見，他竟然把國際貿易與對外戰爭相提並論，認為都是要犧牲別國、加害他國！

另一位19世紀的大人物拿破崙三世(Napoleon III, 1808~1873)，更說：「一國輸出的貨物數量，與一國為榮譽和尊嚴而對敵國所能發射的砲彈數量成正比。」也就是說，為了本國的榮譽與尊嚴，對外發射的砲彈愈多，則輸出的貨物也就愈多。

伏爾泰和拿破崙三世這兩位高高在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發出的聲音是非常宏亮的，學院內的經濟學人和經濟學教義，無法壓抑它。歐陸的情形是如此，連出產經濟學始祖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9~1790）和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的英國也是一樣，英國貴族的典型見解，都抱持著對商業的謬見。

不幸的是，在中國，當嚴復把亞當･史密斯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譯成中文引進中文世界的同時，也有人將「商戰」觀念也譯介進來，更經常被時髦人物以口筆傳布成為新思潮。其實，由史密斯的《原富》通常被譯為「國富論」就可見其一斑。

國際主義非國家主義

史密斯這本經典所討論的財富問題，不是以一國為本位，而是著眼於多國，因此他這部書名上用的」Nations」是多數式的，有著「國際意義」是國際主義的，而「國富論」這個譯名中的「國」字，卻有著「國家主義」的意涵，有導向「經濟國家主義」的危險，而「國家至上」也就理所當然了。

奧國學派宗師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早在1944年就指出，在「國家至上」的世界，即便是民主政府，在充斥貿易壁壘和移民障礙、外匯管制和剝奪外資的時代，幾乎每個公民基於自身利益，都渴望外國政府可能用來傷害他的這些措施遭到廢除。所以，幾乎每個公民都渴望本國力量強大、領土擴大，於是委給政府更多權力，擴大政府強制與脅迫領域，在經濟民族主義或國家至上主義下，政府控制愈來愈多的商業活動，而且採取「以鄰為壑」的經濟政策，德國是最代表性的國家，在「經濟國家主義」作祟下，爆發出兩次世界大戰，也坐實了「商戰」的現實。

跳脫「讓利」陷阱

不可否認的，在戰爭中，至高無上的目的是在毀滅敵人，任何手段都可採取，而「兵不厭詐」是歷來戰略的箴言。商業，是我們人性中理智運作的產物，把商業比作戰爭，不僅是比類不倫，而且嚴重地破壞商業道德。如果「兵不厭詐」也可用到商場，還有什麼商業道德可言？如今盛行的妨冒、假貨、偷竊技術等等，顯然是違反商道的。不過，若把商場看作戰場，還有何話可說呢？也許就在錯誤觀念誤導下，才有如今這種令人遺憾、卻被視為正常的現實吧？！

人類或有所警覺，乃有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出現，使國際貿易向自由貿易前進，可惜的是還是有著濃濃的「重商主義」的味道，尤其2001年中共國加入後更是陽奉陰違的發揮「新重商主義」的戰略，鯨吞蠶食全世界，成就其超英、日趕美的全球第二經濟體，進而威逼利誘全人類戕害自由、人權，將「假惡鬥」的本質盡情發揮，「欺騙」、「不誠信」、「不講道德」，在錢財積累雄厚實力下，利用高科技工具監控人民，其念茲在茲要統一台灣，各種統戰伎倆紛紛出籠，而「讓利」只是其中一種手段而已。

其實，這種「放長線釣大魚」的伎倆，台灣民眾早已心知肚明，為何還是擺脫不了？是不是就像一般的「詐騙」，明知有詐，卻還時不時的有人上勾呢？而「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不能接」大家也都很清楚，為何還會落入陷阱呢？看來恢復傳統倫理道德，人人當「正人君子」，讓「正念」常在我心才能阻絕啊！而中共的早日滅亡正是先決條件，所以講清中共邪惡本質、戕害人類的真相，讓世人儘快清醒過來、拒絕受迷惑，並拒絕它，進而推倒它，是多麼重要的事呀！！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責任編輯：朱穎